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

历史的客观性一直以来是史学史永不褪色的话题之一，关于这个问题，在19世纪的思辨的历史话语中，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历史存在客观性，不止存在，并且是作为真正历史的准则和参照。19世纪比较有影响力的像孔德、达尔文和马克思，孔德的实证主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法则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物质的法则，都是将历史以科学化、规律化，到后来的兰克史学，更是将“据事直书”固定为历史书写的基本准则，不难发现，19世纪的西方史学中对历史主体的思考相对较少，这导致“剪刀加浆糊”和“鸽子笼式”的历史学并不少见，尽管我认为这种现象在当今历史学撰写中也并不没有消散。

到了20世纪，进入历史认识的反思阶段即分析的历史哲学，以前的实证主义史学开始受到质疑，历史中客体、主体的关系中主体的作用逐渐凸显出来，开始受到人们注意。在20世纪中关于历史是否存在客观性历史学派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站绝对客观主义，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曼德尔鲍姆，在他的《历史知识问答》中仍可以看见之前兰克史学中的史学建构痕迹，试图将全部历史整合成一本“百科全书”，他主要将历史对象（客体）的性质进行论证，而相对主义者更多从认识主体上进行阐述，因此我认为二者并没有真正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第二类是相对主义或者称为怀疑主义，以克罗齐、贝克尔、柯林伍德等人为典型，他们对历史的客观性基本持怀疑甚至否认态度，其实我认为20世纪历史相对论的流行可以看做从19世纪科学主义范式史学迈入20世纪的最大转向。史学家是作为社会环境中的人而不是客观无私的客体这一因素开始更多的进入史学研究的视角。克罗齐和柯林伍德都属于新黑格尔派，二人都致力于解释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将人类历史的活动看做思想意识的轨迹，其关注点更多的从所谓客观事实转向具有思想的行动。克罗齐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尽管有史学家否认从实用论的角度思考他的这个思想，但是我还是读出几分实用主义的意味，以现在来看过去，过去的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精神意识的存在而存在，因为现实的需要才能使得过去进入历史。这个方面来看，史学家的这种程度看历史更像是一本蕴涵精神活动的书籍。而柯林伍德更是将历史等同于思想史发挥到了极致，认为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要重演过去的历史。尽管不可否认二人对历史本质的解释超脱了之前刻板的绝对客观论，但也给人一种留下过于主观绝对化的印象，无论是他们还是曼德尔鲍姆都是走上了极端化的道路，到后来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几乎无客观性可言了，变成自由意志的宣泄品。

我个人而言比较喜欢卡尔的中立的立场，他的《历史是什么》对我影响很大，既没有盲目抬高历史学家主体性的作用也没有肆意贬低，他认为历史学家既不是历史事实的奴隶也不应该成为其暴虐的主人，“历史是历史学家要反映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一开始我认为我的思想还是有些极端化的，认为历史是根本不存在客观性这一说，因为既然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史料都可以经过历史学家的选择、删减，甚至在史料最原始的时候也是个人意志的产物，况且每个人的思想背景、生活轨迹、气质性格等等因素各不相同，这都会影响其对于历史作品的理解和思考。但在卡尔的书中我逐渐认识到，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就如浩瀚海洋中的鱼，尽管选择哪条鱼是历史学家的个人意志所为，但这并不意味其历史作品丧失了客观性。另一个角度说，客观性是一个弹性概念，“纯客观主义”不存在于真实的历史之中，同样的，你也不能说历史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因为这两者的评定的诞生都是从历史本体论出发，但是對于历史客体我们无法用硬性的标准给予其客观性的判断。“客观性”从某种程度上更可以看做是对历史学家主体性的约束（关于这一点更多是从王学典老师的《述往知来》中得到的启发）。历史学家能从多大程度上认识到自己为克服主观环境的所做的努力，能否具有这种清醒的认识以及认识的努力同样可以看做在多大限度内实现了“历史客观性”。在后来的后现代主义中，读他们的言论觉得酣畅淋漓，十分痛快，但后来细细思考，这何尝不是将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凌驾于历史事实之上，而丧失了“历史客观性”的约束。

除此之外，后现代史学也是20世纪史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后现代”（Postmodern）”一词最先出现于德国哲学家鲁道夫·潘维兹对20世纪文化虚无主义的概述，后进入英语世界则是经过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他在《历史研究》中将一战以后的世界成为后现代的时代。其中怀特和安可斯密特（Frank lin Ankersmit）的“叙事主义历史哲学”，抹煞了历史事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使得大多数史学家认为其极易走上“历史虚无主义”，将之视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事实上，后现代史学的确有许多缺陷，除了割裂了历史书写与事实关系外，还有其“语言学转向”导致的语言决定论，以及强调对历史事实的“解构”“摧毁”“重新定位”等，导致历史“宏大叙事”的弱化和碎片化的蔓延，尽管历史的碎片化促进了微观史学的强劲发展，但是对历史事实有一个宏观系统的历史脉络仍是史学训练中必不可少的。

在正视后现代史学的不足之余，我们同样需要从中看到其合理性，“要捍卫历史研究这项知识事业，我们应该坦率地直面那些极端怀疑论者，与之辩论，而不是单纯地视他们为无物或粗暴地遮蔽他们的声音。”从理查德·艾文斯（Richard Evans）对后现代史学的总结中，后现代史学对当今史学仍留下了许多建设性建议。

在这次西方史学史的学习中，对于历史客观性的思考始终贯穿在我的整个学习中，反思20世纪的西方史学，其将历史和哲学搭建了沟通的桥梁，在思索历史的同时也同样可以将其放在现实和人生中进行思索，这也是对20世纪史学的最好反思。

参考文献：

[1] 姜芃等.世纪之交的西方史学.[M].

[2]王晴佳，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

[3]于沛，20世纪的西方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4]张广智，西方史学通史第六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5]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