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正兴

摘 要 论文以后现代知识观转向下的后现代教育为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分析智慧图书馆的价值转向及机理特征，围绕“转知成慧”探讨后现代教育导向下智慧图书馆的建设理念及服务途径，为智慧图书馆转型提供系统性理论指引，为后现代教育发展提供持续性实践支持。

关键词 智慧图书馆 后现代教育 智慧服务 知识服务

分类号 G259.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9.09.006

The Construction Philosophy and Service Approach of the Smart College Library Under the Postmodern Education

Xu Zhengxing

Abstract Taking the postmodern education which generated from the postmodernist views on knowledge as the foundation and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value and the mechanism features of the smart library， and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philosophy and service way of the wisdom library by the conception of “transform knowledge into wisdom”， so as to provide systematic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mart library and provide continuous pract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stmodern education .

Keywords Smart library. Postmodern education. Intelligence service. Knowledge service.

0 引言

自信息技术革命以来，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功能愈发强大，推动着人类社会向智慧经济时代发展过渡。同时，伴随着社会经济基础从知识应用式的“制造”转向智慧创造式的“智造”，作为“后工业”经济上层建筑及其文化逻辑回应的后现代主义影响日益凸显。它不但以“大众取代精英、游戏取代理论、碎片取代统一……”的思想触角广泛渗透、渲染于艺术、哲学、科学各领域，还通过交互、生成的后现代构建主义（Constructivism） 知识观扬弃了静止、单向的传统客观主义知识观[1]，突出了知识的个体性，彰显了主体的智慧价值，从而强烈地冲击了人们的思维评判标准与文化认知风格，也對传统教育的目标、方法、内容产生了极大影响，引发了后现代教育的全面转型与系统变迁[2]。

后现代教育作为后现代主义在教育学的延伸，是人们在学习型“后信息社会”对现代教育“绝对理性”的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以对知识的主动掌握，强调创造性思维的运用，重视多元智能的培养，凸显了当下开放的教育主题，也影响了高校图书馆资源环境组织和工作服务模式。而置身于后现代教育和后工业智能技术双重涤荡下的图书馆学，为不断适应和满足社会进步需求，在“智慧”和“技术”相融合的背景下，开展了大量的智慧型图书馆的理论研究，为图书馆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对此，笔者以后现代教育为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分析后现代教育与智慧图书馆的价值转向及机理特征，围绕“转知成慧”探讨后现代教育导向下高校智慧图书馆建设理念及服务途径，为高校的图书馆转型提供系统性理论指引，为后现代教育发展提供持续性实践支持。

1 后现代教育的思想沿革及其内涵

后现代教育论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西方思想家基于对社会及其文化状况的不同体认，对现代教育标准化、工业化、经济化等异化现象开展了批判反思。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现代理性的确定性动力驱使传统教育内容、方法和制度等都被统一的“科学知识”所代表，这种“柏拉图-笛卡儿式”共识内隐着人类征服的终极诉求，但也导致了物质文明的僭越，催生了以考试为目标的应试教育和以就业为指向的职业教育。然而，对后现代教育而言，当知识沦为经济驱动的工具，教育就不可避免地异化为人格物化的手段，也就是说当一个知识教育体系的边际效用为零的时候，其精神世界又何处寄托？——正是在这种矛盾、困惑的“现代”与“后现代”文化思辨中，后现代教育在对现代性的反抗演变为对传统教育工具理性的超越过程中，通过融合“科学”与“人文”等知识，为我们提供了解释世界和体验存在的新视角。

1.1 差异与多元

后现代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多元无序和不确定性的，因而只有在不确性中承认差异，才能在对世界差异认识中彰显人类的个性化特征，正如波兰尼以“个人知识”强调知识建构过程中个人参与的重要性一样。后现代教育关注不同经验个体对同一事物的多元化认知，重视个体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进而将教育目标从“统一完人”转向“多元全人”，在人本向度上展现对主体生命、个体价值的教育关怀。

1.2 对话与主体际

后现代方法论的根本特征在于是否实现了主客二元思维方式的主体际的超越——作为后现代哲学的核心概念，主体际性以主客体的交互认知为特征强调知识的互构和共在[3]。相应地，后现代教育对科学权威的主体际解构也推动了科际知识的平等交流，促进了边界教育学等发展，进而使教育关系从主从转向了主体际，教学方法从授受转向了对话[4]。

