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刘文生

调动和激发基层医疗机构的活力，强化其医疗功能，成为当前基层医疗改革的着力点。

基层医疗卫生体系正处在大变局的前夜。

2019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开展社区医院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社区医院试点通知》），提出今年在河北等20个省（区、市）开展社区医院建设试点（图1）。

4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评价指南（2019年版）》及《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试行）》，对基层医疗机构能力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给予指导和规范。

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又接连印发《卫生健康系统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措施》和《社区医院基本标准和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要点（试行）》，前者要求简化需要基层填报的表格、报送的材料，后者对社区医院基本标准和医疗质量安全提出要求。

7月出台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更是对基层医疗机构发展作出了新的安排。

政策的密集出台及高层频繁的调研和表态释放出的信号不言而喻：国家正在大力调动和激发基层医疗机构的活力，强化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功能。

在中国全科医学开拓者、首都医科大学教授顾湲看来，一系列旨在加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政策的出台，是在为之前的导向纠偏。

以往的政策和激励下，基层医疗机构发展普遍呈现“重公卫、轻医疗”的现象，医疗服务功能不断弱化。这导致老百姓丧失对基层的信任，进而导致基层失去发展动力。这显然与分级诊疗和强基层的目标不符，为扭转这一局面，加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便势在必行。

问题的关键是，基层长期以来积累的弊病能否有效解决？写在红头文件上的目标能否有效达成？顾湲认为，政策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让基层医疗机构短期内实现社区医院的目标并不现实。

路途艰难，基层医疗机构该如何抉择？要理解基层医疗机构的抉择就要了解其现状，要了解现状就要知晓其何以至此。鉴史方能识未来。

社区起步

《社区医院试点通知》发布后，媒体惊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升级为医院了！”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方庄社区”）主任吴浩颇不以为然。

“怎么能叫升级呢？为基层提供社区医院这个名称，只是为了改变老百姓的习惯思维。”吴浩说，现在老百姓有个误区，就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只干公共卫生，不看病。所以要重新提出医院的概念。

“重新提出”意味着什么？这要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展历程说起。

顾湲介绍，过去中国实行严格的分级诊疗制度。基层街道医院原来是联合诊所，后来因老百姓有需求，联合诊所逐渐转变成一级医院。因为首诊在基层，不缺患者，一级医院科室齐全，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都不错。上世纪80年代中期，原卫生部鼓励医院创收后，分级诊疗制度被打破，患者涌向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失去发展根基。

基于当时的情况，不少地区鼓励基层医院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健康管理和慢性病管理为主，顺便解决常见病和多发病。实际上，数年前的1981年，中美两国专家在上海进行的卫生服务调查中才将社区卫生服务的概念引入中国。转型中的基层机构保留了病房，为慢性病、老年病、康复患者提供住院服务。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医院就专门建立了一个老年关怀病区。

1989年，世界家庭医生组织和中华医学会推动首都医科大学成立了全科医师培训中心，北京市成立了全科医学会；1993年，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成立。这些组织的创立，标志着全科医学正式进入了中国内地。

图1 《关于开展社区医院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主要内容

“用基本的医疗设备加上医生的望、触、叩、听和临床思维，判断患者大致是什么疾病；不是大问题就在社区观察治疗，同时提供慢性疾病的长期健康管理；有大问题向大医院转诊，同时基层医生可就患者病情和治疗情况与专科医生沟通，帮助其更好地为患者诊治。”顾湲表示，这是国际通行的全科医疗模式，能方便老百姓就医，在基层解决常见问题，还能为医保节约资金。

1992年，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局邀请首都医大深度介入方庄第一医院的建立，希望把医院打造成全科医学的典范。1992年方庄第一医院（一级甲等）正式成立，1995年，其正式挂牌成为全国第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很好地解决了辖区常见病、多发病问题，并在周围小区建立起数个服务站，为老年人提供周到的家庭医生服务，大受群众欢迎。方庄社区也因此成为国内最早开始普及全科医学、家庭医生理念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与此同时，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已率先开展了以转变基层医疗机构结构和功能为核心的改革试点工作。

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改革城市卫生服务体系，积极发展社区卫生服务，逐步形成功能合理、方便群众的卫生服务网络”。国家层面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就此起步。

1999年，十部委发布《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性质、任务、工作内容、工作方式、组织形式、人员配备、工作用房、人员培训等提出具体要求。

此后，各地陆续采取医疗机构派生、一级和厂企医院转型、民营资本举办等方式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网络。

