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淮南

2018年11月，在北京大学承办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十四届年会暨五四文学经验与现代文论的中国建构全国学术研讨会”上，不仅听到了赵勇关于赵树理研究的一个发言，还得到了他赠送的2018年出版的大作《赵树理的幽灵》（下面的具体引用仅用括号注明页码）。欣喜中简单翻阅了一下，觉得很有新意，回家后用了几天时间认真拜读完后，感到收获不少，对赵树理又有了新的认识。

我并不是赵树理的研究者，虽然看过他的不少小说以及相关资料，而且也在课堂上给学生介绍过赵树理的有关创作，还指导过这方面的毕业论文，但是并没有写过一篇相关文章。不过，作为山西人，作为中文系的教师，对赵树理这样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还是一直抱有兴趣。

赵勇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借助了“西马”的理论来重新探讨赵树理，也可以说，赵勇虽然不忘传统的视角，但是，他长期以来对“西马”的关注又使得自己能够凭借“西马”这个“探照灯”来探视赵树理。自然，这种新的视角，加上材料的详细收集和观点的精心提炼，使得赵树理研究呈现了新的局面，在这种新的局面中大家对赵树理也有了新的认识。

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赵勇对于赵树理身份的重新确认。之前，学术界对赵树理的身份认知除了“农民作家”的称谓外，还有过“知识分子”而非“农民”“干部”的看法，也有过“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官员型作家”等观点。可以说，赵树理身份的特殊性使得他确实不像与他同时期的其他著名作家容易归类，于是在此方面也就产生了见仁见智的观点。而赵勇另辟蹊径，从文学场域内外来重新认识赵树理的身份，从而有了新的令人感到公允的认可。在阐释这方面的问题时，赵勇先从1947年人民日报最早对赵树理“农民作家”的称谓开始，并联系到后来其他人如孙犁等的相同称谓。这样，对于出身农民又为了农民而写的赵树理来说，即使是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农民作家”也依然成为大家对之的一个习惯印象。

然而，如果进一步考虑的话，这种“习惯”称谓又难以说明赵树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于是，也有的学者认为，赵树理并不仅仅是文学场域中的人，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他的知识分子属性在1949年之后尤其突出，自然，“其恪守的身份并不是‘农民性和‘干部性，而恰恰是‘知识分子性。”显然，在看到这些观点的某些合理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只是强调了赵树理某一个方面的身份，而没有顾及他的丰富性和特殊性。而赵勇在有关观点的基础上，将赵树理的身份一分为三。“其一是政治身份：党员/干部;其二是文化身份：作家/书生;其三大体上可以看作民间身份：农民/农业问题专家。”這种确认不仅全面，而且细腻，既看到了文学之内，又看到了文学之外，再加上在具体展开中详细且有力的证据和鞭辟人里的分析，自然使得人们更为全面也深入地重新认识了赵树理，尤其是认识到了赵树理创作中的不少难言之隐。比如，作为党员的赵树理，“当他不写小说而向领导写信时，他其实已彻底移身至文学场域之外，完全以另一套话语表达了他作为一个党员的担心和忧虑。而当他的言行越过了当时的政治底线时，遭到批判也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而作为干部的赵树理，他自己也说过，面对粮食征收问题，“在地县两级因任务紧张而发愁的时候我站在国家方面，可是一见到增了产的地方，仍吃不到更多的粮食，我又站到农民方面。但是在发言时候，恰好与此相反——在地县委讨论收购问题时候我常是为农民争口粮的，而当农民对收购过多表示不满时，我却又是说服农民应当如何关心国家的。”这种党员/干部的身份再加上其他身份也就使得他往往进退失据，而这种进退失据也导致了他创作中的明显问题：“如果说政治身份与民问身份不时处在矛盾的两极，那么作为作家的文化身份则处在一个居问调停的位置——往上看，显然要顾及政治政策;往下瞧，自然又不得不顾及民间实情。这两种驱力纠缠在一起，各行其道又各有其理。”于是，“当他的政治身份和民问身份剑拔弩张时，作为作家的文化身份就开始充当‘和事佬的角色了。”这样，我们也就看到，赵树理虽然听到的是岳冬至因为和智英祥谈恋爱而被恶势力打死以及智英祥的母亲因为反对这起婚姻无效而自杀的悲剧故事，可是在《小二黑结婚》中通通变成了大团圆的喜剧。《锻炼锻炼》中，社主任王聚海的“和事不表理”本来是赵树理的批评对象，但是又被读者发现小说中恰恰是这个形象最富有人性。

