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霞

师旂鼎，又名师旅鼎、弘鼎，为西周时期青铜器， 著录于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以下简称《铭图》)[1]，编号为 02462，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图1）

师旂鼎器内壁铸铭文 8 行、79 字。 铭文如下：

到目前为止， 师旂鼎断代与铭文内容的解读尚存在很多争议。 就断代而言，有成、康、昭、穆四世之说。 就铭文内容而言，众、仆的身份认定及其违抗军令不从王征伐的原因等诸多细节，均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 笔者不揣浅陋， 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试谈一己之见，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关于师旂鼎的时代，有成王、康王、昭王、穆王之说。郭沫若先生将此器定在成王时期[2]26。陈梦家先生认为，师旂鼎与吕壶（《铭图》编号12372）是“一时之作”，故将这两件器定在康王时期[3]35。 吴镇烽先生[4]和王世民先生、陈公柔先生等[5]29亦持“康王说”。 马承源先生则将此器定在康王或昭王时期[6]60。唐兰先生在《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 一文的 “整理后记”中说：“师旂鼎、小臣宅簋……在本文中确定是周昭王时代， 在另文中则改定为周穆王时期。 ”[7]唐兰先生[8]313和彭裕商先生[9]315将师旂鼎的时代定在穆王时期。 刘启益先生认为，师旂鼎应当属穆王时期[10]。 此外，也有其他学者从“刘氏之说”[11]。 诸位学者对师旂鼎的断代可谓众说纷纭，难成定论。

彭裕商先生指出， 对西周青铜器作年代研究，铭文、器形、纹饰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9]529。这是标准器断代法的核心要素。 有鉴于此，师旂鼎的年代，可由器形、纹饰、铭辞风格及内容等几方面的因素来推定：

1.器形。 此鼎外形为圆浅腹稍扁，腹部无纹且微倾垂呈垂腹状， 这种形制鼎在西周中期较为盛行。 另外，其底部近平，三柱足，两直耳，其形制在《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一书中被划分到Ⅳ型圆腹鼎3 式， 此鼎型为西周中期前段最常见的型式[5]29。 结合该鼎的铭文布局及文字来看， 与穆王时期的青铜器最为吻合。

图1 师旂鼎及铭文拓片

2.纹饰。师旂鼎口颈处饰有一周长尾鸟纹带，带冠羽，羽冠后垂，尖喙，有两条尾羽，上面一条尾羽向后延伸， 下面一条尾羽前端向下卷，后端向上卷，呈S 形，尾羽与鸟身分离，即所谓的分尾鸟纹。 《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一书中，将此器所饰的长尾鸟纹划分到Ⅲ型4 式，且盛行于昭穆时期[5]206。 与此种鸟纹构造类型相近的， 有伯簋 （《铭图》 编号04226）、簋（《铭图》编号 05379）、丰尊（《铭图》编号11796）等器的纹饰，且均以云雷纹、夔纹或弦纹作衬底。 丰尊，一般认为属穆王时期器，伯簋和簋均出自同一个墓，据器形属穆王末期器。

3.铭辞风格及内容。该器已具备西周中期金文书写及布局特征：唯字加“口”旁，常见于穆王时期器，其字右旁加“”作。 剌鼎（《铭图》编号 02428）和吕壶（《铭图》编号 12372）的铭文中此字皆作“”，且书写风格一样。 此外，该器铭文行款整齐，横成行，竖成列，笔画粗细如一，字体大小一致，铭辞形式亦为西周中期所习用。 凡此，均已具备西周中期前段的字形书写特征。

三月丁卯这天， 师旂下属的众仆不从王出征方， 师旂派僚友弘将他们控告到在地的白懋父那里。 《穆天子传》卷一记载：“戊寅，天子北征，乃绝漳水。 ”郭璞注：“漳水，在今邺县。 ”《穆天子传》记载穆王十三年至十四年的西征史事。 张振林先生通过考证认为，师旂鼎铭文记载的是穆王十三年春的事。 并通过《穆天子传》《师旂鼎》《吕壶》 等器铭历法比较互证， 指出三月丁卯是周穆王北征绝漳水的前11 天[12]。