2000年，天津市6个城区共有75家一级医院，共计床位2645张。当年，天津选取了10家一级医院作为试点，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照计划，2001年推广到全市50%一级医院，2002年全市所有一级医院和具有社区卫生服务功能的二级医院全部完成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整体转型。

彼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功能被确定为集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为一体的“六位一体”服务模式。

1 以往的政策和激励下，基层医疗机构发展普遍呈现“重公卫、轻医疗”的现象。

公卫上位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如火如荼，然而其并未向着顾湲所希望的全科医学医防融合的方向发展。

“2000年左右，各地文件要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再设置病房，取消内外妇儿等科室，只保留全科、康复科、预防保健科，否则评审不合格。”顾湲回忆，除部分企业和事业单位医院，大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撤销了床位。

事实的确如此。如天津就明确要求“不再保留原有的内科、外科、儿科等科室”“不设原有专科混合的大综合科室”“将原有的专科病房改为综合病房，成立老年护理病房”。

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彻底改变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命运。“非典”疫情暴露出行业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软肋”。疫情过后，国家痛定思痛，决定建立国内公共卫生应急系统。

政府前所未有地重视医疗卫生行业，财政大量投入，但大多流向公共卫生项目。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成为城市公共卫生体系的“网底”。为了筑牢“网底”，城市一级医院加速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

2005年开始，北京城区一级医院陆续翻牌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随后，北京各区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了标准化改造。改造的目的为了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公卫服务能力。

2 江苏、广东等省份始终没有把医疗或医院的职能放下，基本医疗服务一直保持着相对较高的水平。

基层承担的公卫任务越来越重，内容越来越细。建立健康档案、高血压和糖尿病管理等都成为公共卫生项目。顾湲觉得不可思议，在她看来，健康档案只是医疗保障系统和基层医疗需要应用的一个工具，公卫单独立项将使之与临床服务分离，而且不能保证其真实性；而高血压、糖尿病管理需要医生连续观察画出曲线，通过与患者长期合作找到并控制相关危险因素，否则管理就失去了意义。顾湲到处呼吁，但得不到支持。

后来，甚至连食品安全、卫生监督都成为社区的任务。过多的对“率”的要求令基层疲于应付，工作就变成了填表，造假在所难免。

任务一直在增加，但人员却没有增加。

“并不是说政府重视公卫了，就增加做公卫的人，还是原来那批人。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这边做健康管理，那边还做手术。”北京市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邵天铭（化名）直言，加之没有了良性的激励机制，基层医疗机构基本医疗功能逐渐弱化。

邵天铭参加工作之初是一名内科医生，他经历了一级医院的发展、转型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功能变迁。他介绍，当初，基本的常见病、多发病，一级医院都能诊治，肠道门诊、发热门诊、辅助检查、24小时值班一应俱全，B超下穿刺、24小时动态心电监测都能进行，常规的白内障、阑尾手术等都可以开展。“老百姓都认家门口的医院，因为它真的能解决他们的基本问题。”

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的亲身经历就是科室不断萎缩。”邵天铭告诉记者，原来有专门的心电图医生、耳鼻喉科医生、眼科医生，退休后，科室就萎缩了、消失了。一方面，收支两条线后，做手术可能连加班费都没有，医务人员失去了动力。另一方面，基本公卫任务压力越来越大，医务人员没有更多的精力开展临床医疗工作。

“说白了，政府发的钱就是让你干基本公卫的。这个过程非常痛苦。”邵天铭说。

实际上，这种态势很快在全国蔓延。转型、公卫、收支两条线成为城市基层医疗机构发展的关键词。

2008年前后，经过数年的转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思想观念基本转变，所有工作基本都围绕公卫进行。老百姓明显的感受是，身边做健康教育、建档、筛查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能解决疾病问题的人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随着医保政策的不断完善，老百姓的选择更多，患者可直接去二三级医院看病。

邵天铭清楚地记得，2008年，北京市出台了一项政策，明确提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再设置床位。大令既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纷纷撤掉床位，基本医疗服务失去了最后的根基。如果保留病床，医生的业务水平会得以保持甚至提高，而不是退化。

彼时，邵天铭在另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任业务主任。40张床位的撤销过程令他印象深刻。“先后拖了近4个月，患者不愿出院。我们得负责给他们找地方，太远了不行，太贵了也不行。只要有一个人不走，中心就得留一套人马24小时值守。”

2011年，又一轮转型热潮在全国拉开大幕。南京市甚至提出，主城区以经营为主的二级医院全部转型为以公益性为主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财政兜底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彻底转换了服务模式，诊疗功能大大弱化，周边的百姓生病后纷纷涌向大医院，大医院的负担越来越重。