有了对赵树理身份的重新认识，也就能够进一步理解其叙事模式、传播方式等的独特性。在此方面，赵勇的研究同样独辟蹊径。

先来看对赵树理叙事模式的揭示。我们知道，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小说同样出现在文坛。不过，新小说在其产生之时就肩负着启蒙的重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所谓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赋予了新小说无所不能的功用。同时，新文化运动所受到的西方影响客观上也使得新小说在叙事模式、语言表达上难免带有“欧化”的因素。于是，“‘五四新小说大量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段、情绪化象征化的叙事结构、开放性的叙事框架为其实践模式;在语言方面，‘五四新小说又呈现了书面化、西洋化、文人化的总体风格。”而这样的实际也导致了一个不够理想的结果，那就是，“一方面，诸多的作家为启蒙者，他们的启蒙话语从理论上应该延伸于广大民众之中;另一方面，小说形式上的先锋主义又本能地排斥和拒绝着普通读者的阅读而致使启蒙话语失去真正的目标之后常常扑空。”换句话说，在“五四”作家和普通民众之间缺乏应有的中介性人物，在新小说和一般读者之间缺乏一种中间性的文本。而赵树理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正好填补了这种空缺。“因此确切地说，长期以来，赵树理所扮演的角色是以一个被启蒙过的知识分子身份去启蒙民众，所做的工作是以一种通俗化的形式去翻译、转述和改写‘五四以来的启蒙话语。”这样，“我讲故事”“你听故事”的叙事模式，使得赵树理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说书人”，他的小说自然也就成为与传统话本小说类似的供人听赏的“新话本”。

所以，如果从新小说的“写一读”模式来看，赵树理的小说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倒退”，但是如果从他的出身尤其是他所面对的广大民众来说，“说一听”模式显然又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是在广大民众的文化层次还不够高的情况下，“说一听”模式也为他坚持的如此这般提供了充分的现实依据。而且，这种“说一听”模式中，说的人和听的人共同在场，双方互相陪伴、互相交流，既营造着氛围，也培育着情绪，同时，这也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步，不仅为老百姓喜闻乐见，也使得寓教于乐有了一个特殊的版本。显而易见的是，赵树理的“‘说一听模式和追求的共享效果无疑也走进了集体主义的价值谱系之中。说得更直白些，他想建造的是评书互助组和故事合作社，它们简直就是生产互助组与农业合作社的文学翻版。正是在这一情境中，赵树理才以土得掉渣的文学形式触摸到‘艺术政治化的最高机密”。

这样，赵树理作品的传播方式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说，新小说是一种“可写的文本”，那么，赵树理的小说显然是一种“可说性文本”。这种“可说性文本”继承了传统话本小说的不少优长，但又主要以农民为对象。自然，“这是一种以‘说/听为主的口头传播活动，而不是五四新小说式的以‘写/读为表征的书籍传播活动。”也恰恰是这种主要以农民为对象的“可说性文本”，与赵树理试图“建造的是评书互助组和故事合作社”成龙配套，共同完成他的文学任务。而且，上述内容又与赵树理的传播观念分不开。由于出身的、工作的以及时代的原因，使得赵树理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的是宣传和传播工作，是为了抗日救亡鼓与呼，而鼓与呼的对象又主要是农民，于是，赵树理特别重视对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农民的“劝喻”和“灌输”，因为文盲不一定是理盲、事盲和艺盲。这样，通过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有关事实，对相关政策和时事政治做出形象化的文学解释，就会让农民有所兴趣，有所感悟。自然，“情节的连贯、故事的完整、语言上的通俗化和口语化便成了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呈现在赵树理的小说当中。为此，在说什么和怎么说方面，赵树理表现了自己明显的特色。而由农村中识字的读者阅读后再介绍给不识字的听众，也就成了赵树理作品的传播路线，这样一来，赵树理作品表面的写/读式的文字传播也就转换为说/听式的口头传播，从而使得其作品由此走向底层的民众。同时，农村中的识字人也成为他的作品与听众之间的中间环节，与作家一起完成着教育人民的任务。

