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功用观研究”（编号：XSP18YBC079）。

摘  要：学衡派、新月派和京派作家的文学观念较为接近，他们对五四新文学的感伤主义倾向颇为不满。学衡派关注艺术的伦理效果，新月派更多地注意艺术的形式问题，京派则更倾心于艺术的完美。作为感伤主义倾向的反对者，他们认为作家不节制情感必然影响到作品的伦理效果，也会造成艺术形式上的弊病，因而呼唤文学的健康与尊严。他们对感伤主义倾向展开批判，为新文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关键词：感伤主义;节制情感;形式美

作者简介：黄林非，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6-0-02

一

学衡派、新月派和京派作家对五四新文学的感伤主义倾向颇为不满，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要求节制情感、发挥文学的“净化”功能，他们呼唤文学的健康与尊严，而且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在中国現代文学百花园中，栽种了一片与情感泛滥的浪漫派文学迥异的美丽花草。

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作家大都具有留学美国的经历，其文学观念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白璧德思想的影响。作为现代中国的新人文主义者，学衡派作家对浪漫派文学毫无节制的滥情倾向极为不满，这中间自有深刻、具体的历史原因和现实考量。他们要求新文学从感伤情绪的泥潭中走出来，这种要求节制情感的呼声，反映出他们对文学的道德性的重视。事实上，从他们的思想来源——白璧德教授那里，就可以看得清楚。白璧德对卢梭本人以及与之相关的浪漫主义文学一向没有好感，他对浪漫感伤文学的批评，乃是源于一种强烈的伦理情怀。在《法国现代批评大师》一书中，白璧德批评斯塔尔夫人时，就像他很多情况下所做的那样，他没有忘记顺便对卢梭进行热嘲冷讽。他把斯塔尔夫人看做一个直接受到卢梭的影响，或者说，受到卢梭主义影响的“热情主义者”。在他看来，斯塔尔夫人已将激情作为一种荣耀，已将狂热当做天资，将离经叛道看成了进步，这样的结果，只能是道德的普遍混乱。学衡诸君对五四新文学的感伤主义倾向的批判，也采取了与白璧德相似的招数，其一是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卢梭，从情感的自然主义的源头入手进行攻击，其二是站在伦理的立场，批判浪漫派文学对文学道德性的忽略。胡先骕在《评<尝试集>（续）》一文中以白璧德的口吻对卢梭大加讨伐，认为卢梭回归自然的观念不但在文学方面主张破除所有的规矩，对于人生这一面，也全凭感情的冲动。胡先骕批评当时的浪漫派诗人的创作沉迷于描写自然世界之美，却没有表现超越于自然的“玄悟”，因而不能达成“促进优美人生观”的功效，也就是说，极端浪漫主义者因为不节制情感而伤害了文学的道德性。吴宓在《文学与人生》中直指浪漫派文学不守规矩，爱走极端，浮夸诡异，因而失去了“真”与“善”。在《新文学家之痼疾》一文中，郭斌龢认为浪漫派文学放任感性的冲动而不做内心之制裁，一味叫苦叫愁，是一种颓唐、病态的文学。吴芳吉则反对刺激人类情感的作品，他明确提出，不管作品属于“刺激”，还是属于“安静”，都应当以感情为基础，但又要以理性节制感情。钱钟书的看法跟吴宓等人比较接近，他认为不能拿感动了多少人当作评判作品价值高低的标准，因为文学不等于政治选举。他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文中尖锐地指出，那种仅仅把“可歌可泣”作为评判文学作品好坏的文学观，是“神经病态”的文学观。

二

学衡诸君对五四新文学的批判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或许是因为人们视之为新文学的对立面，而不愿将其纳入新文学的范畴。到了1926年，梁实秋集中火力，通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向情感泛滥而不能自制的浪漫派文学发动了猛攻。梁实秋跟吴宓一样，受到过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不过，由于梁实秋并非新文学的反对者，又由于他撰写了一系列重磅论文对五四新文学的滥情倾向进行了全方面的分析批评，他的观点遂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影响日渐广泛。

