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忧患意识在我国源远流长。忧患意识源于社会自我批判又使社会自我批判浸润其中。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激化使社会上层和下层都感到“不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生活，于是关于社会发展“吉败凶成”的警示以及化“败”为“吉”、化“凶”为“成”的责任感就转化为要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忧愁心理状态。社会忧患意识以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弥漫于社会，从动员、聚焦和担当等方面对社会自我批判发生作用。社会忧患思潮的“潮头”和“潮流”相与呼应汹涌。“潮头”所体现的观点和理论来自上层和下层的思想家，“潮流”所体现的社会心理来自“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群众。社会忧患思潮在与各种社会思潮冲撞、交流和整合中潮涨潮落，由此在反映社会自我批判的跌宕起伏中推动其发展。

关键词：社会自我批判;忧患意识;社会忧患思潮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9-0005-08

马克思在1858年11月12日致友人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把在“人体解剖”命题中内蕴的社会“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①的思想，归属于“15年的即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②。我在《评价论视域中的社会自我批判论纲》③ 等文章中指出：“人体解剖”式的社会自我批判就是指社会主体在社会处于特定的非崩溃时期时，通过贯穿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两个环节中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威批判活动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民众批判活动，对社会自身的否定因素予以揭示和批判的社会运动。纵观中外历史，中国古代的“文景之治”、俄国近代的彼得一世“‘欧化改革”和日本近代的“明治维新”等以及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都属于社会自我批判。在社会主义改革中，习近平一再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进一步强化忧患意识”④。忧患意识是社会自我批判机制中与实践意志和具有两重涵义的“真”相并列的重要范畴。

一、忧患意识的辞源和哲学意蕴

忧患意识在我国源远流长，延绵不绝。在殷周至战国期间形成的“文化元典”⑤ 中就有关于忧患意识的丰富内容。“忧”有“愁苦”、“劳困”之意，“患”有“祸害;灾难”⑥、“厌恶”之意⑦。《周易》的《易传》中就曾直言作者的“忧患”意识：“《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系辞下》）对此，唐代儒家孔颖达在《五经正义》中说，“若无忧患，何思何虑？不须营作，今既作《易》，故知有忧患”。在由忧患而生的《周易》中，凸显的意识就是“忧患”：“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易·系辞下》）《易经》“全篇贯穿忧患意识”⑧。不同历史时代的志士仁人有不同的忧患内容和形式，但“作为一种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派生物，忧患意识又是古今同慨的”⑨。

徐复观被公认为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分析了殷周之际忧患意识的起源后指出，忧患意识“乃是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⑩ 徐复观关于忧患意识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忧患意识的哲学意蕴具有深刻的启示。兹根据本文的需要，对其忧患意识思想分析如下：

其一，忧患意识是经过“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忧患意识是关于由人的活动参与其中的事物运动“吉凶成败”之未来可能的意识。这种预测式的意识绝不是“瞎子算命”式的胡言乱语。无论是自然中的事物还是社会中的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当人的活动参与事物的运动时，尽管不能改变事物自身的运动规律，但能改变事物运动规律得以发生的条件，于是事物的运动就会改变方向。事物的未来状况正是这种事物固有因素和人为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也是人的能动性得以激发的根据。

这种预测所凸显的不是关于事物未来运动中“吉成凶败”的提前祝福，而是关于事物未来运动中“吉败凶成”的预先警示。它是与这种预先警示所揭示的事物运动中的否定方面联系在一起的，从而闪烁着否定的辩证法光芒。黑格尔就是用这种否定的辩证法为德国现实历史的转变提供了精神武器：“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肯定的东西上，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死抱住纯善———即在它根源上说是善的，那么，这就是理智的空虚规定。”{11} 忧患意识的深刻哲学内涵就是这种辩证的否定。

