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湘

行炉，顾名思义，礼佛行香所用之炉。 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经魏晋、隋唐发展兴盛，礼佛修禅有一套完备的宗教仪式。 众人行香之时，需要特定的香具来供奉佛祖，于是礼佛行香之炉应运而生，并备受重视。 行炉的基本造型可分为两类，即柄香炉和杯式炉。 前者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以金属质地为主。 后者为陶瓷质地，其使用的起始年代不详，在宋代已经比较流行，辽、金时期墓葬中偶有发现，到元代销声匿迹。 本文要讨论的行炉主要为安徽博物院收藏的北宋时期的杯式行炉。

一、杯式行炉的基本类型及南北差异

原则上，我们将这种折沿、敞口、深腹、长柄、 带喇叭形高圈足的杯形器称为杯式行炉（有的文章称为豆式炉）。 安徽博物院所藏杯式行炉共计10 件， 大多为宋代墓葬出土，釉色有青白釉、白釉、绿釉等，以青白釉为主，其窑口囊括了定窑、繁昌窑、吉州窑等，地域特色鲜明。 接下来我们对这几件杯式行炉做详细介绍与分类探讨。

L1 定窑白釉杯式行炉 通体施白釉，炉膛内无釉，施釉部分釉色呈乳浊色，釉面有细小开片。 斜折沿，口沿部位上突，微超出折沿部位，斜直筒形炉身，炉柄为台阶式凸棱短柄，下接台阶式喇叭形圈足，足末端微向上翻卷。 口径8.8厘米，底径 7.5 厘米，高 12.5 厘米。 （图 1）

L2 萧窑白釉褐花杯式行炉 通体施白釉，炉膛内、炉座底部无釉。 斜折沿，上绘黑褐色花卉，残缺处见土黄胎，胎土中夹杂砖红色大颗粒物质，口沿部位上突并超出折沿部位，圆筒形炉身，炉身下有花形出檐，炉柄部和底座均残。 口径 6.3 厘米，底径 5.6 厘米，残高5.3 厘米。 （图 2）

L3 吉州窑绿釉杯式行炉 通体施绿釉，施釉不及底座，炉膛内无釉，胎呈米白色。窄折沿，圆唇，束腰式筒形腹炉身，竹节式短柄，下接台形炉座。 高6.3 厘米，口径8 厘米，底径 4.3 厘米。 （图 3）

L4 繁昌窑青白釉杯式行炉 通体施青白釉，炉膛内无釉，施釉部分釉层薄有开片。窄折沿，尖唇，圆筒形炉身，炉柄、炉座残，残缺处可见白色胎， 胎质细腻坚硬。 口径9 厘米，残高 9 厘米。 （图 4）

L5 吉州窑黑釉花口杯式行炉 通体施黑褐色釉，炉膛及炉座近底处无釉。 七瓣莲花口，圆唇，炉身向内压印八条出筋。 短柄，炉座为束腰式台座。 口径8.8 厘米，底径4.7 厘米，高 8 厘米。 （图 5）

L6 繁昌窑青白釉花口杯式行炉 通体施青白釉，炉膛及炉座近底处无釉。 施釉部分釉色泛黄，釉面有细小开片，釉层薄。 四瓣花口，圆唇外侈，炉身压印四条出筋。 细短柄，饼足底座。 口径11.7 厘米，底径 6 厘米，高9.6厘米。 （图 6）

L7 繁昌窑青白釉斜直纹杯式行炉 通体施青白釉，釉色泛黄，有小开片。器身饰斜直纹，侈口，深弧腹，长柄，柄部饰一道凸棱， 便于抓握。 饼足。口径12 厘米，底径6.5厘米，高 11 厘米。 （图 7）

L8 繁昌窑青白釉杯式行炉 通体施青白釉。由炉身和炉座套烧而成。炉身为侈口，深圆腹，下饰莲瓣形出檐， 炉身斜嵌在炉座内烧结。 炉座为双层束腰式宝塔形台座， 中间有一突棱， 喇叭形高圈足微外撇。 口径 11 厘米，底径 3.5 厘米，高 10.2 厘米。（图 8）

