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璞 贵州大学 贵州贵阳 550000

一、乡村振兴过程中村霸及宗族恶势力的特点

基层政权的稳固关系到全社会的政治经济稳定,基层不稳,地动山摇.国家的繁荣昌盛离不开基层政治生态的健康发展.目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村的发展,各项振兴乡村的举措正有条不紊铺展开来,去年一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对解决此问题的决心.但是,由于乡村整体政治生态的封闭性,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性决定了农村村霸治理是一个难题,它的存在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既有法律制度上的留白.也有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冲突,这一问题短期内无法消除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以红护黑"问题逐渐突出

以往的村霸往往是社会闲散人员与带有前科的刑满释放人员.这一类型的村霸往往是因为没有一技之长,无法在社会立足生存,从而成为社会边缘人物,所以,就必须做出鱼肉乡亲,欺行霸市的行为才能获得生存空间.但是,现在的村霸往往是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成组织,有目的的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现有的乡村生态环境依然是以宗族为纽带的熟人社会.这种以宗族势力所建立起的村霸一般来说具有一定的经济势力,通过纠集家族人员,私营企业员工,社会闲散人员,对村民威逼利诱,操纵村民选举,采取暴力手段打压选举对立面,从而实现把持基层政权,垄断农村集体资源,占有破坏市场经济,利用村干部身份称霸一方,鱼肉百姓,以合法手段实现非法目的.这种"由黑染红,以红护黑"的手段使村霸成为基层地方的土皇帝.

(二)顽固复发,难以清除

乡村基层生活的封闭性决定了村民生活的紧密性,田里乡间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村民往往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这种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不愿把是非绝对化,他们往往信奉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传统思维.这就注定他们遇事能忍则忍,能躲则躲的生活方式.法治思维并没有普及开来,或者说传统的农耕方式使他们更加相信忍一时风平浪静的生活观念.如前文所述,现在的村霸要么自身带有政治光环,要么与村官狼狈为奸,民告官难于上青天,所以村民大都选择忍气吞声,这就更助长了村霸的嚣张气焰.他们抓住基层群众对不法侵害的恐惧心理,为虎作伥,横行一方.一些轻微的法律制裁手段根本起不到惩治村霸的作用,犹如隔靴搔痒.其原因一是百姓的忍让,他们认为纵使举报一些地痞流氓让他们被管制劳教,惩治措施结束以后,依然会变本加厉的报复.二是这些村霸的一部分人员本身就是二进宫、三进宫,进出派出所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些时候甚至还成为其成员间炫耀的资本.三是治标不治本,即使对村霸、宗族恶势力进行集中打击,如果乡村拉票贿选风气不改,寻找保护伞执念不除,即使除掉一批村霸,依然会有滋生出一批危害基层政治、人民生活的毒瘤.

(三)危害行为的持续与多样性

一般来说,村霸为了保证自身的在乡村生活的辐射力、话语权,就必须长时间的进行违法犯罪行为,与普通的社会治安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不同,村霸对村民进行的危害行为不一定非要侵犯到具体公民的法益,换言之,有些行为不一定要触碰刑律,而是进行道德上的侮辱,精神上的恐吓,使村民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而村霸们恰恰利用村民的恐惧来带到他们所想追求利益的目的.但是这种行为必须是持续性的进行,否则则无法巩固他们在地域内的影响力.同样,随着乡村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活跃带来的各种利益机会使村霸们从以往单一的暴力手段威慑改头换面变成软硬手段兼施,他们依仗宗族势力在乡村生活中排挤村民,给村民的生产生活故意施障,依靠"保护伞"给村民施压,来迫使村民放弃个人应得利益来实现他们的目的."交友恋爱""民间借贷""维权索赔"是村霸危害行为的多样性的具体体现.

二、村霸及宗族恶势力产生的原因

村霸及宗族恶势力对乡村的政治生态,普通群众的社会生活以及生产利益所带来的破坏是客观存在的,若要提出解决的具体举措,就必须要对其产生的原因加以分析归纳,本文将产生的原因共梳理出四点来进行分析.