由于这种意识是经过了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因而就蕴含着丰富内容。“深思熟虑”总是与“使思想自觉其为思想”{12} 的“反思”联系在一起，因而忧患意识与单纯的情感冲动不同，是属于理性范畴的自觉意识。在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忧患意识中，除了包含着突出人对当下危机处境的不安、忧愁以及警觉的内容，还包含着对人与所涉对象世界之间全面关系深刻追问的内容。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后，针对当时中央高层“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邓小平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所作的报告中，说了一句集中体现当时中国人民忧患意识的警句：“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3} 这句话浓缩着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深刻反省。这种意识自觉正是忧患意识的核心。

其二，忧患意识是“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心理与生理相对应，忧患意识就是忧患心理。然而，如果我们把忧患意识的核心与意识的自觉联系起来，忧患意识就属于理性范畴。可以说，忧患心理既是属于理性范畴的自觉意识，又是属于非理性范畴的 “心理状态”。心理状态（如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作为内心体验，“直接与欲望的满足与否相联系”，“有千姿百态的表情行为，并且伴随着身体生理方面的显著变化”{14}。忧患心理状态是一种“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从而使主体“产生痛苦感、沉重感或压抑感的内心体验”{15}，表现出忧愁、紧张、悲伤、激愤、烦恼等等情感状态。这种情感由于是建立在“深思熟虑”的理性内容基础上的，從而就与建立在单纯感性经验联想基础上的如“谈虎色变”、“闻风丧胆”、“草木皆兵”等等情感不一样，具有相对的深沉性。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就体现着这种忧患情感的深沉性。

忧患意识中的自觉意识必然要通过作为忧患心理状态的情感表达出来，这不仅是因为一般地说，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存在于人性之中{16}，离开了属于非理性范畴的情感，就不能理解在意识支配下的人及其活动;而且特殊地说，“忧患意识作为区别于其它意识的意识，悲剧式的情感色彩是其最主要的特征”{17}。忧患意识由于以情感形式表现出来，由此就会产生强大的情感力量，没有这种力量，“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18}。此外，情感往往会使主体产生非理性的冲动，体现为情感的忧患意识也是如此。这就可以理解“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的屈原在极度忧患意识中投汩罗江自尽的典故了。

其三，忧患意识是“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忧患意识与悲观意识不同，后者“认为世界变幻无常、人注定要遭受苦难，因而陷入悲观绝望”;忧患意识与宿命意识也不同，后者夸大必然性或偶然性的作用，“认为历史发展由一种不可抗拒、不可避免的神秘力量所决定”{19}，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悲观意识和宿命意识尽管方向相反，但两极相通，即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认为人在事物的发展中无所作为。忧患意识尽管凸显事物运动未来发展中的“吉败凶成”，从而表现为忧愁等等的一系列情感状态，但体现的是要在事物的运动中化“凶”为“吉”、化“败”为“成”的主体意愿，这种意愿与对人参与其中的事物运动方向具有责任意识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责任”有两个涵义：（1）“分内应做的事：尽责任”。（2）“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因而应当承担的过失：追究责任”{20}。“对人来说，责任具有一种必要性，也可叫做自我强制性或约束性，所以在伦理学上，责任和义务两者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都是一个人必须去做的事情。”{21} 在康德看来，责任“就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22}。责任规定着人必须去做的事情，“每一个在道德上有价值的人，都要有所承担，没有任何承担、不负任何责任的东西，不是人而是物件”{23}。既然人的活动参与了事物的运动，人就应该把人的活动与符合其目的的事物运动方向联系起来，作为“分内的事”，对此“尽责任”;否则，就“追究责任”。忧患意识中所涉及的“追究责任”，主要是来自内在的压力。

这种压力与良心的谴责联系在一起。黑格尔对良心作了很深刻的思考。他认为良心是以“规律和原则的形式”{24} 体现出来的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在个体内心的积淀;具有普遍形式的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内容在良心机制里以“自身直接确定性”的形式存在着，表现为“完全由自己本身来规定”{25}，于是就完全属于个体自身的;良心“是自为的、无限的形式的自我确信”{26}，“而自身确信的精神本身就包含着它自己的真理性”，拥有“绝对权力的至高尊严”{27}，从而就能支配个体的行为。