而且，我们还需要注意，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史上，曾经有过大众化、民族形式、为工农兵服务的讨论，自然，“凡是在创作上体现了大众化的努力并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作家作品，总会及时地得到表彰或鼓励。赵树理的创作确实有他的独特之处，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朴实的农民语言和生动的农村人物形象，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赵树理最初被周扬所肯定，主要因为他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可以说，在解放前后的历史语境中，赵树理的叙事模式、传播观念不仅实实在在地走在了大众化的前面，而且使得大众化落在了实处。

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尽管赵树理满怀希望于广大的农民听众，但是，他自己的调查又说明，真正喜欢他作品的人却是中学生和中小学教师，纯粹的农民并不多，为此也使得他大失所望。换句话说，他自己所设计的传播方案并没有得到预期的落实。不过，我们同样应该承认的是，尽管赵树理的预期方案并没有得到完美的落实，然而，其作品的发行量巨大又是事实。虽然，“他在这样做时早已把文学的审美功能放到了次要地位而把宣传、教育功能摆到了主要地位，所以信息增值和减值反而显得无足轻重了。因为他们虽然损害了作品的艺术趣味，淡化了作品的审美价值，却并没有完全影响到作品的宣传、教育功能。”

论述了赵树理的身份及其小说的叙事模式、传播观念之后，他的语言表现自然应该进人我们的视野，而且，赵树理小说的语言与其叙事模式和传播方式等又是相互联系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赵勇在谈到赵树理的文学语言时，并没有遵循一般的从文本出发进行分析的路径（这方面的论述不少了），而是从比较赵树理与汪曾祺的语言观念人手的。同时，让与赵树理共事多年又十分敬佩赵树理而且同样是著名作家的汪曾祺现身说法，分明又为我们增加了一种了解赵树理文学语言的新鲜感。

如上所述，让农民看得懂和听得懂是赵树理创作的主要目的，为此，从当时农民的文化层次以及美学趣味出发，赵树理的小说采用了传统的评书形式和与之相应的说书语言。可以说，这种说书语言对于赵树理来说既很好地体现在其创作实践中，又被他在多种场合进行了反复强调，并由此说明农民语言的丰富多彩。但是，在看到赵树理文学语言的历史功绩的同时，又不能不看到，“正是那个特定的历史语境的制约，使得赵树理的语言观丧失了更加丰富的维度。它只是提供了建构新文学语言的一种元素，却因为其本身排斥其他元素，而最终与理想的文学语言失之交臂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却是，一方面，赵树理认为现代的文学艺术有三个传统：一是古代士大夫阶级的诗赋、文言文、国画、古琴等;二是五四以来的新诗、新小说、话剧、油画、钢琴等;三是民间传统的民歌、鼓词、评书、地方戏曲等。另一方面，考慮到农民的接受实际同时也是对革命文学中一些不足的反动。不过，他又令人遗憾地只是将民间传统作为主要对象进行改造，放弃了对古典传统和新文化传统应有的改造。很显然，对这样两个重要传统的放弃，客观上也就缩小了他文学语言的应有空间。

与此相对的是，虽然汪曾祺也如赵树理一样重视民间传统，“但是无论从写作观念上还是从创作实践上他都没有成为第二个赵树理。因为仅从文学语言观的层面来看，除了民间传统外，对于古典传统和新文化传统他并没有偏废。”他不仅认为“外来影响和民族风格不是对立的矛盾”，而且希望“古今中外熔于一炉”。所以，“每当谈论民间文化时，总有一个相辅相成的书面文化与之呼应，而作家对书面文化传统和民间文化传统继承的多寡有无，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了他的语言是否具有‘文化性。”在汪曾祺的观念中，书面文化其实是以五四新文化革命的成果为其基本框架，以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为其底蕴并适当吸收外来文学/文化成果的文化系统。自然，五四以来失去了文化蕴含的“白话文”也在汪曾祺的反对之列。这样，汪曾祺“俗不伤雅，雅不伤俗”的语言观也就超越了赵树理，自然，“正是因为明白了赵树理文学语言观的利弊得失，汪曾祺在建构自己的文学语言观时才获得了重要参考。相对于赵树理文学语言观而言，汪曾祺的既是扬弃，同时也是超越。”