1.3开放与生成

相对于封闭的传统教育系统来说，后现代教育将知识视为开放发展、持续生成的发展创新过程。因此有别于传统自在教育观，后现代教育作为复杂和不确定性的动态生成过程不仅凸显了教学实践的自为品质，还推动了教育重心从被动外显性知识授受的“教”到主动内隐性智慧转化的“学”。

2 后现代教育与智慧图书馆研究

综观后现代教育的内涵，以智慧习得为宗旨和目标的智慧图书馆不仅以大数据分析等信息技术充分满足自主学习、多元教学的硬性“转智”需求，还通过人与书情境交互感知、心与物全向融合渗透，拓展了社会性非结构学习，提升了实践性综合能力，为个体知识“具身内化”的“意义生长”提供“集体协商”的软性“成慧”条件。因此，高校智慧图书馆建设是后现代教育的有力支撑和重要补充。

智慧图书馆滥觞于移动物联网、大数据等后现代工业，即新一代AI智能科技。2003年，芬兰奥卢大学图书馆的Altola第一次以“一个不受空间限制且可被感知的移动图书馆”提出了“Smart Library”的概念。这一概念已超越了技术层面，其触角已经延伸至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方方面面。随着2009年雷帕诺维奇在第八届人工智能、知识工程国际会议上提出使用RFID打造图书馆全新升级变革的“智慧图书馆”掀起了图书馆学界的研究热潮。

受国外图书馆工程技术、系统建模等方面的优势学科影响，国内智慧图书馆的相关研究也大都从技术实现的角度进行阐述。然而，智能技术终究离不开也代替不了真人智慧，“智慧图书馆不单单是设备的改变，它还应具有一种深厚内涵的人文关怀” [5]。随着人们对智慧图书馆觉悟的不断提高，近年来学者们也开始逐渐超越其外在技术实体，侧重在技术发展和管理转型的前提下创新服务理念，如熊伟、傅荣贤、梁光德、黄幼菲等以“智慧”作为当代和未来图书馆学科面向的高度[6]，指出了智慧图书馆的精髓是实现知识服务向智慧服务的提升[7]，强调智慧服务应以“转知成慧”为宗旨[8]。王杉、张延贤、王梅等分析了智慧图书馆服务的三种形态[9]，指出作为价值理念与职业精神的第三种形态即图书馆人文智慧才是最值得倡导的[10]。朱秩婷等人從智慧图书馆所应体现的社会意义等方面阐述了智慧经济时代这一图书馆服务的新内涵[11]。刘丽斌、陈巧莲、赵晓芳等则根据智慧图书馆的构建理论提出了相应的智慧服务观念和模式建构路径等[12]。上述研究从技术与人文融合的角度对智慧图书馆及其服务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揭示了智慧图书馆的“技术基础，服务灵魂——技术与资源最终都服务于人” [13]的认知，从而说明了智慧能动的核心特征是人的创造力，这也恰恰契合与回应了后现代教育提出的“知识价值离不开主体智慧的积极掌握”的论断。因此，智慧图书馆的深化发展需要后现代教育理念的融入与引领，才能更加着力于服务资源、服务主体、物理空间乃至社会全域发展空间上，在后现代教育理论的指导下，将社会所有要素有机联系并融合起来，进而有效创设后现代知识经济下智慧图书馆的建设新理念和服务新途径。

