■董彦伶/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一、简述

明朝开始，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忌讳功臣夺权，大权失控，欲通过废除丞相制来加强巩固君权，并由皇帝直接掌管政务，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相当于决策、议政、行政分属于自己和六部，将宰相权从事实上分割替代，后有明成祖朱棣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等人入午门直文渊阁，参与机务，称内阁，真正由此内阁制度确立， 但此时内阁权力极小，发展不完善，内阁更像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不是权力机构，皇帝总揽一切大权，掌控一切军政事务和法律施行。又经历明宣宗、明仁宗、明代宗，这时内阁所代表的文官政府权力不断提升，当某个皇帝疏于国事时，下面的内阁大臣就会通过讨论、起草等议政方式来辅助皇帝的决定，给出一定的参考意见， 到嘉靖年间内阁组足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皇权的部分决策。从明英宗李贤开始，内阁成员渐有轻重之分，开始有首辅、次辅、群辅之分。首辅职权最大，内阁的主要权力集中在首辅，次辅和群辅的意见几乎对于首辅的票拟权影响不大，甚至听命于首辅，沦为附庸。再到嘉靖年间权臣严嵩成为内阁首辅后，由于嘉靖帝自身无心政事，专于炼丹修道，并亲信严嵩，致严嵩在严世蕃等文臣辅佐下专政数十年，帝国运行最高代政者即为严嵩，因此内阁权力猛增。后徐阶、高拱等人，至张居正任首辅期间，由于张居正改革，万历皇帝即位时年纪尚幼，万历前十年大多由张居正代政并推行改革，并有万历帝共同推行新政，使得张居正称为明帝国运行实际执行者，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一直直到明朝灭亡内阁制一直存在，是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中后期内阁影响力不断扩大。

《明史·职官志》：内阁大学士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由此可见，阁臣拥有起草诏令规劝辅政等作用。

二、内阁条件

就此由于内阁体制的形式，一般想成为首辅或次辅或内阁成员，普遍取决于几个条件：即出身——一般指科举成绩良好，如庶吉士或开榜时位居前列，然后在翰林院任职之类（《明史》 记载： 成祖入京师，擢解晋为侍读，命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扬荣、胡俨并值文渊阁，参预机务。内阁（参）预机务自此始。又载：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家，不置官属）。二是师生或同乡关系支持，关系着这个人未来可能成为哪个朋党或者谁的附庸，如若成为谁的门生或幕僚及盟友，也就代表身后分支错节的庞大政治利益集团（未来明末的东林党便算官僚政治联盟之一）。三是资历和政务经验水平的竞争，当一个普通庶吉士进入文渊阁时，他其实离成为首辅还有很远的距离，他需要很长时间的蛰伏待机，在其位谋其事，还需要等到前面的官从那个位置退下来了，譬如前面的官员退休、重病、判刑、外放等，在前面的官或这个人的上级在位时还能够为自己举荐美言，并能够得到皇帝对自己的一定印象和认可，然后他才可能向前一步晋升到前面去，一步一步等前面的都离职，他就有足够资历或机会走上仕途顶峰。四是皇帝的直接信任和赏识，虽然到了明中后期，不少明朝皇帝更加怠政，追求个人主义生活居多，但皇权还是至高无上，皇帝对于手下大臣的拉帮结派，利益斗争有提防和忌惮，忌讳通过“朝堂一边倒”来制衡皇帝决策的可行性，这时皇帝需要一个私人秘书或者可靠亲信传达圣意，并辅助皇帝治理国家，这个人也就既代表君意，也代表明朝的文官群体的大多共识，还能得到一部分宦官的支持，没有通过宦官对皇帝的了解，想当内阁首辅也是不现实的。另外还有就是每个人的各显神通了，例如夏言、徐阶等的青词水平由于嘉靖帝自身对于崇尚修道奏天需求他们得以被赏识（《明史·宰辅年表》统计，嘉靖十七年后，内阁14个辅臣中，有9人是通过撰写青词起家）。

三、内阁与皇权、宦官之间的关系

（一）内阁与宦官

内阁还受制于司礼监，也就是内阁与宦官之间的矛盾，据《明史·职官志》：“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与内监与批红，而相权转归寺人。于是朝廷之纲纪，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因为内阁虽有票拟之权，但还需皇帝的批朱才得以生效，明中后期多数皇帝倦怠国事，批红权大都旁落到司礼监之手，所以司礼监掌印、秉笔太监代批权在很大程度上平衡内阁的权力，所以几乎大部分文臣都要趋奉宦官，外廷有内阁，内有司礼监，相互对称，有外相与内相之称，形成两大政治势力或者称为双规政治体制，而因此大批权宦产生，如王振、刘瑾、汪直等家喻户晓，权臣严嵩、张居正也登场。张居正在位时也与冯保这种司礼监交好，而因为内阁与权宦之间的微妙关系使得明朝灭亡阉党专权是其重要原因，政治内斗接二连三。内阁（文臣）与宦官交替操控政局，互相牵制，党同伐异的你争我斗在明朝此起彼伏，永无休止。官员的贬谪更替，政局动荡促使明朝后期吏治更加黑暗，直到晚明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宦官专权到达顶峰，即使是内阁大臣也不得不几乎完全听从宦官。