L9 白釉刻画莲瓣纹杯式行炉 通体施白色釉，烧制窑口不详。炉身和炉座似为套烧而成。 炉身为侈口，弧形腹，腹部刻半浮雕形仰莲瓣。 炉座为束腰式台座， 足沿为宽沿外撇。 口径 6 厘米，底径 4.8厘米，高 6.4 厘米。 （图 9）

L10 繁昌窑青白釉莲瓣纹杯式行炉 施青白釉，釉色泛黄，底部无釉。仅存炉身，敛口，尖唇，深腹， 器腹外壁刻画仰莲瓣纹，缺炉座。 残高 3.8 厘米，口径6 厘米， 底径4 厘米。（图 10）

杯式行炉最大的特征即为杯形炉身与一柄相连，柄的末端向下波折，多数炉的口部折沿， 炉身下接圈足或高圈足。 有的炉口、 腹部设计为莲花造型。 依据杯式行炉炉口、 腹部特征可将上述器物归为四种类型进行比较分析。

图1 定窑白釉杯式行炉

图2 萧窑白釉褐花杯式行炉

图3 吉州窑绿釉杯式行炉

图4 繁昌窑青白釉杯式行炉

图5 吉州窑黑釉花口杯式行炉

图6 繁昌窑青白釉花口杯式行炉

图7 繁昌窑青白釉斜直纹杯式行炉

图8 繁昌窑青白釉杯式行炉

图9 白釉刻画莲瓣纹杯式行炉

图10 繁昌窑青白釉莲瓣纹杯式行炉

Ⅰ式：折沿式行炉，标本 L1、L2、L3、L4。折沿,筒形腹,下接喇叭形圈足。 在南北方窑口均有烧制。标本L1、L2 为北方窑口烧制（以下简称北方类型），标本L3、L4 为南方窑口烧制（以下简称南方类型）。 北方类型折沿部位比南方类型宽，且唇部上突略超出折沿部位，笔者推测这种设计方式主要是便于放置炉盖。北方类型炉柄较长,无夸张性装饰物；南方类型炉身偏小、炉柄较短，且炉柄中部多有扁圆珠形节装饰。

Ⅱ式：花口式行炉，标本 L5、L6。 花口,浅弧腹,细长柄,下接饼状炉座，腹部被压印成花瓣的形状，因炉身宛如一朵绽放的莲花，又被称为“荷花式炉”或“莲花炉”。 此类炉多为南方窑口烧制，如安徽繁昌窑[1]、江西吉州窑、福建地区部分窑口。 釉色有青白釉、绿釉和黑釉等。 北方窑口虽有烧制，但略有区别，如陕西耀州窑[2]、河北磁州窑、河南汝窑[3]等窑口烧制莲花炉为子母口，上配炉盖，外口沿为莲花式花瓣口，内口沿为平沿，器内不施釉，炉腹雕刻浅浮雕式莲花花瓣，无柄或粗短柄，下接喇叭形高圈足。 （图 11）

Ⅲ式：敞口式行炉，标本 L7。 敞口,深弧腹，腹部饰斜直纹，细长柄，柄部有竹节形装饰，下部接饼状炉座。 此类炉多为南方窑口烧制，如安徽繁昌窑[1]、江西湖田窑[4]及赣州窑[5]、湖南烟口窑[6]、广东笔架山窑[7]。北方窑口则不常见。

图11 北方类型Ⅱ式杯式行炉

Ⅳ式：套烧式行炉，标本 L8、L9、L10。 由炉身和炉座套烧而成， 为北宋时期南方窑口烧制的新品种。 口沿有侈口和敛口两种,腹部较浅，素面或刻画莲瓣纹装饰，下接喇叭形圈足。 一般而言，炉腹刻画莲瓣纹者，炉身与炉座直接衔接，炉柄消失，如标本 L9、L10。 炉腹素面者，如标本L8，炉身下均有菊瓣形出檐，炉柄依次向下由小变大与炉座融为一体，形成一喇叭形高圈足。 此时的炉柄已不再适合抓握，更适合放置在桌案上。

