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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态视角下的审计质量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会计师事务所层面的分析

2019-10-25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9年10期
关键词:专长组态位点

李 澍

一、引言

如何提升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一直是审计理论及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针对这一问题,学界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并且多是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分析某一或几个因素对审计质量的边际“净效应”。然而,审计质量受到环境、团队、成员、规模、组织结构、任期长短、与客户关系等不同维度因素的影响,各因素与最终审计质量之间可能存在复杂因果关系,单一变量或权变因素的交互作用已难以解释结果(张驰等,2017)。“净效应”的方法虽可获得特定因素对审计质量的增量效应,但却忽视了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互补、替代和抑制等)可能对审计质量产生的影响。而基于组织组态的观点认为,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一个组织,高审计质量是组织的一种绩效产出,不是仅由单个因素决定,而是取决于多种因素的不同组合,也即是不同的组织组态。不同组织组态可导致相同的结果也可导致不同结果,因果之间并非对称关系。得益于组态相关分析技术的发展及在我国的引入(Ragin,1987;Fiss,2011;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使得研究多因素组合对结果的影响成为现实。据此,本文将会计师事务所的一系列不同特征组合视为不同的组态,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得出产出高审计质量的特征组合,旨在提出能够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思路为,首先根据对相关文献的回顾,确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若干影响因素,其次根据各影响因素确定相应的前因变量,然后再对研究案例进行选择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各前因变量及结果变量进行测量和校准,在此基础上进行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对典型案例及解进行进一步的解释,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结论及启示。

二、文献回顾

独立审计质量取决于特定会计师事务所发现被审计客户会计系统错误或舞弊及报告相应错误或舞弊的联合概率(Deangelo,1981)。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决定了其能否发现错误或舞弊,审计师的道德操守(独立性)决定了其报告错误或舞弊的可能性。专业胜任能力和审计职业操守(独立性)是审计之所以有价值的基础(watts和 Zimmerman,1981),是影响审计质量的直接因素,其他因素通过上述两项因素间接影响审计质量。

事务所规模同时影响专业胜任能力和道德操守(独立性),一方面,规模大的事务所会有更多资源用来对其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更加可靠的认证和更加严格的执业质量检查,可以实施更多的审计程序,故其专业胜任能力应该更强(Dopuch和Simunic,1980)。另一方面,从审计独立性上看,Deangelo(1981)认为由于“准租金”的存在,规模大的事务所要比小规模的事务所表现出更强烈的独立性动机,具有更高的审计质量,后续大量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 结 论(Healy and Lys,1986;Sullivan,2002)。王鹏等(2016)发现事务所合并后规模变大使我国事务所审计质量得到显著的提升。然而,也有证据表明,由于在我国声誉受损和准租金降低之间缺乏直接联系,Deangelo的“准租金”理论在传导上缺少关键环节(叶凡等,2017)。除“准租金”理论外,声誉和品牌视角(watts 和 Zimmerman,1981;watts 和 Zimmerman,1986)以及诉讼视角(Moore和 Scott,1989)都认为事务所规模与独立性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事务所为客户提供的非审计服务可能会通过影响独立性而影响审计质量。然而,针对这一问题的实证检验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部分学者认为非审计服务会导致事务所产生经济依赖,这将降低审计质量(Ferguson et al. 2004;Quick 和 Warming,2009; Chu 和 Hsu,2018)。但是相反的观点认为,非审计服务可便于审计双方间的沟通及加深了解,可提高审计质量( 刘星等,2006;董 普 等,2007;Robinson et al ,2008; Kowaleski et al,2018)。 除此,也有研究认为,非审计服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其依附于行业专长、任期、公司治理、法律环境等因素的影响(Larcker和Richardson,2005;Chen 等,2005;卿小权等,2018)。

会计师事务所作为智力密集型组织,人力资源的素质高低对审计质量的高低有重要的作用。来自台湾地区的经验证据表明事务所人员的学历结构与审计质量正相关(Cheng et al,2009);曾建光(2014)发现CPA中本科以上学位比例越高,其所在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但许汉友等(2007)发现CPA总人数及CPA大学以上学历的比例并不是国内所和国外所运营效率差异的主要投入因素。

表1 变量设定表

表2 校准表

表3 单一条件必要性分析

表4 导致高审计质量的组态

具有行业专长的事务所通常被认为判断更准确、更具效率(Lys 和Watts,1994),其具有更强的专业胜任能力,因而具有更高的审计质量。国外的实证研究大都支持了上述观点,发现相比非行业专长事务所,行业专长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受到了更少的处罚、具有更高的信息披露质量、更低的盈余管理水平及盈余反应系数,具有更高的审计质量(Carcello 和Nagy,2002; Balsam,2003;Chi 和Chen,2011)。国内研究未就此问题达成一致结论,蔡春(2007)认为,由于我国事务所独立性不高、经济依赖程度高、行业专长发展程度低,导致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负相关。而刘文军(2012)的研究发现我国事务所的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正相关,但这种正相关关系却仅体现在大客户中。

