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娱乐至死》为波兹曼带来了世界性的学术声誉，也为媒介环境学打开了一个新纪元——正是它开启了媒介环境学派在传播学领域有占有一席之地的大门。”以媒介环境学派为主体的技术——控制论学派，俨然已成为和经验-功能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成为并驾齐驱的传播学“三大学派”。对《娱乐至死》一书的研习与解读，自然成为理解媒介环境学不可绕行的重要把手。

一、“媒介即隐喻”：《娱乐至死》体现的媒介主体认识论

早在1953年，麦克卢汉便与卡彭特共同创办了《探索》杂志，旨在建立文化和传播的交叉研究平台，成为媒介环境学创建和发展的关键一步。到了1968年，在麦克卢汉的建议下，波兹曼在纽约大学正式创建了媒介与文化的课程，1970年，波茨曼干脆在纽约大学创建了媒介环境学的博士点，并与特伦斯·莫兰、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成为媒介环境学理论建构和制度规范的三架马车，扛起媒介环境学的大旗。

作为《娱乐至死》的基本理论命题，波兹曼在全书的第一章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媒介即隐喻：“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

在波兹曼看来，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传播方式、人类的认知习惯、审美趣味和行为方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影响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模式，这对人类形成个人或群体的认知、态度和价值都起着决定作用。媒介技术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与其相对应的社会文化特征都非常鲜明，可以说，媒介技术可以通过重新定义现实，对那个时代的认知模式、文学样式和审美规范等起到了重构的作用，进而重构整个社会。

众所周知，在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上，在很长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美国的经验-功能学派和欧洲文化的批判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在这两个学派的视线中，媒介往往只被视为盛装信息的容器，学者对媒介的关注更多的是其承载的内容，以及不同的媒介实现的传播效果。在《娱乐至死》当中，我们则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是把媒介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事物来考察，其透视的是媒介与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构建乃至整个生存环境的关系。在波兹曼看来，媒介本身就是一种认识的方法——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实际上是用已知事物构筑未知事物的过程，这是人类无可回避的认识机制，而作为人类感知世界的中介，媒介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人们认识和辨别事物的关键，也正是媒介发挥作用的这种范氏，必然带来了媒介的“隐喻化”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波兹曼“媒介即隐喻”的论断具有马克思唯物史观意义上的本体论性质，媒介，不再只是承载信息的容器，人们长久以来被内容这样一块“滋味鲜美的肉”所涣散的注意力，终于开始集中到媒介这样一位“破门而入的盗贼”本身。传播，开始被置于人类文化和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首要地位。

二、“麦克卢汉不听话的孩子”：尼尔·波兹曼媒介批判思想的理论渊源

早在20世纪50年代，波兹曼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时期，便结识了麦克卢汉，并建立了长久的友谊。波兹曼曾戏称自己是“麦克卢汉的孩子”来描述其与麦克卢汉的学术传承关系，《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评论说：“波兹曼在麦克卢汉结束的地方开始”。

麦克卢汉看到了媒介对信息、知识等内容的反作用，提出著名的“媒介即讯息”这一论断，认为“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而是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从而让媒介突破了“工具”的范畴，促使研究者开始关注传播媒介本身可以开创的可能性，及其带来的社会变革。

波兹曼正是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媒介即隐喻”这样的观点。只不过，与麦克卢汉对媒介本身的关注相比，波兹曼更关注媒介是如同通过不同的具体形式把意义传播给大众，并由此站在了与麦克卢汉不同的道德立场：在他看来，技术造成的后果是人性化的或反人性化的，抛开道德的立场去看待媒介是没有意义的。他不不相信技术是中性的，因为每一种媒介都有自己所偏好的形式内容，每一种媒介都为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进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环境，并最终隐喻出不同的文化内涵。

从波兹曼对于媒介偏好的表达，以及对技术的悲观态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英尼斯对波兹曼的影响。事实上，波兹曼对英尼斯评价极高，作为“麦克卢汉的孩子”，他甚至认为英尼斯的学术地位要高过麦克卢汉，并尊英尼斯为“现代传播之父”。波兹曼认为，我们关于理性、批判、分析和不偏不倚的思考的观点是与书写文字紧密相连的，而瞬间传递信息的电子媒介则会助长匆忙、情绪化的判断与回应。这恰与英尼斯“在每一件工具里都隐藏了一个不被它的制造者和使用者所察觉的意识形态上的偏倚或行为倾向，由此它会控制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和理解”的研究路径一脉相承。

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在波兹曼对技术理想的探讨中，也可以看到芒德福的影子——波兹曼提出的工具使用时代、技术统治时代和技术垄断时代，俨然就是芒德福前技术阶段、旧技术阶段和新技术阶段的变体，而芒德福也早就表达了过分强调技术是导致人的异化、战争以及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这样的技术悲观态度。