另外，根据使用方式的不同，我们又可将杯式行炉分为手持式炉和坐式炉两大类。L1~L7 为手持式炉，L8~L10 为坐式炉。 从这种分类法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如北方以手持式炉为主， 而南方既有手持式炉也有坐式炉。 手持式炉在北方地区十分普遍，可能与北方游牧民族方便携带相关。

二、杯式行炉造型溯源

从最近几年的发掘材料统计， 杯式行炉主要来源于墓葬、寺庙遗址和窑址。 一些发掘报告曾经将此类行炉误认为灯或高足杯，如1956 年发掘的繁昌老坝冲宋墓发掘报告将其定义为“高足杯”。 1987 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塔基地宫中出土的 《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义乌账》 记录此类器物为“香炉”[8]，此后，学术界开始关注杯式行炉，部分学者对古代灯具类型,以及灯与杯式行炉的区别等问题做了深入研究[9]。 实际上，单从外形上看， 杯式行炉与同时期的油灯区别十分明显，反而与“高足杯”确实难以区分，二者在造型上有颇多相似之处。 笔者通过整理研究发现， 借鉴早期高足杯与带柄金属器具特征制造的柄香炉与北方类型折沿式行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南方类型敞口式行炉可能模仿唐代金属高足杯的造型， 而花口式行炉可能与佛教用具宝子有一定的渊源。 套烧式行炉则是在总结了上述器具造型利弊以及社会实用性等种种因素之后， 为南方地区生产的新品种。 本文只对南方类型敞口式行炉和北方类型折沿式行炉造型源流进行讨论。

（一）脱胎于柄香炉的北方类型折沿式行炉

北方类型折沿式行炉的特征是宽折沿，杯身深而直，特别是杯腹下部转折处几乎呈直角转折，下接长柄和喇叭形覆足。 它可能由柄香炉直接演变而来， 而柄香炉则是一种在北方地区早期高足杯与带柄金属器具结合下产生的中国式礼佛器具。

1.早期高足杯形象

新石器时代曾出现过一种长柄杯， 可视为高足杯的雏形， 在安徽潜山薛家岗文化、龙山文化等遗址均有出土。 安徽博物院收藏了两件潜山薛家岗文化的长柄杯， 一件为灰陶，宽折沿,斜直腹，腹下斜收，下接高长柄，柄部由上自下依次变粗， 末端与喇叭形底座相连。 （图 12-1）一件为黑陶，敞口，深腹，腹部内弧，腹下部呈钝角转折，下接长柄和圆盘状底足。 （图12-2）另外，山东博物馆收藏的蛋壳黑陶长柄杯可谓是史前制陶术的巅峰之作。 该器为敞口，深弧腹，杯口沿大大超出杯腹部外鼓的弧度。 这些器物代表了早期高足杯最原始的形象， 这一时期高足杯质地以陶为主，有红陶、灰陶和黑陶等。 其功用有多种说法，主流看法认为是一种饮具或者水器，也有学者将一种细长柄、 杯腹较浅的高足杯认为是一种油灯。 春秋战国时期的高足杯实物比较少见。 秦汉时期，北方地区有玉质高足杯出现， 如陕西西安东张村阿房宫遗址出土的云纹高足杯，直口，深腹,腹壁较直，下部微收，高圈足呈上下阔、中间束的喇叭形。 （图12-3）汉代高足杯造型延续了秦代深弧腹的特征，如安徽博物院收藏的汉代红陶高足杯， 直口,深弧腹，杯身设计成口大底小的造型，更适合手持，相对于整个杯身来说，杯柄显得特别粗短或无柄，下接喇叭形底座。 （图12-4）