3 后现代教育导向下的智慧图书馆建设理念和服务途径

3.1 在“完人”到“全人”的教育目标下进行智慧图书馆的主体建设与个性服务

基于“客观理性”的现代“精英教育”发轫于笛卡儿二元学说及方法论的实证主义工程。而作为“精英教育”最显著特征的“完人主义”不仅以自律性自我预设了人格发展阶段的固有命题[14]，还通过肯定人的全科均衡能力为培养合格的“完人”（Perfect Person）提供统一知识标准。然而，后现代哲学并不承诺最终答案的必然存在。在他们看来，其内容的获取离不开主体素质、经验背景等“前结构”取向，表现为“知识体系中的个人因素”对“知识客观主义"的批判和反驳[15]，认知中心主义的“完人教育”只是在无视个体“差异性”的存在下以“文化中立”来推演“天下定于一尊”这一绝对理念。同样，对于抵御近代物质主义侵袭的后现代教育来说，教育的目标不是把人作为“生存的工具”，而是以个体生命的社会化和个性化来实现人的主体性，因而学校不是批量生产模具的工厂，而是塑造各具特色生命的场域。教学也不应由外加的精确计划和僵化的具体行为所决定，而是在回应多样性与差异性的过程中指向社会文化情境里包含着矛盾和悖论的人格形成，进而拓展多个中心和焦点的多焦点自我[16]。据此，作为一种具有建设性的后现代教育观，主张全人教育在于依据“多元智慧”的差异性评价观倡导每个人都有其优势和弱势智能[17]，并不强求每个受教育者都得到“完整发展”，而是以博雅通识、全面发展的十字型全人（Whole Person）为教育目标，在尊重主体个性的前提下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地培养与造就个体的特质和特殊性。

由此看来，作为知识融通集散的“第二课堂”——图书馆也应以相异、个性、自由的“全人教育”为指向进行主体性建设，依据学生个体的智力特点开展多元化、个性化的智慧服务。首先，智慧图书馆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分析统计工具精准掌控馆藏文献借阅、电子数据库和应用系统的流通利用情况，通过智能监控评估及时为书籍采购种类、流通借阅规划、藏书布局和设备设置的个性化配置等提供硬性参考。其次，以境脉（Context） 嵌入、认知计算等技术对读者的阅读倾向、学习轨迹进行跟踪记录，通过认知习惯与学习兴趣等多维度因素分析捕捉读者行为变化[18]，从而为不同类型的读者群体提供相应的服务策略。如在移动图书馆等泛在技术应用于系统资源的个性化推荐中，实现针对性的智能推送，为用户的阅读选择及学校相关工作提供有价值的软性引导。为使服务更加针对用户的个性需求，在追求“内隐智慧”的后现代教育导向下，智慧图书馆除了被动地关注读者的外在行为偏好，更要主动借助数据挖掘、知识发现等隐式技术将潜在的关联知识从个性化数据中开发出来，在智能提纯推算读者画像及其内隐需求的基础上为自组织和自适应学习构境建模[19]。同时，依据学习反馈的成效来构建具有学情评测、进程介入的内在具身认知改进机制，使读者在知识不断“输入输出”的“双向碰撞”中重识自我“全人”价值、升华主体创新智慧。

3.2 在授受到对话的教学方式下进行智慧图书馆的开放建设和主体际服务

在基于普遍理性、绝对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教育模式中，“知识作为现实的客观反映被视为封闭、稳定的对象化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教师作为客观知识的唯一拥有者扮演着真理权威的角色，相应地，在“知识储蓄式的教学方式”中也消解了个体意义上的重新发掘，使得智慧能动性湮没于知识的堆积存储中。而与现代性逻辑相悖的后现代知识，由于多元化和网络化的结构，形成了开放、有机、自我调节的自组织系统，使个体无法旁观其外，而必共生于中[20]”。因此，在后现代“语境体验化”的情景教育中，人被视为文化和生物交融形式的语言主体间存在，并在与环境的交互反馈中对知识建构起着关键性作用。据此，后现代教学不再是单向主从的知识“授受”，而是双向主体际的“体验对话”，而“体验”过程中所实现的超越主客对立关系之上的知识洞透就在于融身于情境之中的“物我两忘”境界。这样， 教师作为“学习团体中平等的首席“从外在于学习情景转向与情景共存”[21]，聚焦和聆听包括学生在内的他者性和边缘性话语，以交往实践的主体际方式开启了问与答的弹性教学方式，展现了对话和转换的开放性图景[22];相应地，学生则以一个自组织系统自我诊断与思考的方式真实体验了生活的情境与过程，主动追寻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当然，作为社会场域（Field）与主体思维交互生成的后现代认知在对单一权威消解的同时也必然唤醒多元教学的反思，成为个体批判性、创造性的引燃体。