责任作为道德或法律规范等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内化，构成了良心内容的重要部分，忧患意识中所体现的责任感正是良心的外显。当由人的活动参与其中的事物运动呈现出“凶成吉败”的可能时，人们就有责任把这种可能以警示的方式表达出来，以便使自己和大家在沉沦中惊醒，在行动中努力化“凶”为“吉”、化“败”为“成”;否则内在的良心谴责就会发生。主要以精神的自我折磨为特征的良心谴责，构成忧患心理中情感状态的主要成份。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大声疾呼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就是与由爱国主义所形成的良心谴责联系在一起的。

二、社会自我批判是忧患意识之源

忧患意识一般总与个体联系在一起。当具有一定意识自觉的个体在一定的情境中对个体自我或对个体所涉其中的事物进行批判时，当个体意识到与人的行为相联系的事物运动的未来发展呈现为“吉败凶成”的可能时，由于与个体的利益相冲突，必然会产生痛苦感等内心体验;这种体验与化“凶”为“吉”、化“败”为“成”的责任感联结在一起，于是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就以忧愁等情感状态呈现出来，个体的忧患意识就形成了。个体忧患意识由个体批判产生，个体批判是个体忧患意识之源。

根据题意，我们这里的忧患意识是特指社会的忧患意识，这意味着忧患意识的主体是社会而不是个体，忧患意识的内容是社会而不是个体。下面的论述中的忧患意识，就是指关于社会的忧患意识。在社会自我批判中，社会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弥漫当然离不开个体意识，并且必须最终归结到“只是由于个人意识中的情感和信仰而存在”{28}，否则就不能发生作用，但其“源”主要来自于社会自我批判自身。这里的“源”，不仅是指忧患意识的开端“来源”于社会自我批判，而且是指忧患意识的持续和发展以社会自我批判作为其“源源不绝”的动力。

在社会自我批判的情势下，具有现实性的统治阶级，作为“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29}，总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切地感受到体现在社会运动、社會事件和社会问题中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其中的矛盾冲突，认为“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整个就会存在着“‘上层的某种危机，即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30}，因而就能在意识形态层面较为自觉地以国家权威批判活动的“有机”方式对社会进行批判，揭示社会的否定方面，并予以“普遍意义的反思”{31}。由此社会自我批判就“自上而下”地展开了。这时，与统治阶级利益相联系的关于社会发展“吉败凶成”的警示以及化“败”为“吉”、化“凶”为“成”的责任感，就转化为要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忧愁心理状态，从而就在“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我批判中形成忧患意识。只要“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没有消失，只要社会自我批判还在进行之中，就会给社会忧患意识以源源不绝的动力。于是就有了“文景之治”中汉文帝登基第2年即公元前178年颁布的《日食罪己诏》中的“谪见于天，灾孰大焉”，“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从而就要“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在“文景之治”的第16年即公元前163年，汉文帝又发诏书：“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因此要求天下只要“可以佐百姓者”，尽可“率意远思，无有所隐”（《汉书·文帝纪》）。

当然，集体意识中这种“没有内容的形式”类似于在思维中所遵循“逻辑的式”，并不是先天的，而是经过“亿万次的重复”{46} 内化而成的。这就是说，体现为集体无意识的忧患意识归根到底是以集体意识形式存在的忧患意识的深化和积淀，是集体意识的深层结构。以集体无意识形式存在的忧患意识所产生的作用比以集体意识形式存在的忧患意识更为深刻。从集体无意识是集体意识的深化和积淀而言，可以说，以集体无意识形式存在的忧患意识仍然属于集体意识，但不能简单地予以等同。