综合上述文献,事务所层面影响审计质量的直接和间接因素可用图1表示。

如图1,由于直接影响因素(专业胜任能力及独立性)难以直接测量,现有的研究多考虑行业专长、事务所规模、事务所的人力资源特征等间接因素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同时,值得关注的是,除规模这一间接影响因素外,其他3个间接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结果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而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单一的影响因素对审计质量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因素需要与其他因素组合方能发挥作用,当其与不同要素组合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即不同的审计质量。此情境下,从组态视角考虑各影响因素组合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可能会得到与传统回归分析不同的结论。

三、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f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规模、行业专长、人力资源及非审计业务四个前因变量的组合效应对审计质量的影响。选择fsQCA方法的原因在于:(1)传统的回归分析强调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净效应”,而忽略了各前因条件之间的组态关系对结果的影响。具体到本文的研究问题,通过上述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在事务所层面,多个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在“净效应”的方法下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一些影响因素与不同的其他因素组合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导致高审计质量结果有多种不同的路径。fsQCA为检验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技术方法。(2)本文选取的数据都为连续性数据,更加适合模糊集的使用,且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相比较于清晰集和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有明显的优势(Schneider and Wagemann, 2012)。

2.案例的选取

本文从会计师事务所层面分析独立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因此选择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相关数据的客观性及可获取性,本文选取2017年度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2017年度业务收入前100家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研究案例,同时由于计算审计质量时需要使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客户财务报告,而只有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能够公开可获取,故更进一步,本文从上述100家会计师事务所中进一步筛选出40家参与上市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研究案例。考虑到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的特殊性,在后续计算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时,对金融保险类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剔除。所用的数据均来自CSMAR国泰数据库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

3.测量及校准

定性比较分析法需要设定结果变量及相应的前因条件,结合前述文献回顾,本文设定结果变量为审计质量;前因条件为:事务所的行业专长、事务所规模、事务所的人力资源、事务所的非审计业务收入,具体的变量设定如下:

审计质量: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首先需要对审计质量进行定量衡量。较为常用的定量方法一是使用事务所当年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比率。该比率越高,说明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越高,但此方法需满足一定的前提假定,即各事务所承接业务的审计风险是一致的,但有的事务所可能会因为声誉及市场地位在选取客户时优先选择审计风险较低的客户。另一种方法是利用经审计后财务报表的可操控性应计水平衡量审计质量。黄梅和夏新平(2009)通过比较已有的多种计算可操控性应计截面模型在我国市场上的实际效果,结果发现,分年度、分行业的截面修正琼斯模型具有最佳的表现。因此,本文利用Dechow(1995)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可操控性应计水平。其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DAi,t:操控性应计;

TAi,t:i 公司 t年度总应计,等于净利润-经营现金流量;

Asseti,t-1:i 公司 t-1 年度末资产总额;

△ REVi,t:i 公司 t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变化;

PPEi,t:i 公 司 t年 度 固 定 资 产原值;

△ RECi,t:i 公司 t年度应收账项变化。

将样本数据分行业,分别代入(1)中回归,将所得的估计系数代入模型(2) ,得到 DAi,t,用来表示应计项目中的可操纵性应计。|DAi,t|表示操控性应计绝对水平。

某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等于其2017年度所审计的上市公司可操控性应计绝对值的算术平均数。

各前因变量的设定如表1所示。

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需要对相应的变量进行校准,通过校准给予各个案例的集合隶属度。本文依据已有的研究理论和基础,并结合数据特点,选用直接校准法(Rajin,2008)对各个集合的隶属度进行了校准。同时,直接校准法需要三个定性锚点进行结构化校准:完全隶属阈值、完全不隶属阈值及交叉点,各变量校准信息如下:

(1)审计质量:按照通用的校准方法(Fiss,2011;张明等,2019),同时本文利用可操控性应计绝对值的平均水平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平均可操控性应计水平越低,审计质量越高,据此,将样本中的95%分位点作为完全不隶属阈值,50%分位点作为交叉点,5%分位点作为完全隶属阈值。

(2)规模: 在关于事务所问题的研究中,通常将国际四大和国内八大作为事务所规模大的替代指标,据此,本文选取了2017年度业务收入排名第12位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近似收入水平10亿元作为完全隶属阈值,同时以全部样本的50%分位点作为交叉点,5%分位点作为完全不隶属阈值。

(3)行业专长:按照通用的方法,将全部样本中的95%分位点作为完全隶属阈值,50%分位点作为交叉点,5%分位点作为完全不隶属阈值。

(4)人力资源:按照通用的方法,将全部样本中的95%分位点作为完全隶属阈值,50%分位点作为交叉点,5%分位点作为完全不隶属阈值。

(5)非审计业务:按照通用的方法,将全部样本中的95%分位点作为完全隶属阈值,50%分位点作为交叉点,5%分位点作为完全不隶属阈值。

具体的锚点信息如表2所示。

四、研究结果

1.单一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QCA方法要求首先检验单一条件是否构成影响审计质量的必要条件。若某一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大于0.9时,可认为该条件为高审计质量的必要条件。表3列示了利用fsQCA进行必要性分析的结果。

