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晨

【摘要】自从《娱乐至死》一书被引进中国，业界学界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其价值和合理性。娱乐化现象的确是当下中国媒介环境的主要问题之一，但并非就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中对意义三种不同的解读方式强调受众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而“娱乐至死”理论似乎又存在“魔弹论”的影子，忽略了受众的能动性。现实情况一再表明，受众在整个“解码”过程中充斥着细腻而复杂的能动性，得出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的呐喊其实是警告而不是预言。

【关键词】娱乐至死；编码；解码；能动性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一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消费主义盛行的美国，该书提出一种警示——人们在娱乐化信息的包围下会丧失理性的思考能力。放眼当下，闹剧百出的网络直播通过一次次挑战道德底线成功吸引大量受众；沸沸扬扬无下限的网络自制剧成为受众的收视新宠；此起彼伏的网红通过吐槽、谩骂成为网民追捧的对象。乍看这类现象，好像是受众在娱乐化信息的包围下已丧失理性的判断能力。但是，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深陷过度娱乐化泥淖的网络直播，从受众对其理性批判可以看出受众并非对其全部接受；热极一时的网络自制剧，如《太子妃升职记》，受众对其也是毁誉参半；突然蹿红的“papi酱”，由于言语中夹带脏话而受到诟病。五花八门的视频弹幕，对视频内容的关注点和解读方式也并非一致。这些看似关联度不大，然而这正是受众对意义解读的主体性和多元化的体现，说明即使是娱乐化信息，受众在“解码”时，也并非完全丧失理性和主观能动性。

一、编码解码——受众主观能动性凸显

受众对意义解读的多元性和主观能动性应当给予重点分析。“编码解码”理论是由英国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提出的，着重突出的就是受众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从受众对意义的三种解读方式来看，对任何意义进行解读时，受众都会根据个人已有的框架结构对意义进行再理解。

（一）霸权型——媒介左右受众内容与趣味

在这一类型中，编码者和解码者之间形成一种线性的特征，编码者编码的意义能完全被解码者解读出来并产生认同感。具体到大众传播媒介，受众完全直接地接受大众传播信息的内涵意义，并毫无偏差地解读出来。这是编码者理想中的完全不失真的传播类型。但是，这种完全不失真、无误解、无偏差，并且解码者完全认可的意义解读方式很难实现。只有当编码者传达的信息和解码者的认识框架契合时，受众才会接受这个信息所传递的意义。此类编码解码的传播方式很少存在，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观点的多元化和信息的碎片化成为信息的主要特点，这种无偏差、无畸变的意义传播更难寻觅。

（二）谈判型——媒介与受众互动协商

编码者和解码者之间既有相同的又有不同的知识构架、生产关系和技术基础结构，解码者在解码意义时，更多的时候是既不完全接受，又不完全否定。解码者可能会承认编码者编码的意义占主导和霸权的地位，但是在具体操作方面，解码者又会按照自己的意志理解意义和行事。这样有意或无意的“误解”“失真”就会产生。解码者的能动性、自主性、主体性在此得到表现。

“好……现在……”这句话成为众多学者打响批判电视新闻娱乐化的第一枪。这是尼尔·波兹曼提出的新闻娱乐化的具体表现之一，笔者也深以为然。因为在追求速度和信息量的当下社会，编码者希望在单位时间内呈现出更多的信息。部分学者认为，编码者把大量信息融合在单位时间内的做法会造成受众的注意力必须高度紧张才能跟上信息的节奏。受众看到的全是没有前因后果的新闻，片段的、零散的信息不停地向受众传播，让受众产生一种知道了很多，但又什么都不知道的窘况。结果就是解码者淹没在这些无意义的、琐碎的、不连贯的信息里，不分真假、不辨真伪，被动地接受这些被娱乐化了的信息。