(一)政治原因

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是农村实现自我管理的重要形式,村民通过直接选举选出村里的主要领导人,这本应是最民主的选举方式,但是往往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被人加以利用.第一,在当地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村霸会谋求政治光环加身,当他们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时,就不会甘心只做别人眼中的地头蛇,而是想通过干扰选举从而使自己成为地方上真正的领导者,而不再是通过寻求"保护伞"这一形式来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第二,村霸们往往利用宗族势力,通过将族内人员安插到基层政权当中去来为自己谋取非法利益.第三,基层工作干部丧失理想信念,与村霸甘于同流合污.有些干部曾经还为乡村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他们的理想信念一旦崩塌,所带来的恶劣影响要远比地痞流氓所带来的影响要大的多.第四,一些乡村管理部门大量吸纳社会闲散人员,有的人原本就是当地的恶霸,这样的人进入单位,后果可想而知,当地部门还美其名曰"以黑打黑"简直是荒唐可笑.

基础职权组织管理涣散,缺乏有效监督也是重要原因,农村基层政权中的主要人事任免,重大决策公开都缺乏程序上的监督,一些基层惠民工程,如征地补偿,工程拆迁也都成为腐败问题的高发地段.基层民主选举过程中贿选、拉票现象严重,个别干部身兼数职,一言堂现象不是个例,这些问题都在农村中普遍发生.另外,乡里乡间最普遍的问题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手段就是通过暴力来进行压制,谁家人丁兴旺,谁家的话语权就大,这就给村霸的滋长提供了生存的环境.乡镇基层派出所或是村民委员会对村民之间的日常冲突根本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通过法律手段进行制裁难免有村民感觉厚此薄彼,然后又会通过信访上诉等手段去解决问题,严重破坏了基层的政治生态,浪费了司法资源.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基层办事机构处理村民纠纷问题的方法不好,力度不够.最后,基层的领导负责人所做出的一些决策,在贯彻过程中往往很难得到村民的普遍理解,反而要借助,利用村霸的威信才能得到贯彻执行,这就给村霸与村官狼狈为奸提供了机会.

(二)个体原因

村霸及宗族恶势力这一词实际上是一种标签,这种标签一旦被贴上则很难被清除,当村霸们的内心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后,他们就会作出越轨行为来满足自己的内心需求,而这种越轨行为又会被社会和司法机关加以定性,标签效应就会诞生.村霸们会逐渐适应这种标签效应,因为他们无法从外界获得群体的认同,而群体的排斥又使他们无法通过遵守社会规范来获得社会的接纳,这就使他们自暴自弃、自私自利的本性彻底解放.另外,这种标签效应会让村霸组织内部产生一种价值认同,就是社会已经给我定性,我所做出的行为必须是违法乱纪的行为才能与我的身份相适应,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身份上的认同感,从而更加深了他们反社会的性格.例如,乡村黑恶势组织成员中大多人都有前科记录.最后,受教育程度低是村霸们的另一个标签,在大多数乡村刑事犯罪记录中,被告人的受教育水平往往集中在初中文化学历.

(三)历史文化原因

宗族观念是农村千百年来所传承深入人心的观念,宗族在农村治理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尽管现在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大部分年轻人心中的宗族观念已经淡薄,但是在交通相对闭塞,信息获取方式较为单一的农村,宗族观念仍然发挥强大的作用,许多人一生的信念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人到老时子孙绕膝,人丁兴旺.在这些宗族观念浓重的乡村中,法律并不是解决领里纠纷的主要途径.许多村霸的形成究其根本其实就是依靠背后的宗族势力,宗族势力的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本身并没有对与错之分,但是在乡村利益冲突的过程中,宗族势力往往成为不法分子加以利用的工具,成为践踏法律,鱼肉乡亲的组织势力,尤其在披上一层合法的政治外衣下,其危害程度可想而知.另外,普通村民之间的交往最讲究的是人情,法律制度和社会行为规范被以血缘关系的远近为基础的宗族关系所取代.在涉及农村利益的竞争中,例如农村民主选举,候选人其实就是各宗族势力的代言人,而选举其实就是利益驱使下各宗族的竞争过程.而人情因素则要求族内成员有时候要违背自己内心的真正选择,投出为宗族利益着想的感情票,这种做法其实就背离了基层民主选举制度的初衷,从而诱发了村霸的形成.另外,由于这种人情因素的作祟而选出的乡村负责人在决策过程根本无法权衡利弊,顾全大局,所做出的行为决定也就无法照顾到全村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四)经济原因

