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史学文化中包含着普世价值观、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抵制物质主义等思想，对青少年具有人格激励、道德感化以及价值导向的作用，能够帮助青少年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

关键词 读史 青少年 道德品格

中图分类号：G252文献标识码：A

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史学积累了丰富的遗产。《四库全书》中“史类”就有15类，收入历史文献约520部，2100卷。《总目提要》著录存目约1120部，12400卷。两项合计1640部，33400卷，再加上未著录的以及乾隆之后200年的历史著述，是一笔庞大的历史遗产。诚如西方学者李约瑟评价：“中国所提供的古代原始资料比任何其他东方国家，也确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要丰富。”在丰富的史料中，蕴含着我国史学的许多优良传统。

在时代快速发展，各种思潮涌现的今天，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期的青少年，很容易在价值主旋律上产生迷惘，或是心态浮躁或是人生迷茫，对青少年来说，多读史，可以给他们内心成长提供丰富而可贵的营养，寻找并体会这些优良传统， 对他们的品格养成将会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爱国主义是史学永不落幕的主题

历史是民族的记忆，当一个国家遭受外来侵略时，历史上民族英雄抗敌御辱的精神就会成为激发人们爱国情绪的先锋，人们为本民族生存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就会倍增。

毛主席就格外重视史学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他认为史学不仅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重要的，对全民族来说也是重要的。关于后者，主要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问题。他认为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忧患意识、民族精神、爱国精神乃至改革进取精神都动态的生存于我们漫长而绵延不绝的历史中。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地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多读一读中国通史，对于青少年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同时也可以学习和借鉴外国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疑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

一个淡漠自己历史的民族，生命力就不强，在逆境中也就不易战胜国难。新时期以来，史学文化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在总结历史上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从而实现提供现实借鉴方面，在反击“台独”炮制的“两国论”和国外反华势力无理叫嚣等方面都發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用历史教育青少年，他们就会汲取更大的爱国动力，更能激发建设伟大祖国的自豪感。

2以史为鉴蕴含着崇高社会责任感

我国古代史学特别关注古为今用，关注历史与现实和未来的关系，因此，史学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对历朝历代治乱兴亡都很重视总结经验教训。司马迁作《史记》，是为了“述往事，思来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史学着重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着眼于现实和未来——为当朝和后代统治者提供借鉴。如东汉荀悦所说“君子有三鉴：鉴乎人，鉴乎前，鉴乎镜”，鉴乎前即是“以史为鉴”。

“以史为鉴”本质上是一种务实情怀，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我国史学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书斋中的学问，而是走的“实行合一”之道，考论政治得失、提倡惩恶扬善等，对青少年来说，无论是看古人的成败得失，还是深入思考成败得失原因，都能增加人生的广度和深度。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可以更深切感受到居安思危、慎始慎终、忧国忧民的情怀。如孔子作春秋，孟子评价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途表现出种种忧虑。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南宋袁枢创造性地把《资治通鉴》撰写为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就寄寓了他“爱国忧君之心，愤世疾邪之志”，如此，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史家必备的素质。好的史书能让读者“有如生当其时，亲历亲见其事，产生悲喜之情并备受鼓舞。”这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是分不开的，即顾炎武所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价值。

同政治家相比，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更加突出，他们会以真切的事实来激发读者的思考，会在具体论据之上表达对历史趋势的看法，这对年轻人来说更形象更生动更容易接受，古代史学家的优秀品德、学识学风也会感染青少年，使得教育效果事半功倍，如清人龚自珍所言“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

3人文熏陶对立身处世有重要裨益

古人讲“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这就高度概括了把道德学问的累积看做读史、学史的重要目的，也就是把学做人看做是读史、了解历史的首要目的。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所以讲人文精神，讲人的修养和自律，都不应当是脱离史学、脱离史书的。

首先，在儒家伦理精神的影响下特别重视以美丑善恶等道德角度来记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达到惩恶扬善的训诫目的。如唐代刘知己：“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史学家特别关注那些“恶可以诫世，善可以示后”的人，虽然儒家道德观的偏颇也造成了古代史学某些方面的弊端，但总体来看，史学著作中的这些惩恶扬善使人通过读史而受到历史上人们言行的震撼而产生的一种自律精神。尊重人格、人品的人文精神等，使读史的人尤其是年青人得到教益和警示。

其次，读史可以使人明智。学习历史，能够体会人世的多变与复杂，能增长人的智慧。个人几十年的生命不管经历再丰富，其所积累的经验也是有限的。通过研习历史更重要的是能获得有用的经验教训，能掌握更聪明的为人处世策略。以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和错综复杂的事件为参照系，结合现实生活。尤其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的人生刚刚开始，多读史会更清醒地知道怎样为人处世，掌握怎样的人生哲学才能更好地立足于现实社会。人在年轻时候如果能具有一定的历史敏感性和洞察力，看问题就不会过于简单幼稚，当陷入现实生活困惑时，就能够避免不知所措乃至盲目冲动，对当今社会认识得也会更加全面、客观、公正;同时，也会培养起明确的方向意识，有利于自己的成长发展。

