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勃

子产是春秋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很自然的，子产就成了各路段子手的最爱。

战国诸子都是自视极高的人，既然社会上的普通人，已经把子产当作了仁德和聪明的代表，他们就喜欢拿子产来给自己的观点做陪衬，证明还是我更高明。

孟子讲过一个故事：子产做郑国执政的时候，有个地方，民众过河比较困难，子产用自己的车帮别人渡河，大家当然都很感动。

可是孟子说，这叫“惠而不知为政”。子产对民众很好，但怎么做执政者，他还根本没入门。要过河的人那么多，你帮得过来吗？在这个地方修座桥，问题不就都解决了？

韩非子也讲过一个故事：一天子产早上出门，听到一个女人的哭声，他听了一会儿，就吩咐手下，去把这个女人给我抓起来。

结果一审问，这个女人果然是个谋杀亲夫的凶手。子产说，她哭去世的丈夫，可是我从她的哭声里，听到的不是悲哀，而是恐惧，我就知道一定有问题。

韩非子于是就批评了：“子产之治，不亦多事乎？”子产你这么治国，不折腾吗？如果有了类似的案子，你都要亲自暗中观察才能破案，郑国一年到头才能破几个案子？还是要以法治国啊。

孟子批评子产不修桥、韩非子批评子产亲自破案，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子产有没有惠民的政策？《左传》记录，那是有很多的，政策还没到的地方，先以个人身份加以援手，那不是挺好吗？子产有没有立法？事实是讲中国法律史，一定会讲到子产，因为他是最早公布成文法的人物，自己碰到了一个案子，顺手破一下，是锦上添花。

结果到了孟子嘴里，因为子产有助人为乐的行为，就变成了不知道推行惠民政策；到了韩非子嘴里，因为子产有福尔摩斯的本事，就变成了子产不讲法治，完全是杠精思维。

孟子、韩非子这两个人的观点是极端对立的。但他们也非常像。他们都是那种坚信自己已经找到了解决世界上一切病灶的良方，只要照方抓药，就可以迅速解决全部问题的人。作为政论家，他们各有精彩之处，但解决实际问题，两个人都是抓瞎的，所以两个人在政坛上都很失败。和子产的成功，形成鲜明对照。

其实比较值得重视的，倒是《吕氏春秋》等书里记录的，子产杀邓析的故事。

郑国出了一个叫邓析的人，研究子产的法律，研究得特别透。你只要接受他的指点，在郑国打官司就一定赢。因为邓析总有办法，把法律解释得对你有利。子产只好出台新的司法解释，表示我国的法律，并不是邓析说的那个意思。但邓析总有办法，把子产的解释，还是解释成自己想要的意思。

这么说，邓析可以说是中国律师界的祖师爷了。于是很多人来找邓析拜师，学习怎么打官司，邓析的培训班，热闹得不得了。

最后子产怒了，就把邓析给杀了，事态才平息下来。

这个寓言，倒是让人很感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布成文法的人，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律师，好像有很强的象征意味：中国传统的司法体系，讨厌律师，所以要叫他们讼棍，杀掉有利于维持和谐。

但这事肯定不是真的。根据《左传》，邓析这人是有的，他善于钻法律的空子、把郑国的搞得大乱，也是事实。问题就是，杀他的不是子产，而是驷歂。邓析被杀的时候，子产已经去世二十一年了。

只不过驷歂虽然也是郑国执政，但属于那种尔曹身与名俱灭的人物，后来就没谁记得他了。子产这个大名人，于是就被拉过来了。

证明子产没杀邓析，证明到这里就够了，不要再找其他理由，一找反而坏事。

比如有一种说法是，子产是很宽容的，如著名的“子产不毁乡校”，就体现出子产是赞成言论自由的，不会杀邓析。这种推论我就不大敢相信。因为某件事上允许别人说话，也可能是因为自信有能力控制局面，舆论的主流还是会对自己有利。如果邓析真的能做到在辩论中把子产弄得很狼狈，社会上影响力又那么大，子产会不会宽容他？可真不好说。别忘了，子产除了“苟利社稷，生死以之”这个原则很坚定外，具体问题上他多半是实用主义者：他也是一个为了除掉政敌不惜采用一点卑鄙手段的人，也是一个主张乱世用猛刑、不惜冤枉好人的人。

还是那句话，真实的政治人物，总比某个政治主张，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