基层困局

中国逐年上升的慢性病发病率和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无法给基层公卫提供背书。公卫模式日渐遭受质疑。与此同时，越来越拥挤的大医院给医保资金带来巨大挑战。中国不得不重新启动分级诊疗建设。但与上世纪的情形不同，基层医疗能力已经太过孱弱，无法承担基层首诊的重任。

宿州市埇桥区南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埇桥区南关社区”）是全国9300多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普通的一个，也是典型的一个。

桥区南关街道社区由宿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于2007年举办。时任宿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荆玉良一手创办了该中心并兼任主任。埇桥区南关街道社区创建后，他从三院带出一批优秀的医护人员，因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创办初期就取得了当地居民信任，服务质量、服务数量、居民满意度都处在全市前列。直到今天，其仍处在宿州市乃至安徽全省第一梯队。

荆玉良告诉记者，改革前，埇桥区南关街道社区是医保、新农合慢性病定点单位，由于药物品种齐全，门诊量大，每年还有一定量的康复住院患者，可以基本满足居民常见病、慢性病就医需求，中心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然而随着基本药物制度推行，常见病慢性病日常可用药物严重短缺，基本医疗开展受限，连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埇桥区南关街道社区辖区常住人口61495人，加上大量流动人口，服务人口大约7万余人，但中心核定编制仅仅48人，目前在编员工43人，编制严重不足，为确保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各项工作保质保量完成，中心只能自聘医务人员，上级主管单位也不能协助解决自聘人员所需费用。

其次，中心还面临定岗难题，由于岗位限制，很多取得中级职称和高级职称的医务人员无法兑现职称工资。荆玉良坦承，目前已有4位高级职称医生跳槽，去了合肥、上海、南京等地；再次，中心没有人事自主权，现在缺编5人，根据岗位需要申请招聘，上级主管部门不予批准。

此外，埇桥区南关街道社区还面临药品短缺、用房面积不足、财政投入不足、人员青黄不接等困难。

荆玉良建议政府重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展，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纳入各级政府的考核范围；人员招聘上采用灵活机动、能进能出的政策；编制、岗位同样亟需灵活的政策；人才培养需要政府长期的规划。

宿州市埇桥区南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全国9300 多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普通的一个，也是典型的一个。

尽管困难重重，面对加强社区医疗能力的大势，荆玉良还是做了考虑。一是把医生送去紧密型医联体单位进行为期一年的各科室轮转进修，希望三甲医院一年的临床学习可以让医生获得解决社区常见病多发病问题的能力；二是大力鼓励医生参加各种培训和会议，开阔眼界；三是“老带新”，年轻医生跟着高年资医生出诊，既是助手，又是学徒；四是和科大讯飞合作引入“智医助理”，能看七八百种疾病的AI将很好地辅助医生进行诊断。

创建社区医院新政出台后，宿州市卫生健康委全力推荐埇桥区南关街道社区参与社区医院的创建，但受困于建筑面积不达标，最终未能成为社区医院建设试点单位。

当前，加强社区医院建设是上下共识，但基层发展的种种困局仍然存在。困局未解，社区医院建设注定步履维艰。

江苏先行

《社区医院试点通知》确定的20个省(区、市)试点名单中，并没有把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包含进去。邵天铭认为，这些地方执行政策比较到位，公共卫生服务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但基本医疗开展不是很理想，跟南方发达省份存在一定差距。

实际上，诸如江苏、广东等省份，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把医疗或医院的职能放下，基本医疗服务一直保持着相对较高的水平。在社区医院建设方面，江苏等省份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2017年9月，江苏省印发社区医院建设试点通知，正式启动试点工作。2018年1月，该省确定了67个基层机构作为首批社区医院建设试点单位，到2018年底， 2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为“江苏省首批社区医院”，增挂社区医院标牌。2019年，江苏计划新增50个社区医院建设试点单位。

江苏省明确了社区医院的重点建设领域，并出台了具体落地措施。如提出构建“大基层”服务体系，引导上级医院临床医生到基层开设名医工作室，在社区普及推广家庭医生工作室；加强住院病房建设，提供安宁疗护、老年慢性病疗护病床等服务；培育建设基层特色科室，每个社区医院至少建成2个市级以上基层特色科室；建设基层骨干人才队伍，通过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留住基层人才；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建设中心化服务平台，配齐常规检验、检查等体检设备，将社区医院建成区域性基层健康管理(体检)中心。

