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看五十五集电视剧连续《芝麻胡同》之时及在看完之初，我曾一度在鉴赏和评价上都深感为难。原因主要在于，这部剧似乎完全打乱了人们对经典京味剧的通常感觉，把一些陌生的、多元的或难以把握的东西放进来了。例如，有关生父与养父之间谁是真父亲，革命阶级与剥削阶级谁才是好人，大太太林翠卿跟厨工宝翔私通生子后还是大太太吗，小黑子到底是正是邪等问题，都一时难以做出一是一、二是二的准确判断。网上的观感和评价更是五花八门，无法统一。但稍稍仔细回味，这些为难及分歧处终究都没有让人失望，而是产生了一种痛楚与愉快等交织在一起的快慰。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有两种电视剧都很优秀：一种是在继承前人和总结同时代美学成就基础上趋向于定型和成熟的电视剧，例如《亮剑》《潜伏》《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另一种就是在继承和总结基础上又一举实现新的美学突破，开放出未来电视剧的新雏形和新范本，从而为未来电视剧发展提供了新的美学启示，例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士兵突击》等。第一种观众容易接受些，而第二种对观众的接受有时会在短时间内构成一定的挑战，让观众拒绝接受或推迟接受。比较起来，《芝麻胡同》应当属于后一种，即是富有突破性和挑战性及开辟未来的新型京味电视剧。简要地说，《芝麻胡同》与其说需要看，不如说需要听，从中听出一种独特的复调。巴赫金对这类复调型作品的特质有着如下明确界定：“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①由此看，《芝麻胡同》中的人物设置和情节上的混乱和观众反响的差异等，都与作品本身的上述复调特质有关，其成就可以集中概括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京味剧——复调京味剧的诞生。这种复调京味剧是指不同于全知全能型单声部京味剧的有着多重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声音和意识的京味电视剧。

一、家庭历史融合剧

这种复调京味剧首先表现为家族（庭）剧与历史剧之间的交融。这是类型剧上的一次大胆突破与创新。这部剧把家庭剧与历史剧各自的特点融合起来，以历史长河剧或年代剧的方式，讲述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及其历史演变以及给家族成员所带来的复杂后果，具有家庭剧与历史剧交融的鲜明特点，不妨称为家庭历史融合剧。重要的是，这种家庭历史融合剧在由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文革”、改革开放初年等时段组成的现代中国历史演变的大背景下，揭示这个四合院中几个家族的同步而又彼此不同的命运。以严振声与两个妻子林翠卿和牧春花一家的命运为中心，串联起若干家庭及家族的命运，例如严振声的生父俞老爷子，牧老爹和牧春花父女，吴氏三兄弟即吴友仁、吴友义和吴友谅（即小黑子），家中车夫禄山和秀妈一家，郭秉聪和郭秉惠兄妹，宝翔和宝凤兄妹等。与此同时，该剧还由他们牵扯出新生代严谢、冯鹤年等之间的冲突。

在几乎每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节点上都有相应的故事发生，透过该时段人际关系纠葛而凸显人物性格的特点。刚开始，通过军阀混战时期为酿造酱油真品而牺牲严振声兄长一事，凸显严振声的经商之道，也引出俞老爷子令其再娶二太太牧春花的情节。再有抗战结束后的解放战争时期通过严振声勇救牧春花和牧春花勇救严振声的故事，刻画出牧春花的刚烈而又坚韧的性格。其间围绕严振声与牧春花是否结合、抗战负伤归来的严宽为与冯大福争夺妻子秉惠而爆发的冲突等，把相关人物的性格强化地展示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个人的家庭出身成为大问题时，随着长大了的严谢对生父真相的追问，挖出掩藏已久的严家与吴家之间的深刻矛盾，从而让严振声与严谢之间、严振声与小黑子之间的冲突成为焦点。“文革”中的手抄本事件，暴露出当事人严谢与冯鹤年之间的矛盾，牵连冯家、严家、郭家和吴家。严振声与严谢之间围绕严谢是否可以与辛红谈恋爱，进一步深化了父子之间的认同关系。在严谢和冯鹤年等整队出发去“上山下乡”的壮行会上，冯鹤年与严宽、冯大福等之间由家庭出身问题而造成的严峻对立开始有所缓和。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家庭历史融合剧所刻画的焦点之一集中在家庭与拟家庭之间，渲染出作为中国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拟家庭及家族等所构成的中国式家族关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整个严家四合院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式拟亲属关系系统，他们中的所有人都归属于这个中国式大家族之中。严振声从小过继给严家做儿子，后来奉生父俞老爷子之命娶二太太牧春花，这使得严振声一人承担起严俞两家的传宗接代任务。这同时又扯出大太太林翠卿与二太太牧春花之间的矛盾。严谢的生父是吴友仁，养父是严振声，这就透露出严家、俞家和吴家之间的拟家族关系。同样的还有冯鹤年的生父严宽与养父冯大福之间的矛盾。这些难免让人想到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对拟亲属关系的研究，让过高估价亲属关系与过低估价亲属关系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有时竟然成为全剧叙述的焦点性问题。正是由于这种拟亲属关系的复杂型叙述，这部剧有力地呈现出经典京味剧所没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二、人物群像中女性更风光

