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军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载：“公孙仪相鲁而嗜鱼，一国尽争买鱼而献之，公孙仪不受。其弟子谏日：‘夫子嗜鱼而不受者，何也？对日：‘夫唯嗜鱼，故不受也。夫即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虽嗜鱼，彼必不能长给我鱼，我又不能自给鱼。既无受鱼而不免相，虽嗜鱼，我能长自给鱼。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于人之为己者，不如己之自为也。”

公孙仪“不受鱼”的故事，常被令人与宋相子罕“不受玉”相比较。认为公孙仪的“不受”，固然值得称赞，但出发点值得斟酌，基于怕“受鱼而免于相”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格调不高、境界有点低。就“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三层次分析，属于“不敢腐”，而子罕不受玉因“我以不贪为宝”，则处于“不想腐”的思想高地。

自然，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标准去框定古人拒贿的境界。无论古今，只要不是嗜贪之人，在寻常物什面前，“不受”并不难做到。但面对送上门的尤物，尤其自己嗜爱的东西，要做到“不受”就需要定力。像子罕那样以“我以不贪为宝”，从根本上就“不想腐”当然最好。但“洗心无俗情”，这里需一個前提条件，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即“见理明而不妄为者，尚名节而不苟取者”。身处尘世，就大多数人而言，正如公孙仪这般考量：“如果接受他人送的鱼，必定有不敢责求别人的表现，有不敢责求别人的表现，必将违法曲断;违了法，就要被免去宰相的职务，这样的话，即使喜欢吃鱼，这些人也不会再送了。”从“如果不接受别人送的鱼便能保住相位，继而能靠自己吃上鱼”的角度考虑，成为“畏法律、保禄位而不取者”，似乎更符合常人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