相比《社区医院试点通知》提出的建设任务，江苏的政策更加细化与明确。这无疑代表了未来社区医院建设的方向。

社区医院建设带来的积极效果正在显现。

无锡市广瑞通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江苏省首批社区医院建设试点单位。该中心主任邹洪告诉记者，成为社区医院后，中心独立设置了慢性病管理中心，从挂号、诊疗、配药到随访、干预等，都在单独的区域完成。2019年前3个月，中心慢性病诊疗人次达到1.5万余人次，同比翻了一番多。“52张病床天天满员，诊治能力也提升了，今年已收治30多例急危重症病人。”

同是社区医院试点单位的无锡市堰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最大特色是手术。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心常规开展阑尾切除、疝气、大隐静脉曲张术、腹腔镜胆囊切除等手术，2018年开展二三级手术400多例、门诊手术1000多例，住院5300多人次。

根据无锡市的相关要求，社区医院的建筑面积不少于4000平方米，病床数不少于30张。加挂社区医院牌子后，至少设置内、外、妇、儿、安宁疗护（临终关怀）科等专科中的5个二级学科科室，可以开展一级、二级手术，经评估达到二级医院水平的可以开展三级及以下级别手术。

专科建设成为社区医院建设的核心内容。

1 宿州市埇桥区南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荆玉良。

2 中国全科医学开拓者、首都医科大学教授顾湲在中国家庭医生合作发展论坛上做主旨报告。

专科再建

之前，不少地方政策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执业登记的诊疗科目一般为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全科病房、中医科、康复医学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除此之外的科目原则上不登记。没有登记的科目，基层医疗机构不得开展。

2017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年活动中提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科室以全科医学科为主，结合本地区服务需求，可发展康复、口腔、妇科、儿科、精神卫生等专业科室。

但现实情况并不乐观。根据相关调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全科医学科为主，2017年设置全科医学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比达68.9%，妇产科、儿科、康复科、中医科、口腔科等专科发展则不平衡。2017年21.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有康复医学科，床位数占比为6.6%，相比其他专科床位数较高。相比之下，仅有25.6%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有儿科。设置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比分别为25.7%、7.7%、7.8%，远不能满足居民需求。

《社区医院试点通知》的一大亮点是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疗科目做了全面放开，明确提出至少设置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精神(心理)科、安宁疗护(临终关怀)科、血液透析科等专业科室中的5个二级学科科室。医技等科室方面，至少设置医学检验科(化验室)、医学影像科、心电图室、西(中)药房。其他科室方面，应当设有治疗室、注射室、输液室、处置室、观察室。同时，至少设有综合办公室(党建办公室)、医务科(质管科)、护理科、院感科、公共卫生管理科、财务资产科。

长期关注基层改革的陕西省山阳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徐毓才认为，医疗技术的适度放开与医技科室的允许“外购”，必将为优秀人才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平台，有利于基层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得益于之前一级医院打下的基础，方庄社区设置了全科、外科、中医科、口腔科、儿童保健科等一系列科室。以外科为例，该科室可进行骨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诊治；开展外科清创缝合、良性小肿瘤切除、小疖痈切开引流、软组织扭伤诊治、肛肠疾病诊治等诸多项目。

“现在最大的利好就是诊疗科目的放开。比如口腔的正畸、种植等，民营诊所都做，社区为什么不可以？”吴浩表示，不是越高端越好，如口腔这类适宜技术，社区完全可以开展。开展以后，可以就近满足老百姓的需求。

吴浩认为，《社区医院试点通知》的另一大亮点是提出因地制宜。

“社区医院建设试点覆盖全国，但一定要注意，不宜一哄而上。诊疗目录只是一个大的框架，具体开展什么要看区域和机构的情况，而不是一刀切。这是循序渐进的过程，相比以往，基层有更大的探索空间。”吴浩举例说，远郊区县等交通不便的地方可能就要买CT、核磁，但方庄社区就不用。因为方庄社区300米以外就是三甲医院，社区开好单子患者可以直接去三甲医院做检查。“我们要做的是怎么把资源协调好。”

顾湲同样认为，要顺应市场需求走，当地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她表示，社区医院开展一些小专科，是有可能的。老年人口多的地方可以发展老年医学、骨关节、呼吸科、缓和医疗和中医适宜技术等专科。如果紧挨着大医院，可以做后期康复的承接。“不要死板地按行政命令来，行政命令是一刀切的。不会变通的院长，最后都是要失败的院长。”

顾湲建议，区委区政府领导带头，把健康中国规划吃透了，和院长们一起讨论，在当地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医疗保健模式。达成共识后讨论设置什么专科、是否开放床位，然后就朝着既定方向走，两三年就会发展得很好。