从表3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影响审计质量的各前因条件中,一致性都小于0.9。上述条件中并不具有导致高审计质量的必要条件。

2.条件组合的充分性分析

根据定性比较分析法的要求,充分性分析的首要问题是确定充分性的一致性水平及选择案例的频数阈值。一致性水平的选择通常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判断,但一般不得低于0.75。参照程聪等(2016)的做法,本文选择0.8作为一致性水平的标准;参照张明等(2019)做法,鉴于本文的样本规模属于中小样本,将频数的选择确定为1。

条件组合的充分性分析如表4所示。

fsQCA的解有三种,分别为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表4报送的是中间解,如果某条件既出现在中间解又出现在简约解,则该条件为核心条件,按此标准,本文涉及的4个前因条件皆为核心条件。

表4中的充分性分析提供了3组解,解1中大的事务所规模对高审计质量起到了唯一核心的作用,解1的一致性水平为0.67,原始覆盖度为0.66,唯一覆盖度为0.15;解2显示更具行业专长且具有非高审计收入的事务所可导致高审计质量的结果,解2的一致性为0.80,原始覆盖度为0.51,唯一覆盖度为0.1;解3显示事务所高水平的人力资源且高的非审计收入是导致高审计质量的一种路径,解3的一致性水平为0.85,原始覆盖度为0.47,唯一覆盖度为0.05。

3.解的进一步解释

解1的结果提供了一种规模导向的审计质量的提升途径。这一结果与准租金理论、深口袋理论相一致,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向投资者隐瞒客户不实报表的诉讼及声誉成本较高,同时为了获取更多准租金,大规模事务所对被审计单位有较为强烈的“独立”动机;而规模大,通常意味着客户来源广,事务所更不易受到“失去客户”的威胁。这客观上为大规模事务所保持独立性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较大规模的事务所能够承担新技术手段的投资成本,进而在审计过程中采用更多的新技术手段;也可以为注册会计师提供更加专业的培训和技术支持,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使得大规模事务所容易获得前述投入的规模效应,进而进一步提高审计质量。规模导向的高审计质量的提升途径的典型案例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和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两所2017年度的总收入分别达到了51亿元和31亿元,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收入排名中,分别排第一和第五位,两者皆属于大规模事务所,而与此同时,两者审计的2017年度上市公司的平均可操控应计水平却是最低的,反之,审计质量是最高的。

解2的结果提供了一种专业能力导向的审计质量的提升途径。结果显示,当会计师事务所更加具有行业专长且更加专注于审计业务时,会导致高审计质量。行业专长和对审计业务的聚焦一方面意味着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业务及特定行业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具有较高的专业胜任能力;另一方面,非高的非审计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因此综合来看,强调行业专长及审计业务能力的专业能力导向是提升审计质量的一种可行路径。专业能力导向下的典型案例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及天衡会计师事务所,两所的行业专长比例分别为43%和43.1%,非审计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3%和2%,而两所与此相对应的平均可操控应计水平分别为0.059和0.057,均低于全样本平均水平,审计质量较高。

解3的结果提供了一种高质量人力资本导向的审计质量的提升途径。结果显示,当会计师事务所有高的非审计收入且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时,会导致高质量审计。尽管非审计收入增加可能会影响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但非审计业务的增多,增加了注册会计师学习多种业务的机会,学习的积累可能产生审计业务上的溢出效应,进而提高审计质量,但这种学习溢出效应仅在会计师事务所具有高质量人力资本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为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具有更强的吸收和利用知识的能力。因此,高质量人力资本与高非审计收入的组合组成了高审计质量的一种途径。高质量人力资本导向下典型案例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及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两所中,本科以上(不含本科)注册会计师的比例分别为:25%和51%,非审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17%和32%,而两事务所的平均可操控应计水平分别为0.055和0.039,均明显处于低位,具有较高的审计质量。

五、结论

本文以2017年度承接了A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的40家审计机构为案例,从会计师事务所层面,以组态视角考查了事务所规模、人力资源、行业专长及非审计收入的组合关系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高质量审计的实现途径可以有三种:一是以规模为导向的审计质量的提升途径。规模大的事务所有更高的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二是专业能力导向的审计质量的提升途径,当会计师事务所更专注于鉴证业务且更加专注于特定行业时,会导致高审计质量的结果。三是高质量人力资本导向的审计质量提升途径。当会计师事务所有高的非审计收入且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时,会导致高质量审计。非审计业务的增多有利于审计师的知识积累,能够产生学习的溢出效应,但此种溢出效应只有在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时才能实现。

本文的结论提供了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层面的审计质量的多种途径,其现实启示在于:除了通过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合并,扩大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做大做强事务所来提高审计质量的途径之外,提高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能力,打造“专而精”的会计师事务所也是提高审计质量的可行途径。除此之外,扩大非审计业务范围,同时提高人力资源水平也是提高审计质量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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