据笔者所知，吕壶（《铭图》编号12372）、白懋父簋 （《铭图》 编号 05269）、 小臣簋（《铭图》 编号 05269）、 召尊 （《铭图》 编号11802）、御正卫簋《铭图》编号 04994）这些器中也出现过白懋父， 而传世文献对此人并无记载。 郭沫若先生认为，白懋父是卫康叔之子康伯旄[2]23。 赵平安先生[13]亦从郭说，并指出康伯旄又称王孙牟。 《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康叔卒，子康伯旄代立。 ”《索引》宋忠云：“即王孙牟也，事周康王为大夫。 ”康伯旄为康王时期人， 白懋父是康伯旄说， 尚有可商之处。 有关“白懋父”的金文记载，亦见于西周中期早段的其他资料：

吕壶铭文：“唯三月，白懋父北征。 ”

小臣宅簋铭文：“隹五月壬辰，同公在丰，令宅事白懋父，白易小臣宅画卅、戈九、易金车，马两。 ”

御正卫簋铭文：“懋父赏御正卫马匹自亡。”在西周铜器研究中， 铭文一般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迹等要素，其中人物是最重要的一类。 上述器中均有白懋父。 这些记载中的“白懋父”，率军出征，赏赐御正卫马匹，又承王命赐小臣以贝， 可见其受王倚重， 身居高职。 在师旂鼎铭文中，又提道：“今弗克氒（厥）罚，懋父令曰：义（宜）（播），氒（厥）不从氒（厥）右征。 今母（毋）（播），（其）又有内（纳）于师旅。 ”说明他还主持诉讼，非一般职官。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昔我先王熊泽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 ”文献记载的王孙牟与他人“并事康王”，属康王时人，但师旂鼎属西周中期前段时的器，显然并非同一人。 陈梦家先生认为， 白懋父与康伯髦、 王孙牟所处时代不太相近， 是否为同一人，需再商榷[3]20。 马承源先生指出，伯懋父主要活动在康、昭王时期[6]59。 也有其他学者认为，白懋父是西周初期，成康时期的人物[14]。若将同一称谓直接认定为同一人， 得出的结论不免过于草率。 有学者指出，金文中的人名称谓经常重复出现， 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同一称谓认定为同一人，而应具体分析[15]。 吕壶、召尊诸器的时代均在西周中期前段， 与师旂鼎的时限大致相近。

图2 商周青铜器鸟纹构造对比图

至于白懋父究竟是谁， 彭裕商先生通过文献及金文考证得出， 白懋父可能是祭公谋父[9]272。 唐兰先生在其著作中指出，白懋父是昭王末期穆王初期人[8]317。 据《逸周书·祭公篇》记载：“祭公，周公之后，字谋父。 ”祭公是周公的后裔，受封在祭。 《国语·周语》记载：“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不听，遂征之。 ”又，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穆王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谋父。二十一年，祭文公薨。”祭公谋父曾辅佐昭王， 死于穆王时期， 历经昭穆二世， 与师旂鼎中人物白懋父出现的时间相吻合。 孙诒让注：“祭公同姓，年齿又长，故王尊礼之曰‘祖’，不必校论世次也。 ”[16]史籍记载祭公为周公之后，穆王称其为祖，可见祭公谋父辈分、地位较高，与白懋父的地位、身份比较相近。 再从字音来看，谋和懋上古音相似，懋为幽部，谋为之部，幽、之二部旁转。 白懋父跟祭公谋父为同一个人，此观点也可参考。