广东引领

政策形势大好，但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说，改革和转型仍面临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功能弱化的重要原因是人力资源短缺。今天，其要转型仍然面临此严峻挑战。“我们最缺的是慢性病治疗的专科人才。”邹洪说，之前，中心将一名护士送出去脱产学习1年，归来后，她成为全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中唯一的专科护士。

诊疗目录放开后，社区可以开展很多专科和业务，但关键的人才问题不解决，专科建设将寸步难行。

邵天铭分析，按现行医疗机构管理办法，诊疗科目放开后必须要有相应的医生。社区如果没有医生，上级医院医生或医联体内医生每周固定时间下来出诊（多点执业），可否视为社区具备了相应人员，进而可以开设相应科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零开始开设一个科室困难重重，通过上级医院的帮扶，可以逐渐把人员培养起来。“我们希望政策面可以多一些体谅和支持。”

邵天铭还提到，成为社区医院后，社区要公卫、基本医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因此，政策层面在机构编制、业务用房面积、更高层次的学习进修机会等方面是否应该有所倾斜？

此外，一级医院转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后，消毒供应中心也随之撤销。现在加挂社区医院牌子后，会涉及缝合包、器械等消毒问题。到大医院进行消毒，面临对方愿不愿意接收的问题和费用问题。因此，政府可否通过政策或协调，给予社区一定的指引和帮助？

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与薪酬分配是核心问题之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目前收支两条线虽不再实行，但绩效工资仍有封顶线。如何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还有待政策松绑。

图2 基层卫生综合改革广东模式主要内容

尽管阻力重重，吴浩还是表达了乐观的态度。他认为，社区医院是一种机制上的创新，各地可以大胆探索，分配机制、人员招聘机制等松绑是大趋势。实际上，这样的趋势正在变成现实。

2018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在广州市召开全国基层卫生综合改革现场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作出批示：广东的做法调动了基层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应当予以肯定，向全国推广经验（图2）。

据了解，广东省在改革中实行“公益一类财政供给、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管理”，有力地激发了基层医疗机构的活力。其模式主要包括：改革基层人事管理制度，允许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自主招聘，人员实行“县招县管镇用”；改革基层薪酬分配制度，允许突破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绩效工资调控水平，按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核定绩效工资总量，允许按规定提取上年度收支结余部分用于发放奖励性绩效工资，允许自主确定内部绩效分配办法，探索市场化薪酬分配方式，到2020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薪酬水平力争达到县级综合医院同等条件医务人员薪酬水平；深化职称评审制度改革，基层紧缺专业人才在基层连续工作10年可直接认定为副高级职称。

目前，广东省经验已被更多地方借鉴。山西省太原市明确，基层医疗机构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的结余，可获得至少90%的返还。海南省则允许基层医疗机构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基础性和奖励性绩效工资比例。

徐毓才对广东模式赞赏有加。他向记者表示，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能力不强，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管理及绩效考核机制出了问题。最致命的政策就是收支两条线，因为收支两条线的实施，基层医疗机构失去了用经济手段来激励那些老百姓喜欢、能看病的医生的权利。“一类供给、二类管理”是广东基层医改释放活力的一个总纲，而积极落实“两个允许”是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的关键。

“《社区医院试点通知》提出，开展社区医院建设试点既要保障财政投入力度不减，又要允许基层医疗机构拥有分配自主权，这是最大最好的历史机遇。”徐毓才说。

影响深远

尽管改革步履维艰，但行业分析认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基层医疗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快速崛起的增长点。

吴浩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向记者分析，基层医疗机构改革将对整个行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基层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大放开，为社会办医打开了巨大的空间。原来社区主要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对社会资本而言，根本没有赢利点，都不愿意进入。因此，只能转而举办规模相对较大的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但这类机构回报周期长，还要面临和公立医院的竞争，因此日子并不好过。现在，很多项目可以在基层医疗机构开展，社会办医一定可以找到发展空间。

其次，为二三级医院医生多点执业提供平台。基层医疗机构设立相关科室后，二三级医院处于成长期的医生可以到社区出门诊，这增加了专科医生的流动性，并使其更加有序。相比原来帮扶或行政命令式的下沉，这种流动性更具主动性和长久性。

再次，社区可借外力为患者提供服务。有了诊疗科目，社区提供场地、设施，可以请上级医院的医生下来为患者服务。以眼科手术为例，社区可约好若干个白内障患者，大医院的医生下来半天就可以集中完成。“这就是以患者为中心。原来社区不能开展，患者只能往上走。现在在基层，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

最后，患者更多留在基层，将倒逼大医院回归疑难危重疾病的诊治。今后，诊所、二级医院发展将尤其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