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向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致敬，麦家曾在无数场合谈到过那只“冻死在乞力马扎罗山顶的豹子”。在他看来，这只豹子是“所有挑战人类极限者的象征”，其中就包括文学写作者在内。关于极限，麦家显然有自己的看法，“是无知，是无底，是无边无际的宽大，深不见底的深渊，是从已有开始，向未有挑战”①。在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里，麦家自己其实就是那只向山巅迈进的豹子，永远在探究“无垠的心”到底有多远、多深、多宽、多大。在风靡全球的“解密”三部曲（《解密》《暗算》《风声》）之后，如今的麦家早已声名卓著，他更想做的是“慢慢写”。用他的话说，去“创作作品”，而不是“生产商品”。因此在被问及是否还会继续写“谍战”时，他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在新作《人生海海》中，他果然践行了当初的承诺，“另立山头，回到童年，回去故乡，去破译人心和人性的密码”②，写出他想要的“在绝望中诞生的幸运”和“在艰苦中卓绝的道德”③。

一

在《人生海海》中，麦家告别了“谍战”故事里的非凡主人公（同时也是脆弱易折的天才们），转而一头扎向自己儿时的乡村记忆。小说开篇便是一派老式的江南乡村景象，青山绿水，粉墙黛瓦，曲里拐弯的弄堂，和威风凛凛的祠堂……而此刻的叙事人，则化身为十一岁的懵懂少年。于是，从未在麦家作品中轻易展示过的童年记忆，就这样无比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如此场景，不禁让人想起格非那部“重回时间河流”的《望春风》。后者同样以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的人物命运和历史变迁为焦点，对逝去的故乡故人作了告别。用格非自己的话说，“是在家乡彻底消失之后，才开始追溯它的源头，并描述自己对它的记忆。”他其实是用“记忆的枢纽和栖息地”④来定义村庄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因此，《望春风》之于格非，算得上是“一次告别故土的文学仪式”⑤。对于麦家来说，乡村的“挽歌”意义，显然也是别具一格的。如他所说的，这一辈子总要写一部跟故乡有关的书，既是对自己童年的一种纪念，也是和故乡的一次和解。童年和故乡依然是他逃不掉的宿命。只不过在麦家那里，“乡愁”的意蕴并没有那么浓烈，他更关注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

《人生海海》与《望春风》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二者同样是以人物的“谜团”来展开小说叙述的。《望春风》里面目可疑的“老菩萨”唐文宽，以及“我”的父亲赵半仙，一个富农出身的算命先生，都有着并不清白的政治身份;而《人生海海》的主人公——我们的“上校”——也是村子里蕴藏着无数传奇的神秘人物，他参与的历史事件同样面目可疑。于小说而言，“谜团”的吸引力无可厚非，毕竟，历史的进入需要某种悬疑的动力予以支撑。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懵懂的儿童视角展开的，这让情节在悬疑剧的走向中变得更加不可确定。

《人生海海》中浑身是谜的主人公“上校”（他的原名只在“蒋正南批斗会”中出现过一次）在时代风云中穿行，离奇的故事中，有着生活不为人知的残酷与仁慈，命运的跌宕起伏更是让人扼腕叹息。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当围绕“上校”的“谜团”逐渐解开时，我们赫然发现，大半部的中国现代史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如果说小说通过老保长之口讲述的“上校”的前半部人生，讓我们得以见证他的特务生涯：从上海到北平的“谍报”工作，周旋于国民党和日本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女鬼佬和大人物之间;那么他人生的后半部分，则是由故事里的林阿姨全盘托出的。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解放战争到朝鲜战争，他作为军医跟着大首长走南闯北，而后被开除军籍，遣返老家……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上校”和林阿姨的相濡以沫令人感念，其中的曲折幽深也同样令人唏嘘。当那位孤独的老女人，直爽地翻开尘封已久的“历史簿”时，我们颓然发现，这又是一个关于感恩与愧疚的故事。原来，他们爱过又恨过，而小说也在误解与加害的边缘，将情感推向了极致。当多年以后，再次面对“上校”时，愧疚的林阿姨选择重拾旧爱，自我救赎，她勇敢地向困境中的“爱人”伸出了援手……还有什么比这更加令人心碎的呢？这里感人至深的是，当一切都烟消云散时，唯有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活了下来，“往事——尤其是沉痛的往事——有活下来的自重和惯性”⑥。

通过讲述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活了一个世纪”的“上校”，以其非凡人物的身姿，几乎完美贴合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这里的历史叙述可谓别开生面，但总体来看又并不让人感到陌生。其叙述方式，会令人不自觉地想到自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以来逐渐形成的基于荒诞美学的叙事方法，即都以夸饰性的写意笔墨触及特定年代的历史，且这里的历史也都有着相对固定的叙述方式。尤其是那些重要的关节，比如小说以“我”的眼光来看取“文革”的段落，这里的造反和批斗的闹剧，并不能让人感到有太多的新鲜之处。相反，那些人物，“胡司令”也好，“小瞎子”也罢，不过都是这个并不陌生的故事里无比熟悉的角色。麦家恰恰是在这既有的文学脉络中，来充分展开其叙事创造力的。