师旂鼎是关于赎刑最早且最可靠的实物记载。 白懋父处罚师旂罚金三百锊，当时不用交罚金。 白懋父下令说：“众、仆等人由于不随军出征应流放。 现在不流放他们，在限期内将每人三百锊的罚金交给师旂。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穆王五十一年作《吕刑》。 ”赎刑在穆王时期最为常见。 “赎刑”一词，始见于《尚书·舜典》：“金作赎刑。 ”《朱子大全·舜典象刑》 卷六十七记载：“赎刑， 使之入金而免其罪。 ”由此可知，罪犯可缴纳一定数额的财产以赎免刑罚。 《玉篇》记载：“赎，质也，以财拔罪也。 ”《吕刑》记载:“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 ”郑玄注：“罚，罚赎也。 ”孔安国传曰:“五罚，出金赎罪。 ”[17]《尚书·吕刑》云：“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 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 ……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 ”《吕刑》中已有用金抵罪的赎刑记载，而且分类详细，较为完善，不同的刑法种类设有不同的处罚条文与罚金标准， 足以窥见西周时期的赎刑已较为成熟。 审判初期，白懋父判处师旂缴纳三百锊罚金， 后又采取“以金赎罪”的处罚方式。

综合上述几种因素， 师旂鼎的年代宜定在西周中期前段。 若考虑上述铭文布局和字体特征及铭文所含的历史信息， 当以穆王时期为妥。

师旂鼎铭文内容涉及的一些重要历史信息，在铭文断句上也有分歧。 下面试作简略论述。

（一）断句

（二）众、仆身份再认定

历来学者们将“众仆”合释在一起，关于其身份问题，曾引起学界激烈的讨论，莫衷一是，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奴隶说。 持这一观点的有郭沫若、马承源等先生。 “众”字，甲骨文作，也作。 郭沫若先生从甲骨文字形考察，认为“眾”为日下三人行，是奴隶被迫在太阳下劳作的形象[19]。马承源先生结合铭文认为，众、仆为师旂的家内奴隶，征调奴隶作兵员，史籍中很少见[6]60。也有学者认为：众、仆是师旅手下的士兵。 西周军队分甲士和徒兵两种。 甲士是车兵，来源于平民；徒兵为步兵，由征调来的奴隶构成，除参战外，还承担军事差役。 众和仆都是奴隶的称谓[20]。

2.下属说。即众、仆为师旂的下属。张振林先生认为，众、仆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奴隶。 并进一步补充说明：如果为家内奴隶，违抗军令，师旂自己可以军法处置， 无须待他人来告发、连累自己[12]454-455。也有学者说，众、仆能被处以罚金三百锊，绝非奴隶，只能是师旂的下属[21]。

3.众为自由民。 持此说的，有丁山、于省吾、徐喜辰、赵锡元、朱凤瀚等诸位先生。 丁山先生认为：“众字， 甲骨文作形……或从日……众人在日下，应作‘受日神保护的民众解释’。 地位应与罗马帝国时代的 ‘公民’相等，至少也该是自由民，可能是公卿大夫的子弟。 ”[22]于省吾先生解释，甲骨文中的众出现在出征或种田的卜辞中， 而在祭祀的卜辞中常见战俘被用作祭祀品，却从未见杀“众”用于祭祀的。 故，“众”是自由民，是不会被随意杀戮的[23]。 徐喜辰先生进一步强调：“甲骨文卜辞中的‘众’和‘众人’是没有区别的，身份同‘人’一样，是公社农民，是商族的族众，属平民阶级，并非奴隶。 ”[24]赵锡元先生从字形的角度指出：“商代贵族称呼本族基本群众为‘众人’，有时也简称为‘众’。 ‘众’字从日从三人，三表示多数，三人表示多数人。 ”[25]朱凤瀚先生提到，殷墟卜辞中的“众”的身份相当于平民，是商人家族的族众[26]。 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中，对“众”“众人”“人”的身份做了详细的区分，认为师旂鼎中“众”当是一种身份称呼，并非奴隶[27]。

