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橙

摘要：玄学兴起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具有与前后时代不同的特征。玄学的兴起与时代背景有着不可切割的关系。本文以当时社会背景为切入点，聚焦有为与无为、不重智、终极快乐的探索等思想，试分析玄学兴起的社会背景原因，在这些因果关系的研究中笔者也想谈谈对玄学思想的一些体会和感悟。

关键词：玄学 社会背景

“玄学”一名渊源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 门”，玄即玄远、深远的意思。玄学是种智慧的哲学。魏晋玄 学大多被认为源自刘邵的《人物志》，代表人物有正始名士何 晏、王弼，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阮籍、嵇康，西晋时期的郭象，东晋时期的葛洪、王坦之等。魏晋玄学的兴起是经过历史发展和酝酿整合的结果。玄学给人以变化莫测、深渊神秘的印象。然而每种哲学思想的兴起与发展都与当下社会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兴起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本文以当时社会背景为切入点，分析玄学兴起的原因与笔者的体悟。

乱世中探寻有为与无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政治黑暗且混乱的时代，人们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对个体生存价值的探索空前高涨。深处乱世是应该保家卫国还是明哲保身，这是每一个百姓需要思考的问题，而更深层地，如何在乱世中与自身相处、获得精神层面的自适，这是文人墨客不断探索和追求的疑问。

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称其为“新道学”，向、郭对先秦道家思想中的有为和无为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在社会情况的变动中，新的典制和道德自然也会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新的道德不变，"即为民妖"，就会成为人为的桎梏。新的制度和新的道德应当是自生的，这才自然。新与旧彼此不同是由于它们的时代不同。它们各自适合各自时代的需要，所以彼此并无优劣可言。这时候顺应自然，顺应新的典制道德，就是无为;反对新的典制道德，就是有为。当时的玄学将无为和有为从单纯对自然的态度发展为对新的制度道德，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关系很大。因为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充斥在百姓的生活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政治是人们最为关系的话题，已无暇去闲云野鹤。可见当时的玄学给人们的人生选择提供了定质定性的参考。

玄学以道家思想为骨架，它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的构建起到破坏瓦解的作用。两晋时期的新形势下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从这一点反觀其发展之初，似乎玄学的兴起和乱世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国家四分五裂、各地为阵的时候，新的领导者和执政理念层出不穷，如何在新的时代自处、实现自身人身价值是一个人人关心的话题。并且对迁客骚人而言，“玄学认为一个人在他的活动中让天赋的才能发挥出来，这在他就是无为”，玄学从侧面是鼓励人们去施展自己的天赋。这些思想、尤其是对新的典制的反思当然不如儒家思想那么迎合封建统治者的喜好，因此，玄学兴于乱世、衰于一统，这也就能够理解了。

提倡自然主义而不重“智”

玄学提倡自然主义，不是那么重智。老庄都反对社会上通常公认的那种圣人。在先秦道家文献中，"圣人"一词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完全的人（按道家的标准），一个意义是有一切种类知识的人。老庄攻击知识，因之也攻击这后一种圣人。但是由上述可知，向郭没有反对那些是圣人的人，他所反对的是那些企图模仿圣人的人。照向、郭的看法，唯有东施效颦的人才需要知识聪明。向、郭从三个层面说明模仿是错误的，一是模仿是无用的，二是模仿是没有结果徒劳的，三是模仿是有害的。

但是当时的人才观，当时所需的人才是非常重智重明的，为何玄学相反不提倡知识聪明，这或许源于玄学思想的服务对象不同。玄学继承发展了道学的思想，起初就与强调入世的儒家思想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别。在盛世高居庙堂本就不是道家的目的，在乱世之中为诸国瞻前马后就更不是玄学所考虑的了。玄学家认为，人如果力图超越本性，结果就是丧失本性，因为事物都是有局限性的。人们需要做的，是顺应自己的本性以保内心完整。这种自然主义与早期道家的顺应自然又有所区别，玄学家的自然主义主要强调彼我的关系，“弃彼任我”是当时唯一明智的生活方式，人们所需要做的应该是发现自己并顺应自身。从变化的角度看，过去那种顺应自然的思想，其实是顺应变化，因为世界瞬息万变;而玄学家所说的顺应自然，是顺应自己，自己从某种程度上是不变的，本性难移，因此便是不忘初心，以不变应万变。身处政治动荡、经济低迷的时代，唯有遵从内心、顺应自己，才能够获得精神上真正的平静与归宿，这或许是玄学的自然主义与乱世的另一种逻辑关联。