还需要注意的是，赵勇又把赵树理和汪曾祺二人的语言观进一步放在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中进行考察。在他就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几个阶段的划分中，处于第二阶段的赵树理“为现代文学语言输人了口头/民间文化传统，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对第一阶段过分欧化的语言构成了一种否定。这种否定的功绩不容置疑，然而它又是偏激的甚至是狭隘的，于是再一次否定便不可避免。汪曾祺的创作和对语言的强调出现在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欧化的语言基本消除或已被现代汉语消化、吸纳的时期，同时也是语言的文化性极度匮乏的时期，因此，口头/民间文化和书面文化并重从而增加文学语言的活力、底蕴、韵味和张力便成了迫在眉睫之举。正是通过汪曾祺的倡导和实践，第二次否定在他的手中画上了句号”。于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后的现代文学语言，才算是真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民族形式。不可否认的是，赵勇的这种历史视野和具体比较，为人们更好地认识赵树理的文学语言提供了很好的参考，特别是他的着眼点放在“现代文学语言的建构”上，还表现了一种令人敬佩的难能可贵。

四

另外，《赵树理的幽灵》共两个部分：“第一辑”的“赵树理研究”和“第二辑”的“山西当下作家论笔”。自然，联系到书名中的“幽灵”二字时，第二辑中所涉及的都是或多或少受到过赵树理影响的山西作家，由此也说明，赵勇对山西作家的关注并不仅仅在赵树理一人身上，他还注意到了再后来的或者说当下的山西作家。而这又说明了他多年来与家乡的联系以及他的乡土情怀。就“山西当下作家论笔”而言，赵勇共论述了赵瑜、聂尔、鲁顺民、浦歌、张暄、小岸、白琳、葛水平、程旭荣、弱水、悦芳、崔太平等多位作家或诗人，并有对李前进摄影作品的评论。这里，仅仅举出几例。

作为在国内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家，赵瑜的报告文学创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活跃在中国文坛，尤其是，他的《中国的要害》《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等更是产生了轰动效应，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在揭示赵瑜报告文学长盛不衰的原因特别是其与众不同的地方时，赵勇主要是从“公共性与文学性”的角度人手的。从公共性来看，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一开始就以介入社会、批判现实、揭露问题、警示世人的姿态活跃于文坛，无论是《哥德巴赫猜想》《人妖之间》《大雁情》等，还是再后来的《神圣忧思录》《洪荒启示录》《丐帮漂流记》《倾斜的足球场》等，都既说明了改革开放之初积累的问题之多，也说明报告文学家们直面问题、提出问题、寻求解决问题途径的勇气和胆识。这些报告文学也必然影响到了决策层面，并成为改造社会、启迪民智、批判国民劣根性、提升民族素质的重要方面。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报告文学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学作品一起拓宽了文学公共性的领域。又由于报告文学自身更直接的介人性、干预性和批判性，客观上也就明显成为一种“文学公共领域”和“文学政治领域”。

