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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选与中国当代诗歌

2019-11-01张立群

中国图书评论 2019年10期
关键词:鲁迅文学奖评奖获奖作品

张立群

自1997年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结果揭晓,评选出8部诗歌作品,“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就是“鲁迅文学奖”之一部,以中国新文化运动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命名、有传统、有影响、级别高而备受诗坛关注。时至今日,“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已走过20余载的历程,历经7届、评出38部诗集。鉴于“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是中国当代诗歌最高级别诗歌奖项,堪称一个重要的文化品牌乃至一个身份的象征,其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始参与、建构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这一客观存在的前提是从历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选结果的角度,考察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成为一个必要的角度和一种可能。

“鲁迅文学奖”于1996年开始设立,其前身是20世纪80年代之初就开始创立的全国中、短篇小说奖,就其历史来说可谓由来已久。更名为“鲁迅文学奖”之后,其评奖范围和覆盖门类大幅度拓展。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于1997年揭晓,主要评选对象为1995年至1996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自出现之日起,就成为诗坛瞩目的一个奖项。形成惯例之后的“鲁迅文学奖”基本上每四年评选一次,其对象为上一届评奖到这一届评奖所隔年份的各体裁文学创作。依据这一规定判断,每一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获奖作品应当是这四年间最优秀的诗歌作品,而整体意义上的“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则以贯穿历史的方式见证了中国当代诗歌20余年间取得实绩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

毫无疑问,“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评选会促进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如果说“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评选原则如“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原则”“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等,是以规定和理论的方式,确定了中国当代诗歌优秀作品的认知标准,那么,通过评奖结果的揭晓,“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还以生动的例证、集束式出场,为当代诗歌写作和阅读树立了典范。作为享誉全国的诗歌大奖,“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在正式评选之前通过各省作协等机构申报,在公共媒体上公布所有参评作品名单,在评选结果公示后再次结集、一起出版,同样也为宣传、普及诗歌奖本身和吸引读者参与,起到促进作用。人们关注此奖、阅读其获奖作品,不仅扩大了“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而且也以间接、潜在的形式践行着何为优秀诗歌的标准和原则。

综上所述,总括而言,“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在一定程度上可谓建构了中国当代诗歌近30年的经典化过程。作为一个形象的说法,此处所言的“经典化”既是一个动态、可变的过程,也是一个由每一届获奖诗歌作品连缀而成的序列。由于这一过程在时间上有着天然的近距离,所谓“经典化”常常要被置于一种比较的视野并不断接受来自时间、读者等多方面的检验。与此同时,“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在评选过程中有其特定的范围,也决定其与时代、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有较为密切的互动关系:就评选结果来看,“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未必会推出一部乃至多部公认的作品,进而被铭刻到历史的纪念碑上,但它理所当然应是这几年间最好的诗歌作品;它首先要符合“鲁迅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同时也要符合当下的文学鉴赏标准和文学趣味,这是其见证时代、具有“当代性”特质且可以适度引领当代诗歌潮流的重要前提!

“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在强调“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原则”时,曾将其具体解释为“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对于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反映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催人奋进、给人鼓舞的优秀作品,应重点关注。要兼顾題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这种解释包含及可以引申的内容自是很多,不过,如果我们结合已获“鲁迅文学奖”的诗歌作品来看,注重思想性、现实精神并以此兼顾作品的艺术性显然可以作为一条主要原则。从第一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出的8部获奖作品,即李瑛的《生命是一片叶子》、匡满的《今天没有空难》、韩作荣的《韩作荣自选诗》、沈苇的《在瞬间逗留》、张新泉的《鸟落民间》、王久辛的《狂雪》、辛茹的《寻觅光荣》、李松涛的《拒绝末日》,我们可以看到直面现实、以历史的精神写作,重视思想的进步性与深刻性,几乎可以作为贯穿这8部作品的一条主线。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上述倾向也符合中国诗歌的传统和读者的阅读习惯,此外,就是与鲁迅先生文学的思想和精神保持内在的一致性。

如果思想是一部作品的本质,而其外化时会表现为题材、主题以及意象等内容的选择,那么,“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在确立思想主线的同时,显然是在主题、题材等方面实现多样化的探索与追求。纵观7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奖作品,王久辛《狂雪》和黄亚州《行吟长征路》对革命历史题材的书写;娜夜《娜夜诗选》、荣荣《看见》、林雪《大地葵花》、李琦《李琦近作选》、傅天琳《柠檬叶子》、杜涯《落日与朝霞》、海男《忧伤的黑麋鹿》对女性诗歌的探索;李松涛《拒绝末日》对生态问题、环境题材的忧患;老乡《野诗全集》、雷平阳《云南记》对于地域性和独特生命体验的呈现……秉持不同的考察角度,“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还包括诸如西川《西川的诗》、于坚《只有大海苍茫如幕》等对“朦胧诗”后先锋诗歌实绩的展现;成幼殊的《幸存的一粟》对于尘封历史的重新发掘等,都具有诗歌史的意义和价值。与之相应地,“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就获奖诗人构成来看(依据获奖时间计算),既有李瑛这样的前辈诗人,也有韩作荣、张新泉式的诗坛中坚,还有李元胜、大解、陈先发、张执浩等一批年轻诗人,这样的构成也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格局和态势基本保持一致。

