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真

摘要：《尚书·皋陶谟》是一篇记言政体散文，是舜帝时期的一次议政会议纪录，主要是主管刑罚的大臣皋陶的发言记录。在皋陶对禹的“九德”问答中，对官员品德的要求提出了具体考量标准，对中国古代官吏任选制度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键词：《皋陶谟》;“九德”;官吏任选制度

皋陶是与尧、舜、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被尊为中国司法的鼻祖。他辅佐夏禹理政、治水和发展生产;并为融合夷夏和后来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巨大贡献。皋陶思想蕴含了中国最初的治国安邦之道，其思想精华被后世诸子百家吸收并发扬光大，尤其是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尚书·皋陶谟》记述舜与大臣讨论部落联盟大事，当是后世史官追述当时讨论的对话写成的，是我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议事纪录。

一、《尚书·皋陶谟》之“九德”原文及释意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粟，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袛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

“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释意为：

皋陶说：“啊！大凡人德行为有九德。换言之，说某人有德行，就要举出许多治事的事实来考察验证。”禹说：“什么叫九德？”皋陶说：“既宽宏大量又坚粟威严;既虚心纳谏又刚毅果断;既行为耿直又态度温和;既着眼大局又注重小节;既刚正不阿又充实全面;既勇敢顽强又善良道义。显扬这尽善尽美的九德吧！”

“天子每天都能在自己的行为中表现出九德中的三德，卿大夫可以早晚恭敬努力地领有自己的采地。天子每天庄重恭敬地表现九德中的六德，就可以使诸侯佐佑天子治理四方。如果能把三德和六德合在一起普遍施行，使具备九德的人都能任用，这样才德超群德的人都处在官位。百官臣僚互相效法，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且顺从君主，大家的功业就成就了。”

“治理四方的诸侯不要贪图安逸和私欲，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政务，因为每天都会发生许许多多事情。不要任用不称职的官员，因为上帝统治大事，应由君臣代替完成。”

二、读解“九德”

皋陶文化为儒家所传，为儒家所承，从而发展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学派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从“九德”问答，也可以管窥皋陶文化的精髓之一“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取仕观念，要求各级官员“勤政廉政”、“以德治国”。

皋陶在這里提出了“九德”，其“德”非道德之德，亦非恩惠之德，而是选拔和考察公职人员的标准。是从个人修养、思想品德、办事能力、才能、性格等全方位进行综合考察，总结为“行有九德”者才是全面的人才。“宽而粟，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这九条标准都是包含秉性与理性对立的两面。因为人之秉性是有区别的，要选择或正直、或善良、或刚毅、或勇敢之人并不难，但是单有这一面不一定能够办好众事。所以还必须具有另一面—理性，才能取长补短，相辅相济，把公事办好。“九德”中能“日宣三德”、“日严袛敬六德”，若有九德的人都在官位从政，那么何事不成呢？帝王应该具备九德的才能和品德，皋陶的这种九德理论，实质是从理论上支持了禅让制，尧禅位于舜，舜又禅位于禹，都是根据他们的个人才能、品德等优秀表现，才被庶民和帝王认可的。皋陶的“九德”是“知人”的标准，不同于《洪范》中的“三德、八政”是方法，而非标准。“九德”就是既宽宏大量又坚韧威严;既性情温和又坚定不移;既小心谨慎又严肃庄重;既处事干练又严谨有序;既谦虚纳谏又刚毅果断;既行为耿直又贪渎温和;既着眼大局又注重小节;既刚正不阿又实事求是;既勇敢顽强又善良正义。

三、皋陶“九德“思想对中国古代官吏任选制度的影响

重“德”明“礼”是华夏文明中突出德特质，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道路有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之处。皋陶“九德”标准，对中国古代官员选拔制度上有重要参考借鉴作用。后世把皋陶提出的对官员的修养的要求成为“为官九德”，而且中国古代各朝各代对官员的要求均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

《左传·左襄公二十四年》载：“德，国家之基也。”《孙膑兵法》再论及将德时强调：“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无力则三军之利不得，故德者，后之手也。”中国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吏治，将其作为国家统治德重要基础。“官德”是为官者的立身之本。古往今来，凡立志做廉吏者，“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他们十分注重“官德”修养，这也是儒家所极力提倡的。儒家对官员的内在修养要求与外在执政能力的关系，把到的操守提高到了极致，提倡“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西周在选拔官吏时，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与“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秦朝在职官管理制度中也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云梦秦简·为吏之道》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是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选官是按照德、才、能的顺序进行考察的，德被置于首位。唐朝对官吏考绩的法定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专指品德：“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

结语

皋陶生活的年代正是我国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最后阶段，即将抵达文明时代的门槛。在这重大历史进程中，《尚书·皋陶谟》提出的“九德”，作为考察、选拔公职人员的标准，提出了对公职人员遴选和培养的明确要求，大大提高了公职人员整体素质，其历史影响深远。皋陶的德政观，身体力行，使得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为开创“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奠定了政治基础。

参考文献

[1]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7，219.

[2]焦俊霞.民本思想之源—《皋陶谟》[J].苏州大学学报，2009，9（5）：55—57.

[3]张小娇.皋陶法治和德治思想浅析[J].皖西学院学报，2008，7（3）：23—24.

[4]刘和惠.重读《尚书·皋陶谟》—兼论皋陶德历史地位[J].安徽史学，1998，3（4）：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