这部复调京味剧的另一突出表现在于女性形象敢与男性形象争奇斗艳。在全剧塑造的活生生的人物群像中，严振声作为全剧的中心人物，其仁爱兼施、刚柔相济、情理并用、智勇双全等性格，确实毫无疑义地充当了全剧的人生价值观的核心，受到观眾的高度关注。按照中国古代家族传统，一个人过继给养父后还需要经过归宗认祖后才能真正成人，因而严振声返回生父俞老爷子家为其延续香火恰是其成人成贤的必经之路，正像《卖油郎独占花魁女》中过继给朱十老的朱重最终需要返回秦家、回归于秦重这个本名才能成人一样。严振声身上带有中国古代士人的某些特点，特别是他在历次重大历史事件及政治运动中对古代人生观的誓死守护和捍卫，或许正承载着编导对古代士人传统在现代传承和弘扬的一种寄托。

不过，与此同时，更需要看到全剧人物群像中女性人物的地位急剧上升。在以往的经典京味剧里，往往是男性人物成为绝对的主角，而女性人物常常是配角。《四世同堂》（1985）叙述抗战时期北京小羊圈胡同祁家人的四代风采，祁老太爷的倔强、正直，儿子祁天佑的仁义、孝顺和正派，长孙祁瑞宣的爱国气节，次孙祁瑞丰的奴颜媚骨，三孙祁瑞全的英勇抗战等。这里的京味显然都主要来自于男性人物。《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1998）顾名思义地以北京胡同的男性人物张大民及其贫嘴为主要刻画对象。《大宅门》（2001）在讲述百年老字号“百草厅”药铺兴衰史及白府三代人恩怨时，白文氏这一女性人物虽然颇有戏份，但焦点性人物还是以白景琦为代表的男性人物们。几年前由刘家成导演执导的《正阳门下》（2013），主人公回城知青韩春明依旧是男性，他历经曲折而成长为成功的企业家，开办起私人博物馆，投身于文化事业。这次再由这位导演执导的《情满四合院》《正阳门下小女人》《芝麻胡同》等京味剧里，女性人物的地位都获得了明显提升：《情满四合院》里何玉柱与秦淮茹二人之间在对手戏上已形成大致的均势格局;《正阳门下小女人》则让女人们一度成为绝对主角，而男性降格为配角;到了《芝麻胡同》，则是女性人物敢于同男性人物平起平坐、分庭抗礼、争奇斗艳了。这里在女性人物塑造上的新突破，无疑为京味剧增添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味道。这种女性人物地位的提升之举显然并非偶然为之，而是出于一种自觉的和主动的美学选择：有鉴于现实生活中北京女性在现代家族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电视剧是时候做出必要的美学反响了。由于如此，牧春花这个前所未有的人物的出场及其与林翠卿的对手戏，就为新京味的产生做出了无可替代的有力贡献。