图12 早期高足杯形象

从潜山薛家岗文化的长柄杯到秦汉时期的高足杯，我们发现,高足杯的口沿由原来的宽折沿、敞口变为直口，高长柄变为短粗柄，器形整体高度降低， 并保留器腹为深弧腹以及喇叭形底座等特征， 这些因素构成了北方地区高足杯器形的基本要素。

2.传统带柄青铜器具与早期高足杯结合下产生的柄香炉

我国已知最早的柄香炉形象出现于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第169 窟十六国时期的西秦壁画中，上绘一僧人左手执一长柄香炉，右手捧一香盒[10]。 （图13-1）与之类似的图像还有山西高平石堂会石窟第1 窟北魏壁画西壁上的弟子迦叶手中的柄香炉[11]。（图13-3）、河南巩义石窟第1 窟南壁东侧的礼佛图中侍者手中的柄香炉[12]，以及新疆克孜尔石窟第205 窟主室券顶壁画中须摩提女手中的柄香炉[13]。 （图13-2）最早的柄香炉实物资料则出自河北景县封魔奴墓[14]。 这些壁画及出土实物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境内早期的柄香炉形象，通过对比，它们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均由杯式炉身和长柄两部分构成， 杯式炉身为敞口，深弧腹，细柄足，长执柄与炉身口部连接。

基于以上特征， 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早期的柄香炉最初是由古印度的一种半球式香炉演变而来的[15]。 在印度那伽尔朱纳康达山谷出土过一件公元三四世纪的半球式柄香炉（现藏于印度那伽尔朱纳康达博物馆）， 该炉炉身为扁半球形平底，炉柄较短，为前宽后窄的扁条， 末端被设计成圆形，以方便持握。 与之相似的还有美国大都会艺术馆收藏的两件犍陀罗地区出土的6 世纪时期的铜质柄香炉（图14），可以明显看出，此类半球形柄香炉与中国早期壁画中的柄香炉形象相差甚远。 考察中国古代金属器具类型，笔者发现中原地区也有类似的带柄器形，如汉代带柄铜熏炉（图15）、魏晋时期铜熨斗（图16），长柄设计的目的是防烫和隔热。 因此，古代工匠们会将一些经常移动使用的器具设计成长柄或承盘式。 如南朝熊形柄承盘式博山炉（图17），使用者双手捧住承盘不会被烫伤，另外承盘的底径比炉座的底径要大，放置时更加稳固。 那么，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柄香炉很有可能就是在这种设计目的下，并结合了早期高足杯的外形特征出现的新式器形之一。

这里有一件器物可以为我们打开思路。 安徽博物院收藏有一件汉代带柄铜博山炉（图18），由博山形盖和杯式炉身组成，炉身作高足杯式，炉身一侧置执手（短柄），子母口,弧形腹,短粗柄下接喇叭形覆足。 它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壁画中的柄香炉形象十分接近，且存在两个共同点：第一，二者均为杯式炉身,博山炉炉身形状介于豆和杯之间，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柄香炉炉身吸纳了中原地区高足杯器形的相关因素，如敞口、深弧腹等特征；第二，炉身一侧均装有执柄，博山炉为短执柄，柄与炉腹相连接,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柄香炉柄部较长，长柄与杯式炉身口部相连。

图13 中国境内早期柄香炉形象

（图14 为美国大都会艺术馆收藏，图15-18 为安徽博物院收藏）

因此， 发端于古印度地区的半球形熏炉可能是中国早期柄香炉的雏形， 但是目前在出土资料和文献中并没有找到与之相似的器形。 笔者推测，佛教在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后，强大的中原文化对伴随佛教进入中国的一些外来礼佛器具仍然具有一定的排斥性， 中国工匠参考佛教经典描述的礼佛器具， 借鉴了汉代以后十分流行的带柄金属器具及中原地区早期敞口、深弧腹类高足杯造型，制作出符合中国人使用习惯的柄香炉。