在社会自我批判中，以集体意识形式存在或以集体无意识形式存在的忧患意识弥漫于社会之中，必然会以忧愁、激愤、悲伤、紧张、烦恼等等情感的方式激发生活于其中的主体，于是忧患意识就“像本能的驱使那样”，对于国家权威批判活动和社会民众批判活动而言，成为“一种不由自主的强制”，“不断地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47}，從而使社会自我批判在规模上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在深刻性上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以集体意识形式或集体无意识形式存在的忧患意识对社会自我批判所发生的作用，主要可分析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忧患意识的动员作用。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人们普遍感受到弥漫于社会中的忧患意识，于是具有一定思想自觉的人们必然会产生忧愁、激愤、悲伤、紧张、烦恼等等情感。“避害趋利”是生物界的最基本行为方式，“避苦趋乐”是由此派生出来的生物界最基本的情感方式，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人以高级的形式遵循着生物界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这就决定了，为解除或缓解这种痛苦情感，就会产生解除痛苦情感社会根源的欲望。于是，人们就会形成关于解除痛苦情感社会根源的意见，“芒刺在背，必欲拔之而后快”，进而会促使人们从各自所在角度出发，“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地对社会运动、社会事件、社会问题中的否定环节发表否定性评价意见，推动国家权威批判活动和社会民众批判活动及其相互作用，由此促进以其为载体的社会自我批判深入展开。

其二，忧患意识的聚焦作用。社会现象以社会运动、社会事件、社会问题等形式呈现出来，社会现象总是丰富的、多变的、片面的、表面的。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记得，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然而“莺歌燕舞”派仍能抓住“个别”、“片面”、“表面”现象，鼓吹形势一派大好。在当时的情势下，揭示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尤其是矛盾冲突——中的否定环节并予以反思，正是把握事物本质的需要。一般说来，在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面前，忧患意识以“吉败凶成”的警示方式惊世骇俗地表达出来，使得无论是“居庙堂之上”的统治阶级还是“处江湖之远”的草芥野民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注意力聚焦到社会基本矛盾辩证运动中的否定环节并予以反思，以真实地把握特定时期的社会本质，推动国家权威批判活动和社会民众批判活动及其相互作用，由此促进以其为载体的社会自我批判深入展开。

其三，忧患意识的担当作用。忧患意识作为“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体现着要凭自己的努力化“凶”为“吉”和化“败”为“成”的担当。当一个社会弥漫着忧患意识时，总意味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能动性正在发生作用;勇于担当，在化“凶”为“吉”和化“败”为“成”中“接受并负起责任”，正是主体能动性的题中应有之义。生活于社会中的具有一定意识自觉的人们，在忧患意识的浸润中，与良心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就会激发出来。“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中所体现出来的担当意识与对“当今之世”的忧患从而产生“欲平治天下”的愿望是联系在一起的。当被忧患意识激发的责任感充盈着人们的意识时，无论是“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远”的人们都会以“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投入其中，推动国家权威批判活动和社会民众批判活动及其相互作用，由此促进以其为载体的社会自我批判深入展开。

四、社会自我批判中社会忧患思潮的“潮头”和“潮流”

人们往往把社会思潮理解为社会中的错误思潮，此观点值得商榷。在历史上，社会思潮是“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48}。社会思潮通过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各种途径表达出来，最能体现社会评价活动{49}。社会思潮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一个社会中涌动着社会思潮是正常的，而没有社会思潮的涌动则是不正常的。社会思潮给历史增添了不少波澜壮阔的色彩。

梁启超认为要给社会思潮下定义较为困难，“此其语最妙于形容”。他在为友人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写的序言中对社会思潮说了一段对后人影响很广的文字：“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50} 梁启超对于社会思潮实际上指出了以下几点：社会思潮以“环境之变迁”为根本原因，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产物;社会思潮由体现为“心理之感召”的“无数支派”交汇而成，“心理之感召”正是与利益相联系的评价活动，从而“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社会思潮“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具有巨大力量。

由此观之，作为以社会自我批判为源又使社会自我批判浸润于其中的、弥漫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忧患意识具有上述社会思潮的特征，可称为社会忧患思潮。当然，社会自我批判中的社会忧患思潮是社会思潮中的特殊类型，可从以下几点来分析：（1）不是一般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产物，而是社会处于非崩溃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异常激化的产物。（2）不是一般的社会民众评价活动，而是特定的社会评价活动，即其主体不仅涉及社会民众而且涉及国家权威机构，其构成中的“无数支派”既包括“自下而上”的社会民众批判活动，也包括“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威批判活动。（3）不是对社会现象的一般社会评价，而是着重揭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的否定方面并予以“普遍性反思”，从而形成体现为关于社会“吉败凶成”警示的社会评价。（4）不是一般地体现社会主体“不吐不快”的评价，而是着重体现为“要以己力突破困难”的由社会责任而形成的担当意识，并由此所形成的“尚未突破”的忧愁、激愤、悲伤等情感。