确实，这部剧最引人瞩目之处在于，女性人物的戏份及其重要性明显提升，甚至在有些时段里一度取代男性人物而成为人物关系和情节推进的核心，从而使得以男性人物为中心的传统京味剧呈现出男性与女性两种人物互为中心的新格局和新味道。牧春花为救严振声而甘于献出童真，并为成全严振声与林翠卿而选择悄悄离婚，以及为救出被绑票的严振声而智勇双全地行动等，这些都一度使得牧春花的戏份远远盖过严振声。再有就是林翠卿与牧春花之间围绕严振声而展开的三人关系较量，也客观上增加了女性人物的戏份及其在人物关系演变中的重要性。这特别表现在，先是牧春花为了落实国家的一夫一妻制法律而悄然与严振声离婚，最后林翠卿为成全牧春花而同样悄然地与严振声离婚，她们在此前前后后的一系列举动，都给严振声带来种种困扰，尽管他们三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可谓坚如磐石。此外，与此相连的是，全剧中女性人物的主动性比比皆是，例如宝凤为嫁严振声而设计诋毁牧春花，杏儿倒追严宽，辛红主动追严谢，秉惠对自己改嫁冯大福决不改悔等。在这里，侠肝义胆的牧春花，外刚内柔的林翠卿，忠诚而又小心眼的宝凤，主动追求爱情的杏儿，以及热烈地表白爱情的辛红等，都给观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共同支撑起女性形象及其主宰自身命运的力量。

三、革命世纪的情感投影

这部复调京味剧的又一突出表现在于历史意识与历史无意识或理性反思与情感体验之间的交融。它凸显出现代革命历史巨变给家族人物带来的情感性变异及其历史无意识投影。在被称为“革命世纪”的20世纪中国，现代革命历史风起云涌，其尖锐性、残酷性和复杂性等不仅深刻地改变着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的面貌，而且在每个家族整体中和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深刻的心理烙印。该剧没有把这种革命历史巨变简单化，而是重点刻画这种巨变在家庭或家族及人际关系上投下的情感性印记及其历史无意识投影。给人印象特别深的主要有两类人物：一类是两房太太中必须有一个离婚，另一类是家族中新生代的阶级身份遭遇困窘。按照新的一夫一妻制，严振声的两房太太中必有一个离开，而他与她们两人之间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都同样无法割舍，谁也不忍离异，如此造成的内心痛苦可想而知。对现代革命历史巨变的家族及个人后果，情感接受远比单纯的理性许诺更加复杂和艰难，因而更深层次地触及现代性的历史无意识层面。至于这个家族中新生代对自身的家庭出身和阶级身份的重新认同，可由严谢和冯鹤年为代表，当然还可以加上严谢的同学和恋人辛红。他们起初真诚地和单纯地向往革命，满以为自己就是红色家庭出身，但意料不到自己竟然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或阶级身份，而这种“黑色”身份随即严重阻碍革命队伍对自己的接纳，他们为此而深深苦恼，陷入出生以来最严峻的认同危机之中。突出现代革命世纪给这个家族中几代人带来的理性与情感后果，深挖现代家族关系演变的历史无意识根源，这就可以令人对现代中国革命史产生新的丰富而又复杂的深层品味。

四、中国式人生观：传统与现代的京味对话

还应当看到，这部剧始终沿用京味方言俚语去叙事和推进剧情，以严振声等主要人物的地道京味对白为中心，在这个京味语言平台上展开中国式传统人生观与现代人生观之间的激烈对话。而且越到后半段越能显出中国式人生观中蕴藏的尖锐的对话性：以儒家式“仁义礼智信”规范为代表的传统人生观，遭遇以阶级论为代表的现代革命人生观的强烈冲击，双方不得不展开剧烈的对话。从年轻力壮到年老，严振声都是“仁义礼智信”这一传统人生观的坚定卫道者和践行者。特别是在现代革命风雷激荡、社会形势变化迅疾的形势下，他都一面坚守这种传统信条而毫不动摇，一面尽力顺应时代变迁而做出一定的调整，力图在顺应新时代过程中让传统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他对儿子严宽、养子严谢和孙子冯鹤年等的多次规劝和教育，以及对小黑子的恩威并施等，都可以见出这种锲而不舍的努力。

但相比之下，更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严振声自己的内心生活的对话性。按照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复调作品总是格外突出人物内心的对话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中居于中心位置的，应该是对话;并且对话不是作为一种手段，而是作为目的本身。对话在这里不是行动的前奏，它本身就是行动。……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际。”②用这样的对话理论回看严振声其人，不难见出，他的动荡、丰富而又始终如一的一生，其实都可以视为来自于祖传的和青年时代形成的传统人生观与新的现代历史时期中的现代人生观之间的持续对话。面对军阀混战的乱世、国民党流氓军人的压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夫一妻制的冲击、从资本家到劳动者的转化、子孙一代对自己剥削阶级身份的质疑和鄙夷等，他都总是情不自禁地主動展开自己的内心对话：所有的外界冲击都在他内心里激荡起传统人生观与现代人生观之间的波澜，令他陷入长时间的持续而又坚韧的探索之中。全剧通过以严振声与林翠卿和牧春花三人为核心的多种人物之间的多重对话，揭示了现代人生观与传统人生观之间的对话性，为建构起传统与现代交会的新型人生观奠定了基础。