3.柄香炉与北方类型折沿式行炉

北方类型折沿式行炉是由金属类柄香炉演变而来的一种手持香炉。

北魏时期，柄香炉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称为平城时期，柄香炉造型为杯式，炉身敞口，无折沿，有炉座，长柄与炉身口部相连，长柄下方无鹊尾式装饰，如河南巩义石窟第1 窟、 新疆克孜尔石窟第205 窟中的柄香炉造型。 第二阶段称为洛阳时期，柄香炉造型变为敞口折沿式，炉身腹壁较直，腹下部为直角转折，下接短轴、莲花式底座，柄端有鹊尾，有U 形支架连接长柄与炉身。洛阳时期出现的这种折沿式柄香炉渐成定制。 隋唐时期，柄香炉种类增多， 长柄末端装饰物由单一的鹊尾式变为如意形镇、狮形镇和瓶镇式。 炉身变化较小，仍为敞口，深弧腹，柄足变短，下接莲花台座式底盘。 如洛阳神会和尚墓、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柄香炉均为此样式。五代至北宋时期， 柄香炉口沿变化显著，逐渐形成宽平口折沿式，折沿与炉身约呈直角或锐角。 且柄香炉的使用数量明显呈下降趋势。而此时，在北方地区有一种瓷质类似高足杯的香炉， 即杯式炉迅速占领市场。究其原因有二：其一，瓷质炉导热慢,生产成本低，再加之日益成熟的制瓷技术，瓷质炉更能迅速地满足市场需求；其二，北宋时期奉佛仪式由魏晋时期的跪拜式变为 “行”，也导致了新型礼佛用具的出现， 而杯式炉造型更适合在此时的礼佛仪式中使用。

那么， 这两类香具有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一段关于柄香炉和杯式炉的记载：“十二月八日， 国忌之日，从舍五十贯钱于此开元寺设斋，供五百僧……有一僧打磬，唱‘一切恭敬，敬礼常住三宝’毕，即相公，将军起立取香器，州官皆随后，取香盏，分配东西各行。 ……梵休即亦云：‘敬礼常住三宝。 ’相公、将军共坐本座，行香时受香之香炉，双坐。 ”[16]相公、将军手持的香器应指的是柄香炉， 州官手持的香盏可能为杯式炉。 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藏一幅宋代赵光辅的《番王礼佛图》中也有关于这两类香炉的图像。 这幅画主要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周边少数民族酋长、番王朝拜佛像的场景：佛祖高坐莲台，各国番王作礼佛作揖状。 礼佛队伍由一位老者带领，他头戴花冠，身披袈裟，双手持一莲花形柄香炉，炉柄笔直，只在接炉体处折弯，炉体作莲花形杯身，花苞半开，最外层莲瓣平展。 其后，为一位身着圆领袍和蹀躞带的外族男子，双手持握一杯式行炉（北方类型）。 （图19）以上案例为唐、宋时期礼佛行香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在奉佛行香仪式中柄香炉和杯式行炉分别被两类不同身份的人所使用， 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二者的位置关系、使用者的身份也稍有不同，一般柄香炉为首行仪，行炉跟其后供奉。 另外，我们从《番王礼佛图》中也能看出，北宋时期的柄香炉与杯式行炉（北方类型）已经十分相似。 实际上，去除手执长柄，二者之间仅仅有材质上的区别。

图19 《番王礼佛图》中的柄香炉和杯式行炉

随着时间的推移， 柄香炉与北方类型行炉的功能逐渐明晰，使用人群也发生改变。 从考古发掘材料看， 柄香炉主要出自一些大型庙宇或墓葬，如河南洛阳神会塔塔基[17]、内蒙古赤峰宁城埋王沟辽墓[18]、河北廊坊宝严寺塔基[19]等，被作为一种礼佛器具使用。 而北方类型行炉的佛用功能逐步世俗化， 并为普通百姓用于日常的行香或祷告。 2008 年发掘的河南荥阳槐西宋代壁画墓中即为普通人使用杯式行炉焚香祷告的场景[20]。