从这个角度看，智慧图书馆的开放建设和服务也应该从独白的立场转向对话的立场，从权威转向共谋[23]，开展以主体间为核心的开放建设，实现多元主体化、平等化的辩证统一[24]。首先，应以后现代 “对话”教育理念为内化机制，通过混合学习、社会建构等知识与人的软性“协商机制”驱动教师、专家、读者在语义网、神经网络等智能平台上打造多方交互、开放共享的图书馆智慧学习共同体。其次，智慧图书馆的环境建设及空间服务不但要注重自身维度的空间拓展和升级，还要通过智能情景感知、 数字全息投影、应用场景定制等打造图书馆资源、读者、环境感知交融的广义主体间开放场域[25]，使学生在真实互动的认知情境中“变被动为主动”地参与到馆员、教师及其他读者的主体际活动中，使智慧与灵感在“变授受为创造”的思维碰撞建构中得以唤醒;同时，在信息再加工和深加工等关联整合过程中，以知识自优化和自创新等集成赋格智慧[26]，从而为SECI知识流动和智慧创新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和社交情景[27]，进而在显性知识隐性化的默会维度上实现图书馆内外空间智性、诗性与创造性的“虚实共生”，激发学生在科技、人文、智慧等多重体验中完成自有知识的主动建构和意义创新。因此，如果说传统图书馆信息服务可以止于封闭主从式的“授受”，那么图书馆智慧服务则要发轫于开放主体际的“交流”。

3.3 在预成到生成教育过程中开展智慧图书馆的创新建设和超越性服务

一般来说，公式、概念、观点等抽象知识总是指向某种确定的、可命名的、预设好的起点和目标。从这一思维出发，线性教育过程中的学习也是跟随教师预设的教学计划进行，按教学“轨道”完成预设的目标。而在后现代科学阐发的确定性悖论、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社会发展中，由于网络科技的“信息革命”和不断迭代的“知识经济”的推动，“知识的本质从理性共识转为生成与建构的“文本”，教育也在去中心化、科际整合等非线性进程中由简单、稳定走向复杂、混沌[28]，在动态中不断履行其使命，创造未来[29]。后现代知识的加速更新决定了“成功教育所授的知识必有某种创新”[30]，教育的过程不是向桶内注水，而是创造之泉的外引，如果知识的海水淹没了创新的憧憬，教育的航向就迷失了智慧的光亮。因此，以知识为本体的图书馆建设也必然是对旧知识的扬弃和新知识的发展，是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主动建构的自我智慧开发过程。从这一层面上可以说智慧图书馆服务于实践范畴上个体智慧的提升应以生成性为宗旨助推教育创新，不仅利用“自学习”和“深学习”等技术智能整合显性与隐性知识间的关联转化[31]，不断拓展知识空间的横向广度;还应通过“自创新”和“再发现”等智慧化功能探索新知识新问题，持续以技术延伸人的思想纵向深度。

学习作为一个持续终生的进程，由单一的课堂教学认知走向复杂的社會综合实践，也推动了学习型社会的演化升级。目前社会所倡导的“全民终身教育”“社区网络教育”“通识教育”恰恰与智慧图书馆所追求的自主学习、信息素养与综合能力等培养理念不谋而合。据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教育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而图书馆则是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标志和具体代表”[32]，我们在努力探索教学课程和方法的同时也应重视图书馆教辅机制和功能的发挥，强化智慧服务等文化场域的隐性育人作用[33]，以图书馆综合文化资源及空间场所优势对大学生各种专业实践及课余活动提供支持，以各类读书活动为大学生营造积极向上的感染氛围及价值观导引。融合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超越性文化范式，我们还应在优化图书馆狭义个体学习空间中，同时积极支持广义跨学科馆员和智慧馆员等队伍素质建设，以技术、管理、人文等多维嵌入式服务促进各院系主体间宏观合作和整体协调[34]，通过“创学结合”等后现代教育理念推进课外社会实践，进而在“创造中学习，学习中创造”的“创学双螺旋”中实现图书馆智慧化的超越性服务。

4 结语

综上所述，以“客观知识”为本体的传统图书馆将在以“掌握智慧”为宗旨的后现代教育冲击下面临着建设理念与实践方法的全面变迁。在这一新形势下，建设智慧图书馆和实现智慧服务转型不仅是图书馆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顺应后现代教育从完人到全人、从授受到对话、从预成到生成的理论诉求。因此，在建设理念上要以大数据统计、学习分析等个性化服务来强化智慧图书馆的主体性建设，通过智慧学习共同体、情景交融感知等主体际服务来突出智慧图书馆的开放性建设，进而通过综合实践等创新建设来系统建构图书馆智慧服务的超越性文化场域，最终实现学习和创新、认知与实践、知识和智慧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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