在这种背景中，赵瑜的报告文学一出手就加入对问题的报告当中，同时也以其独特性成为文学/政治公共性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篇《中国的要害》所引起的晋城市交通局和山西省公路局晋东南分局的高度重视以及再后来山西省公路的发展就是其对文学/政治公共性建设的一个很好的说明（相关数字见202页）。这样，在赵瑜的报告文学中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他既提出了问题并在问题之中融入了自己的批判性思考，同时又抱着一种理性建设的心态，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与决策层对话沟通，从而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于是，赵瑜既成了民意的‘代言者，同时又成了面向决策层的‘进言者。”（202页）而且，赵瑜采用了一种相对平和的姿态及温和的对话策略，这种姿态也体现在其《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以及再后来的其他作品中。由于赵瑜在其报告文学中涉及的交通问题、体育问题均是关系到国计民生、民族精神的大问题，使得他的作品能够在同类报告文学中独树一帜，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自然也成为文学/政治公共性建设中的重要一支。当然，在充分肯定赵瑜报告文学长处的同时，赵勇也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即“公共性有余文学性不足”。不过，在后来的《马家军调查》和《寻找巴金的戴莉》中，公共性与文学性二者已经是结合得很好了。在赵勇看来，这几部作品均调动了多种文学手法，把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推向了一个高度，也让人们真正体会到了只有报告文学才有的艺术魅力，“这就是‘事（真实可信）、‘情（让人五味杂陈）与‘理（启人深思）的有机结合。”

至于谈到聂尔的散文时，赵勇更多的是从作家的经历和思考著眼的。因为身体的原因和经历的坎坷，聂尔的高考成绩虽然很好，但是大学上得却并不理想。尽管如此，聂尔的读书和思考却呈现了“穷且益坚”的一面，其写作也与自己的境遇不无关系。也正是因为对自己境遇的深切体悟，聂尔能够将卡夫卡理解得人木三分，也能够从《战争与和平》中人物的独特命运理解了自己命运的独特性，并且只要守护自身的独特性。对于“把阅读置于写作之上”的聂尔来说，除了文学作品之外，对理论书籍的阅读甚至不比做理论的读得少。为此，尽管处于一个读图的时代，聂尔却没有随大溜，而是依然守护在个人写作的天地中。于是，在他的笔下，出现的是各式各样很容易被人们视而不见的小人物，而聂尔也正是以他们为对象诉说着自己的感受、感叹、琢磨和思考。所以，在赵勇看来，“聂尔的散文以写人叙事为主，然而所写之人与所叙之事却常常置于他思想的观照甚至覆盖之下。也就是说，当他开始他的描述时，固然也为‘情所引领，但更为‘理所控制……因为经受了思想的洗礼，他的文字就富有了一种特殊的张力和魅力。”尽管如此，聂尔也没有拒绝电子文化的出现，自己也成为一个“网虫”。不过，他对电子阅读又觉得似乎不适当，而依然眷恋着印刷品的阅读，大概只有这样，他才更能够成为诗意地思考的人。

对于鲁顺民的《天下农人》，赵勇的论述同样没有直接从文本谈起，而是首先介绍了他们之间的交往，然后才切人文本。从鲁顺民来说，从小生长在黄河边的农村，所以他笔下的黄河与众不同、特别地道。至于艄公如何“听河”，得知有人掉到河里后他自己的反应，等等，也都是熟悉黄河脾性的人才能写出来的。同时，作为在农村长大后来又进了城市的人，鲁顺民对城乡差别分明有着特别的感受，这些感受自然也诉诸他的文字，而这又让同样是农村出身的赵勇产生了共鸣。所以，鲁顺民能够说出“谋生使用的体位愈多，则身份愈低下，使用的肢体部位愈靠上，则身份愈高贵”的话来，而赵勇由此同样也联想到自己的当年和相关的文学作品，这些无疑都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而在涉及《天下农人》时，赵勇的论述又是让人瞩目的，这种让人瞩目表现在：一是就《天下农人》的文体属性予以了说明，即属于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文学;二是进一步揭示了《天下农人》中一些内容的可贵之处，这就是对社会问题的反映，对于痛楚的触动（比如《王家岭矿难采访手记》）。而鲁顺民的这种写作被赵勇概括为“在地性”，也就是一种植根于本乡本土、直面现实问题的写作。具体到鲁顺民，这种“在地性”尤其体现在：“他总是从相对于市民的农民，相对于城市的农村，相对于全国的山西，甚至相对于现代文明的传统秩序进人问题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鲁顺民的可贵不难想见，而赵勇的兴趣点也不难想见。