二

如我们所看到的，麦家的小说特别擅长描摹人性的幽暗。在他的“解密”三部曲中，我们就曾领略他对小说中的“心跳声”的捕捉。某种程度上看，“解密”就是去探寻小说里的“心跳声”，破译人心的密码。而在《人生海海》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人性幽暗的“投影”。小说中，“我”爷爷的复杂性在于，他既有着人性的亮色，也存在着人性的弱点。就像小说所概括的，人和兽之间，只隔着一团愤怒，像生死之间只隔着一层纸。小说最令人心痛的一笔无疑是，他为了保护父亲，为了维护家族的名声，不惜出卖了“上校”，尽管他亦曾与老保长一道，勇敢地解救过危难时期的“上校”。那个时候，“口舌上的是非”已然在盛夏的村子里流传，“心里有鬼”的爷爷，疑心儿子和“上校”“在搞鸡奸犯”，因为正如老保长所言，“你比任何人都知晓他跟你儿子关系好得像一对鸳鸯，所以你他妈的比任何人都怀疑他们在搞鬼名堂”⑦。为了消弭“鸡奸犯”的谣言对家庭造成的恶劣影响，爷爷和公安局达成了可耻的交易。可怜的爷爷此后也因自己一念之间的恶意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且这并不光彩的一笔，并没有因为爷爷的自杀，丝毫减轻全家的屈辱。而“我”最后的出走，更是与此事息息相关。

看得出来，《人生海海》最大限度地开掘了人物身上的传奇性，其实关于这种“传奇”，我们早在阅读“解密”三部曲时就曾认真领略过。从《解密》中的容金珍，到《风声》里的李玲玉，从《风语》中的陈家鹄，再到如今的上校，这显然是一个从未有过的人物。小说之中，上校所面对的世界，其艰辛的程度可想而知。如小说所慨叹的，作孽的世道，把大好人糟蹋成这样。小说最后，再次被逮捕的“上校”，想必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肉体的折磨还是其次，最致命的当属精神摧残。传说中日本女鬼佬在肚皮上绣的字，成为无数红卫兵争相目睹的奇观，于是“上校”的身体成了欲望争夺的对象。但是对于“上校”来说，身体的“秘密”显然是他要竭力掩饰的，因为这毕竟意味着道德的污秽。更何况这种道德的创伤已经在“小瞎子”那里被揭开过一次。因此，那些需要掩藏的字迹，一直都是“上校”的“心结”和秘密所在。我们从“上校”最初的竭力掩饰，到最后的戏谑性展示，亦可看出他精神坚守与崩溃的踪迹。“上校”的身陷囹圄，他的疯癫，以及智力的退化，直至最后的养蚕为业，固然是时代摧残下个人的陷落和英雄的凋零，或是人在战争、革命年代命运的微茫和虚无，但这同时也是某种意义上向灵魂“洁净”状态的回归，当属不幸中的万幸。这样一来，小说就把历史、战争和民族仇恨等诸多元素强加给“上校”的历史污迹清洗了干净，令他重返人性蓬勃的自然状态。

小说同样没有轻易漏过那个不断穿插的“我”，即贯穿全篇的懵懂的少年叙事人。这也是小说家毛姆从麦尔维尔的《白鲸》中学到的一种创作方法，“作者自己在讲述故事，可他并不是主角，他讲的不是自己的故事。他是书中的一个人物，同书中其他人物或多或少有着紧密的联系。他的作用不是决定情节，而是作为其他人物的知己密友、仲裁者和观察者”⑧。从孩童到孩童的长成，再到无奈中的去国离乡，这个活灵活现的“我”，不仅作为历史见证的道具，也有效地将不同时期的“上校”的故事黏合在一起，使得整个小说在脉络上彼此联通又暗藏深意。此外，这个一路旁观的“我”，在小说的第三部分终于开始扮演主要角色。他的去国离乡，既是一种逃离，一种无奈之中的自我保全，亦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我放逐，同时也是为爷爷的过错赎罪。尽管这种背井离乡的“流亡”，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好受，但活着就是煎熬，就是为了某一天能够回来，将所有遗留的问题一并解决。而对于年少的“我”来说，异国他乡的经历又能有效地连接自我和“世界”。