五、复调京味剧中的人生观选择

《芝麻胡同》的对话性突出表现在，在消解以往经典京味剧的单一声音的同时，重建出新的复调京味剧。上面的家族剧与历史剧之间、男性形象与女性形象之间、历史意识与历史无意识之间或理性批判与情感体验之间、传统人生观与现代人生观之间等，总是处在对立与和解的交替之中。它们的焦点可以说集中在一点上：现代中国人究竟怎样做人才好。例如，他需要遵循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现代革命话语而毅然彻底抛弃传统仁义价值观，还是为了传统仁义价值观而否定现代革命话语？这就集中表现为现代革命话语与中国传统话语之间何者更具合法性的问题。随着剧情的进展，观众会为下列问题而苦恼而不断陷入与剧中人物的对话及自我对话中：严振声究竟是罪恶的资本家还是好人，或者是资本家里的好人？林翠卿是自私自利的恶人还是宽宏大量的善人？小黑子是无产阶级还是恶人，他与严振声之间的斗争性质是什么？宝翔之爱上林翠卿，真的是癞蛤蟆吃天鹅肉吗？主人与奴仆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等等，其界限到底在哪里？现代革命为什么要以现成家族或家庭的离散以及个人痛苦为代价？这些归结起来，就是把观众引导到对现代革命历史与传统人生观之间的对话及其对当代人生道路选择的反思上：当年的民族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其合法性在哪里？而如今的改革开放对当年的历次革命的反思，其合法性又在哪里？人们在反思中国现代革命的合法性的同时，如何为今天和未来的改革开放事业建构起新的历史合法性？

这部复调京味剧之复调性特点在于，它并没有轻易地给观众做出一种确定的结论，而是让他们自觉地置身于与剧中人物以及与自我的对话情境之中。至于其答案，则是开放的和多重的，也就是一重声音之中总是潜隐着另一重声音，令人缠绕和回味不已。现代革命诚然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但毕竟曾经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痛苦;传统人生观固然有其陈旧、愚昧的一面，但可以在现代获得创造性转化。尤其是在当前新时代，如何在现代革命历史进程的基点上重建曾经遭遇劫难的传统人生观，以便建构起彼此友爱、互助和和睦的家族（庭）生活，无疑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重要的不再是简单地抛弃现代而复归于古代传统，也不再是果断排斥古代传统而守定现代，而是沿着现代性进程的道路而在其怀抱中重建古典传统，从而让传统之魂在现代生活中重新绽放其光芒，照亮当代人的人生意义重建道路。

这部剧之所以具有指向未来的开拓性，就在于它跨越以往经典京味剧的相对单一的单声道（当然这种跨越在近年中有其渐进过程），建构起新的复调，从而在家庭剧与历史剧之间、在男性形象为主还是女性形象为主之间、在历史意识与历史无意识之间以及在现代革命人生观与它所革命的对象即传统人生观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复调对话性关系，目的在于现代性与传统性交融的新型中国式人生观的当代构型。这种当代构型对于今后同类电视剧的创作可以产生一种意味深长的美学启迪。

当然，该剧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在社会和家族中造成的残酷性和复杂性的描绘严重不足（这可对比《芙蓉镇》中的叙述）。再有就是对新中国成立后革命话语对严家成员的规训，更多地仅仅通过小黑子来体现，显得过于单一和分量不足。而对严宽及冯大福的妻子郭秉惠其人，刻画得太少。当然，我理解，这部剧是自觉地一方面有意淡化现代革命话語对严家造成的严峻后果，另一方面同样有意强化传统人生观的当代价值，其目的是为通向社会和谐铺路。尽管如此，《芝麻胡同》有理由通过复调京味剧的创造成为当代中国电视剧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或许，再把眼界打开一点，它凭借其在京味电视剧领域的前所未有的独创性建树，有可能成为当代中国电视剧史上的一座新高峰。

【注释】

①②[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第29、343页。

（王一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文艺发展史与文艺高峰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8ZD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