笔者承认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是每年10大假新闻的公布、对过于离奇的新闻进行质疑、对于涉及自身利益的相关信息的后续关注，正是解码者的主体性和自主性的体现。解码者在茶余饭后还是会谈起、会思考曾经接收的新闻，这说明新闻并不是不留痕迹地来去，受众并非淹没在信息中没有反抗，只不过解码者会更加关注和自身相关的新闻而已。举例说明，对于2016年晚婚假取消这一消息，2016年将要结婚的大龄青年可能会十分关注并在接收这一信息后结合自己的经历加以讨论，同时可能还会在网络上进行信息搜索，查看其他地区关于晚婚晚育的政策调整，更有甚者，找出国外经验进行对比，进而发表关于这一事件的言论。如“晚婚晚育倡导下出生的80后，终于到了晚婚晚育的年龄，结果政策改变”等。这些言论不仅体现出解码者对于编码者倡导适龄生育缓解老龄化压力的意义的对抗，还体现出解码者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从历史纵深和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解读。再比如，以2016年高考作文题目为例，题目本身为看图作文，作文立意一般为“唯分数论”或“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问题”。然而，网民对题目的解读五花八门，立意万千：有从“我和同桌的恩怨情仇”说起；有从漫画中妈妈的吻痕和巴掌印谈“两孩政策”；由于漫画中成绩好的人物肖像头发稀疏，就有网友从“论洗发水的重要性”“压力与秃顶的关系”解读。试问，这些网友在评论时真的没有成功理解漫画的意义吗？非也，他们只是借助此漫画表达了自己迫于表达的新的意思。细看这些评论，吐槽的背后，网友无非是对“人际关系”“身体健康”“工作压力”“二孩政策”等当下社会热点现象和问题的表达。这说明受众会根据自身的认识框架，选择、理解、记忆某些新闻和信息。

尤其在网络教育时代，各类信息的跟帖、视频上的弹幕、QQ群、讨论组、MOOC（慕课）的作业反馈等都体现出解码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例如大红大紫的papi酱，部分网友会吐槽其视频背景的杂乱；点击率极高的《太子妃升职记》，一些网友会抱怨其服装奇葩；获收视野马称号的《欢乐颂》，被网友吐槽剧情太假。受众一方面接受着、享受着这些娱乐化的信息，一方面又吐槽并彰显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批判精神。

（三）对抗性——受众对媒介完全抗拒

解码者对编码者编码的意义完全是颠覆式解读。一般来说，解码者能够完全理解编码者所编码的意义。但是，由于不同的文化结构、所处不同的生产关系，很可能会对抗解读编码者的意义。以“疫苗之殇”为例，拿未解决的社会问题做噱头，以社会弱势群体为表达主题，运用煽情化表达方式，采用微博、微信的组合使得《疫苗之殇》广泛传播并获得广泛关注，引起社会强烈的负面情绪。网友“和菜头”发布了《每一个文盲都喜欢用殇字》，借用当下热点，运用批判对抗，也采用微博、微信的组合，采取完全对抗的解读方式，对前日的《疫苗之殇》进行解读再次引爆受众注意力。姑且不论谁对谁错，单是一篇《每个文盲都喜欢用殇字》就是对前者完全对抗性的解读，因为事件本身应该关注的是问题疫苗，但是后续关注焦点却变成“殇”所引发的文化层次高下的讨论。再如“王宝强离婚”事件，社交媒体的言论几乎一边倒地同情王宝强、支持王宝强。反过来看此事件，与王宝强对立一方无论发表什么言论，当下关注此事件的受众几乎全部表达质疑、谴责之声。但是当部分过激网友开始机场围堵当事人、炒作直播东北抓人、地下车库强行拍摄时，部分受众开始反思自己的言论，并没有完全受制于偏激导向，受众的理性和能动性得到体现。当然，各类网友对当下泛娱乐化信息的批判解读，都从侧面体现了解码者的对抗式解读。

从“编码解码”理论中解码者的三种解读，我们可以看出解码者总是会根据个人的框架结构——自己的生活经验、文化水平、认知程度、所处阶级来解读编码。编码的意义，并非全盘接受编码者编码的意义，这就强调了受传者的能动性。所以从受传者的能动性角度来讲，其实“娱乐不至于死”。

二、“娱乐至死”理论提出的社会背景及理论基础反思

任何命题的提出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娱乐至死”命题的提出也脱离不了美国商业化的社会大环境。尼尔·波兹曼说“在美国和欧洲，电视本质上是同样的技术。但是，40年来它却是两种不同的媒介，以不同的方式被使用，为了不同的目的，并基于不同的假定”。[1]这段话表明，即使一样的技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被使用，用途也不一样。由此可见，尼尔·波兹曼所担心的电视上呈现的泛娱乐化倾向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娱乐至死”理论提出的年代，美国正处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时期，日渐解构和重新构建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的眼里充满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2]为何对无聊、无意义、语无伦次的东西，受众还觉得津津有味？来看一下美国20世纪80年代广电业市场的改革，政府减少了对传播的控制，转由市场调控，这就意味着美国广电业市场化的改革，使原本的电视受众从公众变成了消费者。[3]而一旦市场主导电视，企业家和商人就会很快意识到“美国电视是永不入眠的赚钱机器”[4]，也就是说，电视机所呈现的光怪陆离的画面是以商业利益为出发点的，电视节目成了大众媒介制作出来的商品，而制作过程中就是以最大多数的受众品位作为依据。换句话说，电视节目消费者的喜好成为电视节目“选择、加工”的逻辑起点。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电视业与其他地区，如欧洲电视业的差别，更多的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美国电视的商业属性有很大关系。