因此，作为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波兹曼从麦克卢汉结束的地方开始，但在对于技术理性的认知态度上，则明确地与麦克卢汉的道德中性立场分道扬镳，转而从英尼斯、芒福德那里汲取了更多的理论滋养。

三、一位悲伤的教育专家：从《娱乐至死》来评析尼尔·波兹曼的媒介批判思想

作为将媒介生态引入媒介学术领域的学者，尼尔·波兹曼被北美传播学者奉為媒介生态学真正的开山之父，其学术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用技术悲观主义来警惕我们对人类、媒介、社会之间的关系保持足够的反思，并及时调整我们崇尚技术的危险心理及行为——在波兹曼这里，技术悲观论者并不是不尊重技术的存在，相反，“技术悲观主义者浑身流露着对技术的谦恭态度，他们就像古埃及的法老塔姆斯。”他对文化符号流失的以及由此而来的叙事损失的焦虑，也给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建构带来了极具显示意义的启迪。但是，《娱乐至死》中，也反映出波兹曼的媒介批判思想中形而上学的一面。

首先，《娱乐至死》中呈现给我们的理论视野，不是整个媒介技术的变迁史，而只是选取了印刷术和电视作为两个关注点。结合其教育专家的学术背景以及学术转向的经历，我们也许可以感知，波兹曼在批判电视时，带着一种先验的价值观——他不是像英尼斯、麦克卢汉、芒福德他们那样，在梳理整个媒介技术的发展脉络中来透视媒介技术，而是在选取具有说服力的实例来论证他对自己发现的但是所存在的社会问题的观点。他对媒介技术的研究，是他本身便具有的人文精神与道德意识的投射，这样的研究确实具有伟大的意义，但不能完全表征媒介演变的规律。也正因如此，波兹曼会对印刷品及电视之间做出好与坏这样绝对的价值判断。

但正如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所言：技术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是人类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智能活动和奋斗的结果。在人类历史演进中，作为“人的延伸”，媒介技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推动器前进的，正是每一种媒介本身存在的功能缺陷，激发着人们不断创造新的媒介技术以更好地满足人类相互交流与探索世界的需求。因此，对于任何一种媒介，采用绝对的价值判断都是不科学的。每一种媒介都由其优势，同样也有劣势，对于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人类的初衷，应该都是对前一种媒介功能的完善或者弥补。比如波兹曼推崇的文字印刷，在麦克卢汉看来，是“听觉向视觉的转换，构建了人的心灵生活。这种心灵生活将人与外部世界分隔开来，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将人与其自身的感官分隔开来。”与其裁决一某种媒介形式的好坏，也许具有意义的是将其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长河中予以观察、分析。

第二，《娱乐至死》中，波兹曼展示出近乎绝望的悲观，他在序言中明确表示，“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而赫胥黎的预言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结合波兹曼《童年的消失》、《技术垄断》来看，我们不难明白，在波兹曼看来，技术便是那将毁灭我们的、深受我们热爱的东西。他还进一步强调，“正如赫胥黎所说，我们没有人拥有认识全部真理的才智，即使是我们相信自己有这样的才智，也没有时间去传播真理，或者无法找到轻信的听众来接受。”这些都展示出波兹曼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忽视，他将的问题归罪于技术，并且认为人的努力都将是徒劳。

然而，在马克思的技术认识论中，技术是人类思想的物质表现，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中，人具有至上性。正如劳动创造了人一样，技术之于人类，也绝不只是简单的毁灭与被毁灭的关系，而是像麦克卢汉所言，是人的身体感官的延伸。技术的世界不是孤立于人类世界之外的对手一样的存在，而是人类“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智能活动和奋斗的结果”，这一创造、革新技术的过程中，人类的各种感知能力被不断拓展，认识与对世界的改造能力也在不断地增加，比起绝对的悲观主义论调，我们也许更应该把人类与技术视为相互塑造，而不是相互毁灭。我们在承认技术带来的负面性的同时，也应该相信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波兹曼带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不应当是对媒介技术（尤其是电子媒介）的工具批判，而应当是在“上帝已死”、人类的主体性得以彻底的宣扬、实证主义站在聚光灯下并极度发展，从而使得“异化”成为可能乃至于现实的时代里，重拾人文主义关怀，重焕道德救赎之光，再次走出洞穴，走向另一个从黑暗到光明、从无知走向有知、从被遗弃走向被拯救的进步神话。

参考文献：

[1].【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5月第1版

[2].【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3].【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帝国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

[4].【美】尼尔·波兹曼著，何道宽译：《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5].【美】E·M·罗杰斯著，尹晓蓉译：《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6].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

[7].李晓云：《媒介技术的变迁及其隐喻功能的实现》（J），《新闻界》，2010年第3期

[8].李曉云：《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垄断批判》（J），《新闻界》，2009年第10期

[9].陈力丹：《传播学的三大学派》（J），《东南传播》，2015年第6期

作者简介：

谭盛，出生年月：1997.11.28，性别：男，民族：汉，籍贯（精确到市）：上海，学历：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