“任何社会思潮都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社会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潮头，一是以社会心理形态表现出来的‘潮流。”{51} “潮头”以称之为“弄潮儿”的思想家为主体，“他们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他们提出一些观点和理论，由于能使他们周围的大众“感受着他们自己内在的‘精神不可抗的力量”{52}，就能在社会意识中不断鼓涌和掀起一阵一阵的波涛。“潮流”以除思想家之外的数量广大的群众为主体，他们对形成“潮头”的观点和理论形成共鸣、提供支持，以“一个时代的心理”{53}形式构成了波澜滚滚的浪潮，以推波助澜的方式簇拥着“潮头”。“潮头”和“潮流”是社会思潮的载体，社会思潮正是在“潮头”和“潮流”的相互作用中波澜壮阔地展开的。没有引人注目的以“潮头”形式体现出来的观点和理论，没有以波澜滚滚的“潮流”形式体现出来的社会心理，没有两者之间的“相与呼应汹涌”， 社会思潮就不存在了。社會自我批判中的社会忧患思潮同样具有社会思潮的“潮头”和“潮流”。

由于社会自我批判是处在非崩溃时期的社会运动，这就使社会忧患思潮的“潮头”尤其醒目。“潮头”中处于国家权威机构中的“弄潮儿”能从社会上层的角度深切地感受到“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的危机，并得到国家机构中相当一部分成员的呼应，从而把“吉败凶成”的警示以惊世骇俗的形式通过国家机器的各种作用“自上而下”地贯彻下去。“潮头”中处于社会民众之中的“弄潮儿”，或者自己就直接生活在“生产物质生活”的活动之中，或者与直接生活在“生产物质生活”活动中的人群联系较为紧密，因而能从社会下层的角度深刻地感受到“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生活”的危机，把“吉败凶成”的警示或者在社会下层的民众中传播，或者向社会上层的“弄潮儿”传递，从而对社会自我批判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文景之治”中的贾谊{54}及其《过秦论》、彼得一世“欧化”改革中的波索会科夫{55}及其《贫富论》、“明治维新”的国学和兰学{56}中的山田玄白等人的“上书言事，陈时政得失”，等等。社会忧患思潮中的这两类“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弄潮儿”相互作用和呼应，并通过处于国家权威机构中的“弄潮儿”的作用，利用国家机器，使得社会自我批判中的社会忧患意识“自上而下”地蔓延开去。

在社会自我批判中社会忧患思潮的“潮头”下面，涌动着滚滚的“潮流”。他们中的绝大部分直接生活在“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活动之中，切身地感受到因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的否定因素所形成的社会危机对自己利益的损害，感受到不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因而与作为“潮头”的以惊世骇俗方式表达出来的关于社会发展“吉凶成败”的观点和理论形成“相与呼应”，遂成为社会忧患思潮中“自下而上”的滚滚“潮流”。由于处在社会非崩溃时期，社会忧患思潮“潮流”中的绝大多数通过社会舆论、社会谣言或民谣等平和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时也不排除游行、集会乃至社会骚乱和小规模的起义等，但总体上不至于引起社会的崩溃。由于组成“潮流”的人数众多，并且直接与作为社会基础的社会存在中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联系在一起，因而就会形成簇拥着“潮头”的拥有巨大力量的滚滚“潮流”。

值得提出的是，社会民众批判活动的主体是处于国家权威机构之外的广大民众，然而不能把社会忧患思潮的主体简单地归之于广大民众。在社会自我批判中，“潮头”和“潮流”之间的“相与呼应”，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社会忧患思潮，作为“潮头”的包括国家权威机构和社会民众中的“弄潮儿”，与作为“潮流”的社会民众共同构成了社会忧患思潮的主体。没有“弄潮儿”惊世骇俗的呼唤所形成的“潮头”，就不可能有社会自我批判的忧患思潮;没有以广大社会民众为主体涌动的滚滚不息的“潮流”，那些令人醒目的“潮头”，那些提出关于社会忧患意识的观点和理论的思想家们，至多只能成为忧患学派，并且终究会昙花一现，而不可能称为社会自我批判的忧患思潮。