我们认为，应将“众仆”断为“众、仆”，众、仆皆是自由民，仆隶属于众。 《说文·部》释：“众，多也。 从目众意。 ”《尚书·盘庚》记载：“盘庚迁于殷”“王命众悉至于庭”“王若曰，格女众，予告女训”“获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 盘庚专门训话于“众”，并且提出与“众”一起享用祖先的祭祀品。 于省吾先生通过进一步研究，表明“众”当与盘庚为同一族类、同一远祖。 商代的甲骨文、商周的金文及早期的典籍，从未出现把“众”视为奴隶的事例。 黄朴民先生指出：“当时服兵役的人，有‘众’、‘众人’，他们的身份大概是公社的自由民，隶属于各强宗大族。”[28]《尚书·汤誓》记载：“我后不恤我众，含我嫱事而割正夏。 ”这些“众”，具有双重身份，平时生产，战时出征作战。 晁福林先生在《补释甲骨文“众”字并论其社会身份的变化》 一文中提道， 甲骨文中的“众”字，并非“日下三人行”，不从“日”而从“堂（塘）”，意指在火塘旁共同居住生活的众多的人，是殷商时代的氏族成员[29]。

《说文·菐部》释：“仆，给事者。 从人、从卜，卜亦声。 ”即从事具体事务的职官。 《诗经·小雅·正月》曰：“屡顾尔仆。 ”郑玄笺：“仆，将车者也。 ”杨树达先生认为，“仆”有御车的意思[30]。 《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申叔时仆。”注：“仆，御也。”《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皇疏：“冉有为仆以御车也。”《说文·彳部》释：“御，使马也。 从彳从卸。 ”古文“御”字作“驭”，从又从马。 徐鸿修先生认为，“御”和“驭”同为一字，“仆”“御”“驭”三字通，故“仆”亦与“驭”通[31]。 若按徐氏之说，“仆”与“驭”意义相近，身份都是低级贵族，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师旂鼎铭文中，“众”“仆” 因不服从命令出征， 被师旂派僚友弘将他们控告到白懋父那里。 师旂作为军事长官，率兵出征，若众、仆为奴隶，且拒不出征，完全可以自行惩罚，没必要将此事告知白懋父。 故可以进一步肯定，众、仆绝非奴隶，不能随便杀戮。

董珊先生在《山西绛县横水M2 出土肃卣铭文初探》[32]一文中考释肃卣铭文，得知西周时期的庶人有人身自由， 比臣仆的社会地位要高。在宜侯夨簋（《铭图》编号04320）和大盂鼎（《铭图》编号02837）铭文中也可见赏赐庶人的例子：

宜侯夨簋铭文：“锡在宜王人□又七里；锡甸七伯，厥虏□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 ”

大盂鼎铭文：“锡汝邦司四伯， 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 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亟毕迁自厥土。 ”

董珊先生指出： 宜侯夨簋中的 “在宜王人”是原住在宜的自由民。 这两件器中庶人都有人身自由，而管理庶人的诸侯只有治民权，而无权掌管庶人的人身自由[32]。 本文所讨论的师旂鼎这件器中的“众”，也是近似于庶人的一类人， 并享有其人身权利。 因此，“奴隶说”这一观点似有不当之处。

但是，“仆”究竟是奴隶还是职官，争议也颇多。 金文中“仆”作，罗振玉先生[33]和郭沫若先生[34]二人持“奴隶说”。

静簋（《铭图》编号 05320）铭文：“王命静嗣射学宫，小子眔服众小臣眔夷仆学射。 ”仆和夷仆是某种职官。

《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 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

唐兰先生说：“仆人接近奴隶主，就容易获得权力。 所以和臣一样，仆后来发展成为一种职官，穆王时有太仆。”[8]314《周礼·夏官·司马》记载：“太仆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 ”《疏》曰：“太仆，亲近王所之官，故王之衣服及位处，恐其不正，故皆正之也。”[35]《周礼》中有太仆、御仆、隶仆、祭仆等职事记载，承担重大祭祀活动安排、传达王命等职责。 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仆”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奴隶。