（二）内阁内部

然内阁内部关系也是错综复杂，派系林立，每个阁臣为了坐稳和走上更高的位置，“官本位”政治理念的熏陶，网络党羽，结党营私的现象层出不穷，同乡、幕僚、师生、上下属之间及周围形成任人唯亲的朋党势力借此打击政敌，玩弄权术，明争暗斗，弱肉强食直至敌人彻底灭亡，其中尤以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时期内阁倾轧最为激烈严重，出现大量名臣杨廷和、张璁、夏言、高拱、张居正等，他们不仅铲除异己、买官卖官、任人唯亲，还利用职权大肆囤地，挥金如土，尤以严嵩、徐阶两家最为严重。但皇帝还是居于权力顶端，想要占优势，还是要得益于皇帝的宠信和倾向，越得宠内阁在任时间越长，反之随时一无所有。这样皇权、文臣、宦官形成三角，文臣和宦官永远处于既合作又制约的矛盾双方，使皇帝永远大权集中于自己，而内阁和宦官也无法凌驾皇权，二者谁都不能威胁或要挟君主本人的废立。

（三）内阁与皇权

明朝中后期多数皇帝在嫡长子制即位下容易出现年幼、懒政等个人政治欲望或能力偏低的现象，内阁作为除了太监以外的近臣作御前顾问，代行皇帝的部分政令起草和实施，作为传达圣意的一种中介，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代表皇帝的一些意思，明朝规定：内阁大学士为近臣，“不为置僚属，亡后治”，“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这样决定了阁权不可能转化为相权，票拟之权局限于此。但皇帝掌握最终的批红权，内阁权力基本牢牢地在皇权限制之下，政令一般由首辅和皇帝共同推行实施，如万历新政。

四、小结

内阁在整个由明成祖朱棣设立开始一直到明朝覆灭都是一支在国家机器运转中起重大作用的力量，但并不能和前朝的宰相同等看待，宰相所具备的总揽全国政务等权力，内阁并不具有，内阁也不能独立发挥作用，在内阁发展前期仅仅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常备顾问而已，到后期更多是皇帝用来制衡宦官之权的工具，防止大权完全陷入某一边而已，并且只是短暂代理皇帝的一些决议，辅佐明朝政府职能维持，它是连接皇帝和六部官僚系统中间的媒介，内阁成员人数多则七八个，少则两三个，人数不定，升降去留也凭皇帝意愿，人员不固定也不是法律化的独立既定机构，内阁的存在终明一代也无法找出典章制度的依托。内阁所拥有的封驳审议，劝谏天子的功能也是极其有限的，能否真正奏效取决皇帝主观态度，皇帝不愿，内阁阁臣随时被降职调离，所以内阁在不同阶段不同事件中起的作用变化是动态而有限的。虽然内阁地位在明朝统治渐长，但实质上明朝内阁只是依附皇权的产物，完全不能和近代欧洲内阁制相比较，它只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的表现，最终虽然出现了如魏忠贤时代他为维护自身大权内外勾结与阁臣顾秉谦等谄媚派沆瀣一气，结成死党，内阁成为阉党乱政的工具这种个别现象，但从长期看来由于长期剧烈的内部党争和与宦官之间的争权夺利促进明朝中央集权的分化，内阁和宦官双方谁也未能完全取代对方的存在，反而因此加剧明朝衰亡。

五、结语

明朝内阁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种官僚制度自身为适应皇权发展而产生的新的变革。结束了中国千年的宰相制度，从明成祖设立内阁到明朝覆灭内阁在辅佐皇帝和六部运行上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由内阁及六部所代表的文臣集团加固了明朝统治，使得即使部分明朝皇帝自身治国功绩不高的情况下，内阁依然能率领官僚群体基本保障国家正常运行。内阁成员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集体，也为辅助六部之间的配合，提高行政效率，弥补体制缺失做出了很大的作用，但内阁的存在和完善也永远是皇权的附属品或者说工具，保护皇权，无法超越皇帝意志。总而言之，“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之罢相始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