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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超然”之我见

2019-11-13蔡慧晶

报刊精萃 2019年2期

蔡慧晶

云南省楚雄第一中学,云南楚雄 675000

公元1075 年(宋熙宁八年),苏轼来到了密州(今山东诸城)。对于一个刚踏上政治舞台的年轻人来说,一贬再贬的遭遇的打击是巨大的,它几乎等于破灭的理想和渺茫的人生前途。但愈是危险坎坷的际遇,愈能产生伟大的作家,杰出的作品,苏轼用他的一生为这句话做出了不朽的注解。在这里,苏轼建造超然台,写了《超然台记》,想要表现自己不以己悲,超然物外的情怀。

在这篇文字中苏轼认为人们从“求福辞祸”的愿望出发,反而得到“求祸辞福”的结果,一是因为人们的欲望无限,但可以满足人的欲望的物资有限;二是求福辞祸,取美去恶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斗争过程;三是在这种选择中,人心“游于物之内”,必然受物的支配和蒙骗,所以往往得到相反的结果。所以,超然于物外,不执着于外物的得失,才能有内心的宁静,得到真正的福。这里,我们可以对苏轼的“超然”略见一斑,这不是那种出世的超然,也非失败者的自我安慰,而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结合老庄逍遥物外,释子映照本性,得返纯真的一种处世哲学。

苏轼终其一生,境遇之坎坷,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可是他一直能在心境上保持着平和,而且在其作品中的抒情基调一直都是以乐观为主,没走上失意文人消极隐世独善其身的老路,以入世之身而得隐世之志。究其缘故,就是他能在红尘中保有这一份超然之心。在中国,文人国家社会责任感非常强,可是现实却总是无法让他们一展怀抱,而苏轼的“超然”哲学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缓解矛盾的出路,因此苏轼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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