作为最早的海外谋生者，一番艰难的打拼之后，“我”终于有所成就。当然，这里的“我”其实也极富意味。我们可以看到，在小说第三部分中，随着“我”的成长，以及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历史在现在和过去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也是历史回溯的契机。小说用非常简略的笔墨勾勒了“我”的海外经历：艰辛的劳作，不公正的待遇，与之伴随的却是命运的捉弄。而在一番艰难摸索不得其道之后，意外地在“垃圾”上摸到了门路。正如小说所言，“垃圾是时代之于我的隐喻和象征，我一生起落沉浮，波峰波谷，都在垃圾里悄悄地说”⑨。这里的“垃圾”，掩映在艰辛劳作的背后，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荒诞感，其间的隐喻意义也呼之欲出。

三

据麦家所言，《人生海海》的标题来自一句闽南方言，形容人生像海一样复杂多变，起落浮沉。然而，潮起潮落都是人生的历练，每个人都跑不掉的，一定要爱上生活。人生如海，总有阴冷暴虐的水域，也有轻柔温暖的洋流。再惨烈的生活，也终归有它暖人心脾的瞬间，它告诉你，人间值得来过。这或许是作家麦家想告诉世人的人生哲理。尽管这里的人生哲理，以及与此相关的小说深度模式，颇有几分“鸡汤文”的励志性，然而不得不承认，这恰是最为大众化的情感表达方式，也体现了麦家小说一贯所具有的鲜明的读者意识。如其所言的，他喜欢“沉醉在幻想里”，“离奇怪的东西更近一点”，并不认同呆板的写实主义，而是希望“在一个想象空间里，寻求刺激”⑩。他一方面清楚地知道读者的趣味所在，并有意往那个方向靠拢;另一方面他又决不放弃他所声称的文学品质和品位。在这个意义上，麦家其实也可被归入“站在俗文学的外面，用雅文學的眼光和趣味，来创作貌似通俗的文学”11的那一类作家。

对于麦家来说，问题的关键不是用通俗小说的材料，写一种所谓的严肃小说，而是以通俗的外观来吸引普通读者阅读，进而用严肃的内容形塑他们的审美世界，为此他充分尊重人们阅读时的猎奇心和消遣娱乐的需要，并将这种猎奇和消遣视为人性的震撼与教益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相信会有不少评论者注意到《人生海海》与《活着》的相似性。作为二十年来最畅销的长篇小说之一，余华的《活着》讲述了主人公福贵历尽世间沧桑和磨难的一生，小说亦将中国大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凝缩在人物传奇之中。无数泪水与慨叹的混杂，时代风云与个人命运的勾连，构成了这类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进而成为“去政治化”的年代里最为流行的小说套路。现在看来，《活着》最为感人的地方在于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情感基调与日常生活法则，这也是90年代至今无数中国人最为素朴的情感诉求。同样的，《人生海海》也瞩目于个人的悲惨遭际与20世纪中国苦难的凝结。人生似海，潮起潮落都是人生的历练，小说中遍布的茫茫无际的苦难与命运跌宕，确实能让人联想到余华那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就像小说中“我”的前妻，那个苦命的女人用最后一丝力气所说的，“人生海海，敢死不是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死亡的痛苦，连同活着的艰难，构成了《人生海海》最为煽情的段落。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人生海海”，又何尝不是人类在遭遇时代苦难与命运浮沉之后得到的领悟？人生海海，一番艰难的求索和挣扎之后，生活并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与命运握手言和。这便包含着失败的心酸和无奈，更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即所谓“在艰苦中卓绝的道德”和“在绝望中诞生的幸运”。在这个意义上，麦家想要的“英雄主义”，不是生活中的无往不胜，更不是失败后的弃绝，而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深深地热爱它。这种罗曼·罗兰式的英雄主义，也是世人最乐于接受的人生格言。然而，这个最普遍的人生格言，一点也不庸俗，因为它凝结着作者关于历史和个人命运的最深沉的思索。需要一定的阅历，我们才能充分领悟这潮起潮落的人生中日常的残酷和时间的仁慈。于是，对于麦家的《人生海海》来说，写作似乎就回到了博尔赫斯《沙之书》中的那段话，“我并非是为了少数精选的读者而写作……我也并非为了那个谄媚的柏拉图式的整体……我写作，是为了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我写作，是为了让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12。

【注释】

①麦家：《作家是那头可怜的“豹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4期。

②李晓晨：《麦家：作家终归要破译人心和人性的密码》，《文艺报》2018年1月29日。

③麦家：《人生海海》封面文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④许旸：《对于消失，文学有种天然惶恐》，《文汇报》2015年10月13日。

⑤项静：《时间索引与折返之光：格非〈望春风〉》，《上海文化》2016年第11期。

⑥⑦⑨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第273、151、316页。

⑧[英]毛姆：《巨匠与杰作——毛姆论世界十大小说家》，孔海立、王晓明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第11页。

⑩麦家：《与文洁对话》，见《麦家文集·人生中途》，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第205页。

11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124页。

12[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王央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译者前言》第5页。

（徐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