村霸及宗族恶势力为什么如此热衷成为乡镇干部,其实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来看,并不难得出答案,那就是对资本和利益的追求,而通过向村民干部这一身份的转变其实就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公权力来制定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乡村发展政策.比如,面对农村的宅基地划分、对外的招商引资,对集体财产的分配和开发等项目时,就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信息资源不对等,村霸们可以利用干部身份来霸占资源和利益,并且利用这些非法资源来培植和发展自身的黑恶势力.而利用自身的黑恶势力再一次影响基层民主选举,通过打压对立面,贿选选民,对村民威逼利诱等各种方式使自己能够得以连任,形成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而最严重的情况则是村霸及综合恶势力与乡镇地方的领导干部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形成利益共同体.一方面,无视上级领导部门的要求与任务,采取各种手段消极应对,能拖则拖.另一方面,牢牢把握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来排除打压异己,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大化,由于乡村干部与村霸形成的攻守联盟使得村民的正当意愿与诉求无法传达到上级部门,这样就造成了乡村与国家之间的沟通断层.

三、对"村霸"及宗族恶势力的解决举措

(一)设立法律监督第三方机构,严格贯彻落实村委会组织法

村霸的治理只能通过国家法律来对其进行惩治,刑法和民法都可以对其进行规制,但是想从源头来对村霸问题进行管控的话,那就一定要严格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现实生活中村霸及宗族恶势力就是因为对利益的追求,从而使他们渴望与地方权势人物相结合,或者向乡村干部身份过渡,归根结底,就是希望与公权力向融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使他们脱离了国家法律对他们的约束力.要实现乡村的长治久安,就必须使国家法的立法精神得到严格贯彻,而乡村治理的国家法就是村委会组织法.其难点在于如何将国家法得到严格的执行,这在于执行法律时规则的设定和程序上的公正性.村霸之所以能够操纵村委会或是成为村干部,其原因就在于选举程序的任意性,虽然在村委会选举过程中,虽然也存在程序上的监督环节,但是要么这些监督环节形同虚设,要么本身的存在就是违法的一部分.现有的监督环节根本无法对选举行为真正起到作用.而改变的最佳途径就是引进第三方监督机构.这一第三方监督机构即可以是非利益相关的党的派出机构,也可以是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广大传媒同样可以成为监督机构,也可以选调应届大学毕业生来对乡村民主选举进行监督,这样既可以排除利益相关性,也可以为乡村基层法治建设培养出一批后备军,重建乡村的法治秩序并使之走向正轨.只有村委会组织法得到严格执行,广大农村群众才能真正行使民主权利,重建乡村社会秩序.

(二)提升农民法律素养,完善乡村法治环境

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回归前提条件是必须使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必须具体到每一个农村群众,换言之,就是农民群众在处理生产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中是不是以公平公正的法治精神来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对具体事务进行具体分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不能只是纸上的条文,而要写在公民心中,使法律成为一种全民信仰.法律只有被信仰,成为坚定的信念,才能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只有农民群众发自内心的信仰法律,法律才能够得以严格的贯彻实施,否则就如空中楼阁一般不切实际.村霸之所以横行乡里的根本原因就是农民法律意识的淡薄,宗族观念的根深蒂固.村民心中普遍存在权大于法,法不责众的错误观念,遇事不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是希望通过人情关系来谋求公正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观点,这也恰恰助长了村霸们的嚣张气焰.而村民行为规范中法治意识的缺失也使某些人为了寻求更大的利益向村霸这一身份而过渡,因此形成了一种村霸难除的恶性循环.同样,要树立法律权威,培养村民的公正公平意识离不开一支具有高素质的法律精英队伍,加强对基层乡村干部的法律培养,为广大村民树立典范,才能够使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才能保证乡村基层真正形成一个法治的大环境.

(三)优化乡村基层政治生态

乡村政治生态的恶化已经成为阻碍乡村振兴的拦路虎,王岐山在中纪委十八届七次全会上指出"要加大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整治,决不允许其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侵蚀基层政权".因此,对乡村政治生态进行排污排浊也是解决村霸问题的关键所在,第一点就是要对村霸进行精准打击,对已经出现的村霸现象要及时处理,打早打小.治安警力要充分下沉到农村的每一片区域,遏制村霸现象的蔓延.对于村霸势力身后的保护伞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与此同时,要将对村霸的治理与管控纳入到乡村基层政治考核之中.最后,村干部的任命要通过严格的政治考核与筛选,对思想上不坚定,政治上不过关的人员一律不予考虑,保证基层政治生态的纯洁与清爽,加强农村之间的干部规范交流,防止利益集团的产生.充分保证农村群众的法律救济途径,发挥社会舆论与传媒的监督作用,使村霸难以生根发芽,营造法治化的基层政治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