再次，学习历史可以丰富人生阅历和文化知识。古代史学在内容上包含了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科技、宗教等丰富而广博的内容。这些千百年积淀下来的宝贵而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会给青少年提供充足的营养。这些知识源于中华民族古老而辉煌的文明，灿烂的文化，源于繁衍不息的先人的勤劳、智慧、创造和积累，由于代代承续创造使这些知识得以延续和传播。从某种意义上看，历史知识经验是现存知识之源，将其与新的文化知识有机连接、创新，使之活化，它就会成为年青人的知识素养乃至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4求真求实是史家推崇的良好风范

中国古代史学都特别强调对于历史记载真实性的追求。早在史学兴起之初，秉笔直书就是古代史学家普遍实践的良好风范，甚至被视为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职责和崇高美德。《左传》记述了齐国太史、南史氏直书不惜以身殉职的故事。此后，这种精神就一直为后世优秀史学家所遵循。

班固评说《史记》：“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唐代刘知己以是否“实录”史实作为区分直与曲的界限，他在文中极力推崇三国时期的史家韦昭和北魏史家崔浩。韦昭在主撰《吴书》时，当朝权贵孙皓要求为父作“纪”，韦昭不从，其理由是“执以和不登帝位，宜名为传”。北魏崔浩主修魏史，无所阿容，甚至因此而遭杀害。后世将这种秉笔直书的精神自觉效法并发扬光大的史学家大有人在，求真求实成为历代史学家推崇的良好风范。

当然，治史中的曲笔也是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一种客观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有史家为当权者的威势所慑的，也有因史家品德修养不过“关”所致的。如北齐人魏收作《魏书》时，北齐朝内很多官员特别是北魏大官僚的子孙，他们为了能给自己的祖先立个好传，往往向魏收行贿，时人对魏收给行贿之家作好传多有攻击，故《魏书》又有“秽史”的名声。但是，就整个史学而看，曲笔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公开提倡的行为，任何得计于一时的曲笔作史，终究要被后人揭露。唐代刘知己提出史家要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史才”指的是历史编纂和文字表述方面的才能;“史学”是对史料搜集、整理、鉴别、运用的能力;“史识”则指历史识见、观点和笔法。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肯定了刘知己的“三长”，但他认为还要再加上“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即史家应尊重客观历史，不能用主观好恶去影响对史实的真实反映。

求真求实是古代史学文化的优良传统，历代优秀史学家都在身体力行，言传加上身教，每个读史的年青人都能从中感受到求真求实的做事原则，而这个原则背后是博大的胸怀和敬业的精神，对此体会学习将会令青少年受益终身。

5文化审美是史学培养的独特气质

史学也是讲究审美的。古代史学可以让人享受真实之美并培养相应的能力。这主要表现在史学家通过对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记述所反映出来历史之真实的本质之美。因为，离开了历史的真实，史学就失去了根本，也失去了任何意义。班固评论《史记》，把“其文真，其事核”放在首要位置，是很有见地的。“文直”、“事核”就是尽力反映历史的真实。

史学可以让人享受质朴之美并培养相应的能力。质朴之美是史学的社会功能对于社会的语言文字“体质素美”的反映。如，对于司马迁的《史记》，班固就极其推崇，他认为司马迁的史文表述“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这种“善述序事”的质朴美有以下特点：善辩而不浮华;质朴而不粗鄙，内容、形式相称。后来班固作《汉書》也继承了这种文风，“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强调了所述内容的翔实可靠、没有粉饰之词。这种质朴之美，绝不仅仅是文字表述问题，还包含着史学家对所述内容的选择和处置，对所述史事在表述分寸上的把握。所谓“不虚美，不隐恶”、“不激诡，不抑抗”，都是这种意思的表达。

史学可以让人享受含蓄之美并培养相应的能力。史书的含蓄之美与文学艺术的含蓄之美不尽相同，虽然它也表现为隐喻、奇寓、含义深沉之美，因为历史是不能随意撰构的。它的“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跟史文要求简洁相关联;它还要“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因此，史学名著中的含蓄之美是一种建立在真实基础之上的很高的境界。

史学还可以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史文表述的美学感染力是通过语言表述来实现的。中国古代史学名著的可读性非常强，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言辞对内容表述的重要性以及二者的和谐相应有直接联系。阅读史学名著不仅可以通过吸收历史语言来促进我们思想的深刻性、哲理性，还可以从中汲取传统文化营养，丰富语言，这在汉字表达能力和表述水平呈下滑趋势的今天是十分必要的。多读一点史学名著，对于丰富现代汉语和提高青少年的语言修养都会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作者简介：张文敏（1980.11—），女，河南焦作人，历史学硕士，中共怀化市委党校教师，主要从事党史及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