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超

2015年，贾樟柯电影《山河故人》出世，评论家毛尖与贾樟柯开撕，起初说的是赵涛的脸，要么过老，要么显嫩，总之作为镜头语言，已不再自然。赵涛的美曾与中国和汾阳互文，她的美是生活中的凡人，就像贾樟柯的电影里，行走的都是中国人，始终跳动着的中国脉搏。为什么一旦表现去国怀乡，赵涛的脸就抽象了、符号了？毛尖认为，“贾樟柯被自己的野心拖垮了叙事。山，河，故，人，想想就应该叫人热泪盈眶的题目，最后走出影院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迎面被飞了一脸的暗器，嗖嗖嗖，嗖嗖嗖，如果你硬接下来，打开看看，里面也是空心的。”我理解毛尖的意思，今时今日，离散中的中国人的叙事太过宏大，找不到合适的人物、故事和叙事方式，很容易便失了坚挺的故事，失去硬核故事，乡愁、生死、离别、变迁，种种可感的符号便空心化了。故人何如？山河今昔又如何？山河何处寻故人？问题种种，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并不容易给出答案。

也叙重回故地遇故人之事，张惠雯的《天使》仅为一则短篇小说，万言之内，并没有显示出小说家的叙事野心。小说游子归乡的起笔，让我想起鲁迅的《故乡》与《祝福》。我的读法似乎颇为扫兴，难道说一百年以来的汉语小说家，非得在新文学巨匠的影响焦虑之下写作吗？定要沿着文学史脉络携磅礴气势而下，抹杀当代作家的独创性吗？排除研读文学史的“傲慢”与“偏见”，不得不说，中国现代性征程伊始，鲁迅开创“归来-失落-离去”的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