其他如浦歌的小说，白琳的散文，葛水平、程旭荣、弱水的诗歌，李前进的摄影，赵勇的评论同样尽心尽力，需要说明的是，“山西当下作家论笔”毕竟是《赵树理的幽灵》中的一部分，或者说，其中涉及的作家们总是与赵树理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赵瑜因为父亲的原因从小就认识赵树理，工作后除了得过几次赵树理文学奖、编辑了六集电视文献艺术片《赵树理》外，还当选为中国赵树理研究会首任秘书长，自然，对赵树理的生平、创作及其成就和不足应该有过深切的体验，所以，赵树理也就自然成为赵瑜存在的一个参照，而赵树理对他也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赵勇具体从题材选择、调查功夫、实录精神、问题写作和人物塑造五个方面论述了这种影响）。聂尔则是工作在“赵树理文学馆”。至于其他人，虽然不一定与赵树理有多少直接的关系，但是，山西作家“都是赵树理幽灵谱系学大家庭中的成员”显然又是毋庸置疑的。再以赵瑜为例，他曾经说过“赵树理是我最尊敬最热爱的作家”，并且回忆过小时候因为父亲的原因与赵树理的几次见面。不过，赵瑜与赵树理的真正“接触”还是在他成人并且走上文坛之后。由于赵瑜报告文学中体现的思想风貌和艺术风格有着类似于赵树理的地方，使得乡亲们称赵树理为“老赵”，赵瑜为“小赵”，因为他们“都是最有良心的作家”，因而也成为“家乡的骄傲”。

五

本文在一开始时说过，《赵树理的幽灵》一个显著特点是借助了“西马”的理论。由于立足点的转移，理论视角的不同，自然有了以往人们没有发现的内容，也有了对一些老问题的新看法。比如，辨析赵树理身份时借助了阿多诺的“非同一性”理论，定位赵树理是“讲故事的人”而非小说家时依据了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尤其是本雅明关于手工业时代、工业化时代对于“讲故事”和“写小说”的影响，等等。就是“山西当下作家论笔”一辑中，同样也有对“西马理论的借助。比如，谈论赵瑜报告文学时使用的“公共性”就是对哈贝马斯“文学公共领域”的改造，涉及聂尔时引用了本雅明“文人的生活是纯粹精神庇护下的存在”，而且多次将本雅明的有关说法与聂尔相联系，等等。之外，还有对西方其他理论的涉及。比如，论及鲁顺民时使用的“在地性”，说到浦歌时多次联系到巴赫金。这些，都使得人们视野大开，对对象的理解也更为全面与深刻。

大家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流派，尽管他们彼此之间在观点上有着分歧，但是“都主张把文学作品放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理解，反对把文学作品与社会和历史割裂开来”。而无论是赵勇论及的趙树理还是其他山西作家，恰恰也都是一些关注社会历史的人，并且拿出了关注社会历史的作品。这样，“西马”的有关理论也就为赵勇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为他成果的取得增加了必要的视野。

不过，在为赵勇的赵树理研究称赞的同时，我又想说的是：“西马”肯定不是我们研究文学问题的最终依据。这句话的意味是，“西马”的很多理论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我们借助“西马”也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赵勇的赵树理研究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既然是借助“西马”，那也就意味着我们“自己”一定程度上的缺乏。这也就是说，作为资源，“西马”与其他西方理论以及中国古代文论都是我们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前提。而作为目的，当代文论的建构还需要体现在对有关文学现象的有效阐释中。虽然，赵勇的赵树理研究中也有着明显的建构意识和具体成果（我在上面的评述与封底上介绍的董大中、李建军、张柠和聂尔对赵勇的肯定就是证明），但是，就基本立足点而言，“西马”的存在还是明显的。我这样说并不是在否定赵勇的借助，而是希望他的努力能够更进一步。或者说，如果赵勇拿出了新的、“自己”的理论来阐释赵树理，来阐释其他的山西作家和相关的文学现象，必然会使自己的研究出现更新的气象，因为更新的理论凭借总是会产生更新的眼界和境界，特别是这种理论由“自己”建构出来时。可以说，这既是我对赵勇的希望，也是对中国学者的希望。当然，我们都知道拿出“自己”的理论是难的，但也正因为是难的，所以才是可贵的，也是更需要大家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