（二）由唐代金属高足杯衍生而来的南方类型敞口式行炉

南方类型敞口式行炉与唐代金属高足杯有诸多相似性，例如口部为圆唇敞口式,深腹,腹下带环状足托，长柄中部有扁圆珠形装饰、喇叭形底座以及器腹的莲瓣纹刻画花装饰。这些迹象证明,北宋时期的南方类型敞口式杯式炉与唐代金属高足杯关系密切。 而唐代金属高足杯是在中原地区早期高足杯器形与西方传入的“圣杯”共同影响下的产物。

1.“圣杯”传入中原

丝绸之路开通后，中西贸易往来频繁，中国的丝绸制品远销至西域各国，与此同时，西方的高足饮具也随之流入中原腹地， 其中有一类盛行于波斯地区的“圣杯”也随之进入中国。 在山西大同市南郊出土了一件波斯萨珊王朝时期（公元4—6 世纪）的鎏金银高足杯[21]（图20）， 这类高足杯最初发端于拜占庭地区。公元5—6 世纪， 该地区曾盛行装饰有耶稣及信徒图案的鼓腹高足“圣杯”。 如在其管辖下的叙利亚地区出土的两件“圣杯”，均为敞口，微束颈，并饰以麦穗纹一周，圆鼓腹，高足中部有圆珠形节，下接喇叭形圈足。 其中，一件杯腹刻绘有带十字形背光的基督、作祷告状的圣母玛利亚以及手持福音书的圣人（图21）另一件刻绘“连拱廊和拱柱”，每个拱廊下立一位圣人：闪烁十字光的耶稣，边上有手持福音书的执事圣，手持杖与矛的圣人以及祈祷状的圣母玛利亚，她的两侧各有一位小天使。 （图22）

萨珊王朝统治时期的波斯帝国曾与拜占庭帝国之间进行了长达400 年的战争， 于公元505 年双方议和。 这场战争也使得拜占庭帝国的古罗马文化开始传入波斯帝国， 并由波斯人继续东传。 大同南郊出土的萨珊王朝时期的鎏金银高足杯印证了古罗马文化的东传。 这件鎏金银高足杯为波斯萨珊王朝的饮器，杯身浅刻“阿堪突斯”叶纹，是波斯文明中比较常见的纹饰， 而其杯体造型与拜占庭地区的“圣杯”十分接近，皆为敞口,微束颈,高足上饰圆珠形节。 因此,这件器物可能是两种文明相碰撞的产物，后由波斯人传入中国，并对唐代鎏金银高足杯造型产生了深远影响。

2.独具西域特色的唐代鎏金银高足杯与南方类型敞口式杯式行炉

目前， 存世的唐代高足鎏金银杯主要来源于墓葬和窖藏。 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中就有一件狩猎纹高足杯[22]，由杯体、足托和高足三部分组成，敞口，圆唇，腹壁较直，深圆筒形， 腹下有一托盘状的足托托住整个杯体， 高足中间有扁珠形装饰， 下接喇叭形底座。 （图23）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件狩猎纹高足杯。（图24），造型与何家村狩猎纹高足杯相似。 这两件鎏金银高足杯的杯内为素面，外壁口沿饰缠枝花卉、凸棱纹一圈，腹部饰四幅狩猎图。 安徽博物院也收藏了一件类似的素面银质高足杯。 （图25）上述几件唐代高足杯保留了秦汉以来中原地区高足杯直腹以及腹下带足托的特点，与此同时,也吸纳了丝路文明引入的波斯“圣杯”形象。 如圆唇，敞口，微束颈，颈部凸棱纹装饰，高足，足中部饰扁圆珠形节装饰，喇叭形底座等，它们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印证。