跟学衡诸君的思路有所区别，新月派作家对浪漫派文学滥情倾向的批判在强调文学的道德性的同时，更细致地讨论了文学的形式问题。梁实秋一方面要求作家节制情感，因为他相信节制情感可使作品实现“净化”功能、产生伦理效果，而情感的放纵必然引发读者的狂热;另一方面，既然要节制情感，就要相应在形式上有所要求。徐志摩在《新月的态度》一文中将毫无节制的情感比作“恶浊的乱泉”“骏悍的野马”，他针对新文学浪漫感伤的病象，高张“健康”“尊严”两面旗帜，欲用节制情感的处方将当时的文坛从“狂热派”“颓废派”“感伤派”“淫秽派”“纤巧派”等病态中解救出来。徐志摩不仅阐发了自己的理论主张，而且通过创作实践，很好地诠释了自己的观点。饶孟侃的《感伤主义与创造社》揭示了初期新诗受到感伤主义支配的弊病，并提出，诗人要走出感伤主义，就不得不关注诗歌的格律问题。闻一多《诗的格律》一文将“善病工愁”的作品视为“伪浪漫派”的作品，提出来重建诗歌体式的主张。

三

京派作家对新文学感伤主义的批评跟前述学衡派、新月派的主张一脉相承。京派作家反对浪漫派作家一任情感泛滥成灾，把精力全放在了诉苦上，他们认为作家对情感不加节制，就不仅会伤害到文学的道德性，而且也一定有损于艺术的美。在《新诗的演变》中，李健吾指出，几乎每一个天才都有经历有情感过剩到情感约束这个过程，灵魂的平静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一时的激昂不能持久，于事无补。李广田不满新文学中那种赤裸裸的情感发泄，认为毫无含蓄的情感大倾泻是不会产生优秀作品的，因为“太热衷”会导致“芜乱”，“清醒”才可以“洁净”。[1]作家萧乾认为当时文坛沉浸在浪漫气息之中，几乎每个作家都患了多情的流行病，“赚一点儿眼泪仍不失为作品主要目标”，而且，“文学的评价几乎成了眼泪的衡量”。[2]朱光潜有一篇文章，题为《眼泪文学》。他干脆把感伤派的文学叫做“眼泪文学”。朱光潜分析了“眼泪文学”大行其道的两方面原因，又以“距离说”为理论依据，反对“眼泪文学”。

正是出于对感伤主义倾向的不满，京派作家在评价巴金的小说时，大都认为巴金的小说存在艺术上的缺憾。沈从文的《给某作家》指出巴金的缺点在于过分偏持，因而应注意“调和”，也就是既能分析“哀乐爱憎”，也能对这些情感加以节制。李长之则批评巴金的小说太“轻易”、太“流畅”，缺少“曲折”和“含蓄”，而且自我表现的成分太多。他认为巴金应当含蓄一点、把自己遮掩一点，这样，读者可以多一些自己的感悟，小说的艺术效果会更好。李健吾《神·鬼·人》一文指出，巴金未能用理智克制他的情感，为了满足“人性的动向”，他选择了牺牲艺术的完美。可以看出，京派作家反对浪漫感伤文学，虽然跟学衡派、新月派一样考虑到了作品的伦理效果，但他们更多地着眼于艺术的完美。

艺术形式是京派作家尤为关注的问题，因为在创作过程中，如果不能节制情感，就意味着作家往往会忽略结构、语言等形式因素。沈从文曾直言不讳地指出，郭沫若的情绪过于夸张、过于浓烈，这就使得其文字没有节制，其创作失去了艺术的分寸感，其文章更像通电、檄文或宣言，而不能算是小说，因此其小说创作是失败的。李长之认为郭沫若没有结构好的小说，因为感情太奔放的话，“是很难把来就范小说的结构的”。[3]

作家不能节制情感，会影响到作品的伦理效果，也会造成艺术形式上的弊病。相反，节制情感能为文学的形式带来诸多益处。沈从文在《新诗的旧账——并介绍<诗刊>》一文中强调了节制情感的好处，他充分肯定了闻一多的诗歌创作：“火气”比较少、感情比较“静”，能节制文字、善于把握篇章、态度认真、对后来的作者有示范作用。沈从文认为文学创作如果要实现有秩序的美，就不得不节制情感，不仅如此，节制情感是一种严肃的、认真的态度，而伟大作品的诞生，莫不依赖于这种态度。没有这种态度而一味地放荡洒脱，会伤及文学的形式美，同时会使作品成为一种失去伦理效果的情感发泄，这是学衡诸君反对的，也是新月派、京派作家所无法接受的。

注释：

[1]李广田：《李广田文集》第3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

[2]萧乾：《书评面面观》，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

[3]李长之：《李长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