社会中人们利益的多元性造成了社会思潮的多元性，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越是激烈，各种社会思潮的运动也就越是激烈，各种社会思潮在激烈的运动中必然相互冲撞、交流和整合。随着形成社会自我批判的社会条件的变化，社会忧患思潮必然会在与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冲撞、交流和整合中潮涨潮落。潮涨潮落是社会忧患思潮的一个重要规律。社会忧患思潮的潮涨潮落不仅能敏锐地反映社会自我批判过程中的跌宕起伏，而且能通过反映的能动作用在动员、聚焦和担当等方面对社会自我批判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发生作用，从而使社会自我批判能在跌宕起伏中不断地发展。

在社会自我批判过程中，不仅要充分肯定社会自我批判所取得的成就，以增强社会自我批判不断进行下去的信心;而且要充分揭示处于社会自我批判中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否定因素，不回避社会在变革的快速发展中所积累的深层次问题。这就是说，要鼓励社会忧患思潮的发展，做到警钟长鸣。习近平指出，“我国已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我们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57}，这其中所体现的正是深深的忧患意识。而要使社会忧患思潮在体现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社会自我批判中进一步发生作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深入发展的新阶段进一步创造能使社会忧患思潮得以发展的社会条件。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

③ 陈新汉：《评价论视域中的社会自我批判论纲》，《江汉论坛》2014年第5期。

④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⑤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⑥⑦《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2、1932页。

⑧⑨ 冯天瑜：《从元典的忧患意识到近代救亡思潮》，《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⑩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页。

{11}{24}{26}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5、140、140页。

{12}{31}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7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14} 郭淑琴主编：《普通心理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331页。

{15}{17} 孙云：《论忧患意识》，《人文杂志》1998年第2期。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18}{52}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1999年版，第52、32页。

{19}{39} 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1410页。

{20}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626页。

{21}{23} 苗力田：《德性就是力量》（代序），载《康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22}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25}{27}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5、156页。

{28}{41}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45、345页。

{29}{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9页。

{30}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0页。

{32}{33}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16页。

{3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

{36}{38}{49} 陈新汉：《民众评价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205、267页。

{37} 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6年，社会上政治谣言很多，其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政治谣言，大概要属“周总理遗言”。这份“遗言”版本很多 ，虽有出入，但大同小异，這是很耐人寻味的。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仅安徽一省，就查出6935份，收缴3028份，可见其传播之广，影响之大了。见陈新汉：《民众评价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40}{42}{43}{47}{48} [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44、245、245、245页。

{44} 冯川：《荣格“集体无意识”批判》，《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

{45} [瑞士]荣格：《原形与集体无意识》，徐德林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36—41页。

{46}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页。

{5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51} 陈新汉：《自我评价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9页。

{53} [苏联]《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96页。

{54}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谊原籍汉阳，少有才名，能诵《诗》、《书》，遂闻名于郡中，年十八被河南太守召到门下，二年后被汉文帝任为博士，在一年内又破格擢升为太中大夫。在汉文帝《日食求言诏》的氛围下，每有朝令，朝廷都能廷议，“贾生尽为之对”，最有影响的文章是《过秦论》。

{55} 波索会科夫（1652—1726），在73岁时著成在历史上极有影响《贫富论》，对当时的俄国状况极表忧患，强调商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若无商业，不用说一个大国，就是连一个小国都难以立国”，疾呼“不要让农民沦为乞丐”。[苏]H·N·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2页。

{56} 兰学指日本江户时代通过荷兰传播而来的西洋学术总称，代表人物有山田玄白、前野良泽等。幕府末期，国学具有鲜明的“町人阶级特色”（町人即工商业者——引者注）;“与儒学相比，在幕府内部倒是洋学（即兰学——引者注）起了更大的历史作用。”[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卷，周启乾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57} 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