综合以上讨论，我们认为：“众”“仆”绝非奴隶，当是两种不同的身份。 “众”是师旂属下的自由民或庶民；而“仆”是一种具体的职官，地位较众略低， 或许是该器主人师旂下属的随军出征从事具体事务的一类人。

（三）众、仆不出征的原因

据张亚初和刘雨先生考证， 师旂是当时的军事长官，有职责率领军队参加战争。 西周金文中的“师氏”，一般认为是“师的领导”或“军队的各级负责人及其所属的士兵”[36]。 《周礼·秋官·士师》记载：“大师，帅其属而禁逆军旅者与犯师禁者，而戮之。 ”该器铭文中，白懋父处罚众、仆等，让其缴纳三百锊给师旂，并没有将他们按军法处置。 天子亲自率领军队出征，士师亲自查禁违抗军令者，一旦查出便会严厉处罚。 然而，众、仆竟抗命不从王出征。

穆王初即位时，大举征伐四夷。 穆王以犬戎不履行“宾服之礼”即四时朝觐的义务为借口来征讨犬戎。 对此，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中均有记载。 《后汉书·西羌传》：“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37]《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穆王北征， 行流沙千里， 积羽千里。 ”[38]46“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鸟所憩。 ”[38]46“穆王西征，还里天下，亿有九万里。 ”[38]52

金文资料中也有穆王发动战争的记载：

班簋（《铭图》编号 05401）铭文：“咸，王令（命）毛公以邦冢君土（徒）（驭）、戜人伐东或（国）（猾）戎。 ”

竞卣 （《铭图》 编号 13336） 铭文：“隹白（伯）遟父（以）成（师）即东命，伐南尸（夷）。 ”

通过传世文献及金文记载周穆王出征东夷的史实， 可以进一步窥见穆王时期南征北战、 战事频仍的现象。 西周中后期多次对西北、淮夷等地征战，封地内经济萧条，民力匮乏，人丁不足。 频繁的战争，导致士卒怨声载道，民生凋敝。

《诗经》中的两首诗生动地描绘了战争的破坏性：

其一，《诗经·豳风·东山》：“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 ……鹳鸣于垤，妇叹于室。 洒扫穹室。 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仓庚于飞，熠耀其羽。 ”

因战争破坏，田园荒芜，屋内缀满蜘蛛网，屋外麋鹿游荡，呈现出一片萧条破败的景象。

其二，《诗经·齐风·甫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忉。无田甫田，维莠桀桀。无思远人，劳心怛怛。婉兮娈兮，总角丱兮。 未几见兮，突而弁兮。 ”

“远人”因戍守作战，许久未回家，由于担心、牵挂“远人”无心耕作，“甫田”到处长满了杂草。 众、仆及士卒除了出征外，还得进行田间劳作， 使得众、 仆及其他军士产生厌战情绪，进而造成军事哗变，宁可被流放、被处罚也不愿随王征伐。

再看看该器铭文中的记载。 白懋父刚开始处以师旂罚金三百锊，判众、仆流放之刑，后判师旂不用交罚金，众、仆不被处以流放之刑，但每人要在限期内向师旂缴纳罚金，且师旂需率领众、仆随军出征，将功折罪。 此种审判亘古罕见。

白懋父以缴纳财物而缓刑的判决， 一方面可以保证作战人员的充足， 增加军队作战能力，另一方面，可以给师旂及众、仆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判案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战争频繁、兵员短缺的状况。 西周中期战争频发，需要大量善战的士兵， 绝大部分士兵是从庶民中征用而来的。 这些士兵除了随时服从王命出征外，农忙期间还要从事田间劳作。

综合上述，我们将此器定在穆王时期，器铭中的“众”“仆”当是师旂下属的庶民及随军出征的军士，并非奴隶。 穆王时期连年征讨，战事频仍，民生凋敝，长期战争使青壮年脱离生产劳动，加重了自身负担，师旂下属的众、仆厌战情绪明显，宁可违抗军令被流放、被杀戮也不愿随王出征。

西南大学2018 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战国燕系玺印整理与研究”，项目号：SWU1809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