“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在艺术上也呈现出多元、丰富的特点。“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每届至少评出5部作品,在中国当代诗歌已进人公认的“个人化写作”时代之后,充分显示了对诗歌艺术多样化追求的认可。每一届诗歌奖既有诗坛宿将,也有新面孔的加人,其实是为当代诗歌的艺术提供了多个典型个案。从西川、李元胜、胡弦、陈先发、张执浩等于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年轻实力派诗人人选“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该诗歌奖在艺术上同样具有与时代同步的特点:“叙事性”“口语体”“底层”以及如何与传统诗学和外来诗学资源相结合,古今融汇、中外化合,都可以在这些诗人的获奖作品中找到痕迹。只不过,由于诗歌体式的特点,人们已很难从更大的视野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等层面去归纳其艺术成就。

“鲁迅文学奖·诗歌奖”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就写作和阅读本身而言,可以深化并提升当代诗歌的艺术性。以韩作荣为例,他曾于获奖的作品《韩作荣自选诗》中写有:“我倾向于诗人是‘发现和‘命名者,去发现被俗常的目光埋葬的诗意,为虽发现其妙奥却无法言说的事物命名,揭示‘万物之终极所存在的简朴中真理的蕴含。这,是从非美学的角度重新思考艺术本身的一种方式。”韩作荣的说法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并认识诗歌,“抛开”简单地从艺术角度评价诗歌,其对于诗歌的认知具有得意忘言的辩证逻辑,此时的诗歌不仅要紧贴生活,而且还有发现和命名的魅力并由此直指诗歌所用的语言。再以郁葱为例,他结合自己性格和写作所言的“我一直从所有词汇中选择最明澄的字眼,并把所经历的一切都感受为美好”,确实展现其一贯的诗歌美学追求。郁葱曾被称为“一个过分的理想主义者”,在这种评价背后是其多年来对诗歌真善美的理想追求。他一直坚持“写出好诗”,这最终使其成为一个纯粹的抒情诗人,并在很大程度上拓展并丰富了中国当代抒情诗的表现力度。此外,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还可以举雷平阳的“从阅历中来。这是我私底下恪守的不多的写作规矩之一。这么做,能让我在每一个写下的字之间,活着或说再活一次,并与这些字始终保持血缘关系。它们是我打散了的思想和躯体,当然也是我的另一种阅历”。他的自我解读可以让读者从更具体、深人的角度理解个人、写作、语言、生命之问的关系。

这样的例证还可以结合每一部获奖作品罗列下去,只是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赘述。由诗人对自己获奖作品的解读,我们还可以发现:“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为中国当代诗歌提供优秀作品的同时,也为中国当代诗歌的理论研究和诗歌批评提供了典型个案。是着眼于主题,还是着眼于艺术?是聚焦于意象,还是直面诗人的个性?依据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获奖的理由,“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在诗学层面留给我们的探索空间是广阔的,正因为如此,其在参与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和诗学建构的过程中,身份和意义才是多重的!

在论述“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与中国当代诗歌关系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评奖本身产生的争议。应当说,在“个人化写作”成为当代诗歌普遍意义上的写作趋势之后,读者评价标准也呈现出“个人化”的态势,进而可以聚讼纷纭、人言人殊。“魯迅文学奖·诗歌奖”部分获奖作品之所以在结果公布之后引发很大的争议,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写作和评价标准正逐渐步人多元化的时代,每个人对于诗歌都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和独到的见解。鉴于本文的言说对象,“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为何产生争议和如何争议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重点,这里仅就读者的参与意识来谈“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在接受层面上的意义和价值,并进而对获奖本身及其与当代诗歌的关系做出适度的反思。

必须承认的是,在阅读媒介、网络普及以及读图时代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当代诗歌确实和纯文学一道被迅速边缘化,成为冷风景。诗歌读者减少与社会公共文化对话能力减弱,已使其很难再现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景象。但诗歌作为一项文化事业,仍然要进行下去并需要为广大读者带来审美体验的同时,推出力与美并重、触动人们心灵的篇章。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评选结果引发读者热议并不是一件坏事,它至少反映了诗歌接受的深度、广度以及可以拓展的趋势。同样地,“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引起读者的争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评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而促进评奖机制的完善。而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看,读者参与、关心诗歌,评奖机制的合理同样也有利于当代诗歌的良性发展。

总之,“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选过程就是其参与中国当代诗歌历史建构的过程。“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每次从初评到最终结果的诞生,完全可以作为其所辖年份诗歌写作的缩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评奖机制的不断完善,“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会推出越来越多优秀的诗人和优秀的作品。这一愿景不仅使我们对其充满期待,而且也会使我们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寄寓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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