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秀茹

清朝，这样一个以“礼”构筑的曾经沉迷于以“天朝上国”自称的极具优越性的封建社会，我们又能否在其膨胀感轰然破灭的社会末期发现儒家思想可以利用的价值，以帮助后人更好的理解“儒学”解放倾向极度不足却颇富实际色彩的正确观念？本文即以近代翻译家林纾为例，通过剖析其诗歌创作文学活动及内容本质，得以窥探晚清、近代社会这一独特的历史环境下，儒学传统精粹与近代思想解放的新气象。

一

“我自韶年卧雪来”是林纾对自己出身的准确概括，这是一位没有任何显赫氏族背景的寒门子弟。好读书的品质，奠定了林纾一生的源于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儒学修养。他始终没有彻底放弃读书，并且不得已为其增加了一个明确的目的性：科举出仕。从好读书的兴趣爱好到企图通过考试制度实现人生理想的这一转变，他的儒家修养就已经不自觉地被渗入了“政统”儒学的因素，这也正是其保守思想受外在环境影响的客观来源。晚年，七十岁时的自寿诗中这样写道“宦情早淡岂无因，乱世诚难贡此身！”看来，断绝科举念想的林纾已经察觉到这个社会已经出现问题，他不被清廷所接纳，决计不单是他的个人问题。

儒学与封建王权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二者曾互为依赖的配合了上千年，而在科举制度背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的潜在观念影响下，贫穷，恰恰是导致林纾思想具有这样激烈冲突感的重要因素。他被乡人视为“狂生”，这是源于他客观物质拥有不足而产生的一种深沉的自卑心理。而反观诸如“乡人”这一讥讽类群体，则是封建传统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狭隘思想的意识形态，小农经济又恰巧是儒学存在的社会物质基础，二者未必没有丝毫联系。

这时候的大清王朝早已病入膏肓，离末日不远了，内忧外患。在深刻的民族危机阴云笼罩下，林纾完成了从寒门稚子的狂生到身怀反帝救国责任国民的转变。他再次渴望进士及第，并不是向往官场富贵，而是开始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存亡兴衰紧紧维系在了一起。从发生在他故乡的甲申之战到惨烈的甲午中日战争，使得林纾心中救亡图存的使命感日渐强烈。

二

林纾诗集曾出版面向公众的，凡两种：《闽中新乐府》、《畏庐诗存》。前者共计三十二首。林纾的《闽中新乐府》或许没有完全达到这种微言大义的高度，但是我们的确看到了他的儒学后劲与思想解放趋于契合的因素。试举几例做如下分析：

“欧洲克日兵皆動，我华犹把文章重。”《国仇》激士气也）此处的批判可以称得上取得了一语双关之效。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林纾的视野已经具有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意识，主张学习西方练兵举措，救亡图存。这是来源于一名潜心古文学的知识分子明显的进步。但是，从根本角度看这一问题，我们又明显感受到了他依然没有逃脱依赖封建残存势力的牢笼：“剖心哭告诸元老，老谋无若练兵好。”把希望寄托于这些元老身上，却是对这一特殊时期“制度”、“器物”、“观念”之间的本末定位认识不够深刻。另一方面，我华看重做文章而轻视强兵，文章的背后又存在着科举制度的支撑，这一顺延关系则体现了作者的观念已经开始从之前的信奉科举到此时批判其不务实的解放倾向的转变。其实，这其中也包含了后儒内部的自我调整和反思意识。林纾对其态度之转变则是延续了从南宋到晚清的这一可贵精神。

“童子读书尚结舌，便将大义九经说......强国之基在蒙养。儿童智慧须开爽，方能凌驾欧人上。”（《村先生》激蒙养失也）林纾是一个典型的非常注重儿童启蒙教育的先生，实际上，他的整部《闽中新乐府》可以称得上是为儿童们创作的带有启蒙性质的通俗歌谣，因此在1898年再次刻版印行的时候特意将其名称改为《训蒙歌诀》，用以赠海外友人。另外，林纾也是根据当时教育界尤其是启蒙教育存在的实际问题主张发人深省的思想观念转变的。面对外敌入侵，作者反对陈腐封建的封建启蒙教育，这样不仅无益于启民智，而且对于下一代的身心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此外，林纾亦注重实现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华人轻女患识字，家常但责油盐事，夹幕重帘院落深，常年禁锢昏神志。”（《兴女学》）他认为这些都是对女性的不公正摧残，男女从人类学角度而言应该是平等的。母亲对于下一代的成长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母明大义念国仇，朝暮语儿怀心头。”这里林纾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了我们女性接受知识的重要性。在礼教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从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到宋明理学所强化的“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女性的地位似乎永远被定位在了男权之下不容翻身，更何谈接受教育？林纾虽然不是倡导“兴女学”的第一人，但他对此表示极力赞同则意味着他本人也已经突破了传统儒学“男尊女卑”的思想禁锢，实属不易！

以上即是从《闽中新乐府》现存35首诗歌中所微探出的作为深谙儒家之道的林纾流露出的思想解放倾向。

三

1924年12月，即林纾逝世的一个月后，周作人的文章《林琴南与罗振玉》中这样说道：“......林先生不懂什么文学和主义，只是他这种忠于他工作的精神，终是我们的师，这个我不惜承认。”这是来自新文坛对林纾晚到的敬意。从《闽中新乐府》到《畏庐诗存》，从这些诗歌中我们确实见识了他并不保守的一面，他身上流露出的儒学真正品质是值得后人敬仰的。林纾对于儒家思想，亦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无论是身处晚清还是民国，他都以学统儒学的要求观察着这个社会改变的一举一动，寄希望于从同胞个体对真、善、美品行的追求上升到激励整个国家自强不息的大国精神而不至于始终处于落后挨打的被动地位，这一切特质的源泉都可以从博大精深的传统儒家文化中寻觅得出。

当然，对于一个历史文学现象，我们不能止步于分析、赞叹、批判等客观描述的评价层面，自我反思也是极为重要的环节。蔡元培先生曾经这样说道：“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林纾是孔子学术的继承者，却不算是近代儒教的复兴者，他不属于任何后儒阵营，对于政统儒学也没有旗帜鲜明地提出过反对态度，只不过是在其诗歌中如实表达不满的情感而已。这种宣泄，可能连他自己也不曾料想到正是历史进步潮流之解放的内涵之一。作为后辈群体，我们在客观评判近代中国种种乱象的背后，深入剖析其本质也是十分有必要的，断不能一叶障目般的遗漏了哪怕是从现象侧面发觉出的极具借鉴意义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林薇选注：《林纾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