晚唐时期， 藩镇割据加剧与灭佛运动盛行， 致使唐代原有的礼佛仪式和礼佛用具遭到破坏。 随后，北方地区也同样处于社会动荡与政权更迭时期，直到北宋建立，佛教供养仪式又得到统治阶级的重新重视。 此时，在南方地区出现了一种不同于北方地区宽折沿的窄沿杯式行炉 （即南方类型）, 基本造型如L3、L4、L7，除 L4 残外，L3 与 L7 的共同特征为敞口窄折沿，束颈式，腹壁深而直，微呈弧形，腹下带足托，高足中部饰扁圆珠形节装饰，炉底座则略有区别,为喇叭形柄足。 腹部装饰纹饰为简单的几何线条， 其形制与唐代鎏金银高足杯相似，二者之间在外形上应有某种渊源。从南方类型杯式行炉出土地点分析，也证实了唐代鎏金银高足杯和南方类型杯式行炉在外形上有着某种借鉴或继承关系。 这种南方类型杯式行炉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的窑址、墓葬或者寺庙塔基中，如江西赣州宋代窑址、江西景德镇湖田窑址、福建碗窑山宋代窑址、广东笔架山窑址等窑址，安徽望江、枞阳、繁昌老坝冲等地宋墓，以及云南大理千寻塔、 浙江宁波天封塔的塔基中均有出土，而这些地区曾经是南汉、南唐、大理、吴越等小国的疆域，文献记载北宋早期并没有完全统一中国，在南方地区存在的这些独立小政权，它们的政治文化可能仍然受盛唐文化影响比较深远。

图20 大同市南郊出土波斯萨珊王朝时期鎏金银高足杯

图21 叙利亚地区出土公元5—6 世纪时期圣杯

图22 叙利亚地区出土公元5—6 世纪时期圣杯

图23 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狩猎纹高足杯

图24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狩猎纹高足杯

图25 安徽博物院馆藏素面银质高足杯

三、结论

行炉作为一种礼佛仪器，一直被学术界所关注。 本文从馆藏资源着手，讨论了杯式行炉的基本类型，将其分为南、北两种类型。 其中，南、北方窑口均生产过折沿式、敞口式和花口式杯式行炉，并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而套烧式杯式行炉则是南方窑口独有的。 关于杯式行炉的造型溯源，曾经有不少学者研究过，他们普遍认为，杯式行炉是由南北朝时期的柄香炉演变而来的[23]。笔者认为，杯式行炉的造型来源应具有多源性，如北方类型折沿式行炉可能是由借鉴早期高足杯与带柄金属器具特征制造的柄香炉演变而来，而南方类型敞口式行炉模仿了唐代金属高足杯的造型，花口式行炉与佛教用具宝子有一定渊源，套烧式杯式行炉则是在总结了上述器具造型利弊以及社会实用性等种种因素之后， 为南方地区生产的新品种。这种差异与南北方地理位置和当地人们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同时也受到所在区域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审美情趣的影响。

受篇幅和笔者学识限制， 关于行炉仍有诸多未解之谜。 第一，关于行炉定义的界定，广义上为礼佛行香用具， 那么本文讨论的手持式炉和坐式行炉理应在其范围内， 而目前学术界似乎狭义地将其归于北方类型杯式行炉，也有的学者认为应囊括柄香炉和北方类型杯式行炉[9]，而对南方类型提及甚少。第二，南方类型行炉多出自墓葬，寺庙遗址中发现较少，在窑址中亦可见一些残次品。 单从随葬品分析，多与日常生活用具同出。 与北方墓葬不同的是，南方墓葬并没有相关壁画可以证明行炉的功用，也暂未见相关文献记载。 目前根据宁波天封塔出土的银质杯式行炉上的铭文[24]、云南大理寺庙出土的三件绿釉杯式行炉[9]以及朝鲜和韩国等地的博物馆收藏的类似造型的佛教用金属杯式行炉来看，笔者认为，南方类型行炉可能和北方类型行炉具有相似性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逐渐世俗化，南北类型杯式行炉逐步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焚香器具。 第三，中国佛教的礼佛仪式经历了魏晋时期的跪、立到宋金时期的行、坐，每一次改变都可能对礼佛用具的造型和纹饰产生影响。 如果笔者上述推测成立，那么北方类型折沿式行炉与南方类型敞口式行炉是否存在早晚关系？ 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