根据尼尔·波兹曼的说法，人们在使用电视的同时会沉迷于享乐，从而迷失自我，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这一观点在《娱乐至死》一书的封面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一家4口围着电视机观看节目，但是他们都只有身躯没有头颅，暗示观看电视的受众是一群不会思考、缺乏主体性的解码者。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尼尔·波兹曼为什么会认为使用电视的受众会成为没有任何反抗的解码者。由《娱乐至死》一书可以看出，尼尔·波兹曼非常崇拜印刷术时代，不仅仅是因为印刷时代所刊载的文字具有严谨、理性、严肃等特点，还因为印刷时代的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受精英文化影响的尼尔·波兹曼在有意无意中会认为普通民众是缺乏理性的，他们更像“靶子”一样接受外来信息的干扰，而不会主观能动地思考和辨别。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娱乐至死”中看到“皮下注射论”或“魔弹论”的影子。

三、“娱乐至死”的呐喊是警告不是预言

通过以上论述，笔者认为在我国当下传媒环境中，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信息虽然呈现泛娱乐化的趋势，但是并没有达到“娱乐至死”的状态。第一，笔者认为，“娱乐至死”命题携带“魔弹论”的影子，未考虑解码者的自主性和主体性。笔者通过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理论及三种解码模式对其进行探究，得出受众的能动性解码过程其实是一个相当细腻复杂的过程，并不是像“皮下注射论”一样的机械反应，所以“娱乐至死”在解码者解码环节效度有限。第二，凡是大众传播媒介，都会为了吸引最大多数受众而传播主流声音，而主流声音又是社会上被广泛认可的价值观。反过来说，如果传播不是被广泛认可的价值观，注定成不了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解码者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体现有二，直接式的反馈和比较隐蔽的方式——通过自己的喜好和选择方式间接影响着编码者编码时所选择的内容。所以即使大众传播媒介偏向过度娱乐化，受众在解码时也会对其产生影响。这就像中外新闻传播史上的黄色新闻会在某个特定时期泛滥，但也会慢慢消失，就如媒介自身终究会进行自我反省，回归主流声音一样。社会主流价值观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操控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方向，不管娱乐化与否，都不至于偏向太远，所以娱乐不至于死。第三，互联网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培养和完善了受众的媒介素养，而媒介素养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信息内容的质疑批判能力。尤其是近几年，网络问政、对虚假信息的揭露和批判、对非理性言论的冷静看待，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某些事件形成共振报道并取得显著效果，这些都说明受众的主体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受众的认识并非完全受到媒介的影响。这种大趋势也是受众主体性的一种表现，并不会出现“娱乐至死”的简单刺激反应模式。另外，“娱乐至死”命题是在当时美国的社会环境大背景下提出的，而我国媒介的双重属性以及我国媒介环境的复杂性使得“娱乐至死”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有限。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真正批评的不是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的娱乐化，而是这个现象背后美国媒介过度商业化的环境以及消费主义的盛行。“娱乐至死”是警告不是预言，尼尔·波兹曼的两大理论基础没有错。娱乐是人的必需，但泛娱乐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消解人们的理性判断，使人们的感觉只停留在感觉层面而无法抵达理性的高度和深度。同时，泛娱乐化也使人们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关怀和现实关怀，沉湎于个人的封闭世界。但是，也应该看到娱乐化本身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比如可以对政治的解构、对主流的反叛、对腐败的嘲讽、对权贵的监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电子媒介泛娱乐化现象对世界观、价值观还未形成的儿童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已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判断的成年人。

（本文为信阳师范学院2015年青年基金项目子课题结项成果，项目编号：2015-QN-005）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商业电视的社会效应[M].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47.

[2]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2.

[3]马锋.“受者本位”幌子下的“传者本位”——社会转型期“受众即消费者”观念本质论[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1）：51.

[4]尼尔·波兹曼，史蒂夫·鲍尔斯.如何解读电视新闻[M].纽约：企鹅出版社，1992：9.

（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