既然提倡自然、不重智，那就更不会推崇知识智慧上的圣人了。向、郭反对有些人力图模仿圣人。柏拉图生来就是柏拉图，庄子生来就是庄子。他们的天资就像龙章凤姿一样地自然。他们就像任何一物一样地纯素。他们写《理想国》，《逍遥游》，也若无事然，因为他们写这些东西，不过是顺乎自己的自然。如果按这个意义来理解知识，那么，不论是柏拉图还是庄子，都不能认为是有任何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说，玄学的不重”智“并不是反对才华反对智慧，而是认为知识聪明的人是由于欲望超过了人的才智所能。也就是说本来天资欠缺，为了向圣人靠拢而不断提升自己的智慧。玄学所反对的是这种对欲望的追求，反对的是没有处理好智慧与欲望目的之间的关系。

因此，向、郭提倡人们按自己的天生才智行事，不要追求自己力所不及的时期，这样就可以知足常乐、获得一份心灵上的满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思想方面是十分灿烂辉煌的，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层出不穷，许多文化作品都成为传世珍宝。玄学家不反对这种智慧的结晶，但不提倡天资一般的普通百姓以成为圣人为人生追求。这不仅仅源于道学、玄学向来不提倡入世，还因为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环境不能够给人民提供良好的平台去追逐名利。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顺从自身、自然发展就是更适合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

文化融合与终极快乐的探索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是一个重要的特征，由于各族人民的大融合，民族之间的交往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容。思想上的融合与交流是另一个特点，在该时期，道教系统化，佛教和反佛斗争激烈，佛儒道三教开始出现合流的迹象。不同思想对于人生终极的自由与快乐有着不同的探索。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学始终处于正统地位，儒学的思想还是为政治所服务，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而在终极的自由与快乐问題上，玄学给出了与儒学截然相反的答案。庄子在《逍遥游》里讲了很多故事，告诉大家如果人能够超越事物之间的差别，不拘泥于凡夫俗事，就能享受到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快乐，就能走向通往幸福的大道，这也便是上文提到的以不变应万变。

向、郭认为人们改变不了知识、生命、财富等的局限，但可以把握自己，忘了自己、忘了和自己对立的一方，这就可以达到无差别的境界。如果每个个体都能达到这个境界，那么所有人都可以在无功无名的情况下也自得其乐，这样就是真正的逍遥游。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来说，玄学的这一思想，可以作为儒学思想的补充，是失败后的一剂良药、一种宽慰。在追求名利、渴望建功立业的过程中受挫、坠入谷底，看到玄学家的文字，或许可以反思自身、反思时代，转换一个思路，从自身出发，如果“我”只是追求快乐，那么我可以选另外一个生活方式。“又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如若每个人可以领悟这一“通”，便可以居乱世也安然自若、气定神闲。

从嵇康和陶渊明的玄学人生观来说，嵇康将庄子的理想境界人间化，变为实有，主张将精神投射到自然景物，体会自然获得满足;反过来又从自然中摄取，创造出精神意境。陶渊明将其生活化，真正做到玄学的最高境界，即物我一体，心与自然抿一。无论是嵇康的回归山林还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他们都强调将人这一个体放在自然中，去差异化，享受劳动，享受人与自然的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下才可以得到终极的自由。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更迭的时代、混乱的时代，玄学在当时是独特的存在，似乎因为时代而兴盛、又因为时代而平寂。在向、郭的思想中，天、天地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将我们人自身融入到天，就是超越万物、超越各种差异和差别，便是超乎形象。玄学虽然“玄”——神秘难懂，但是向、郭的玄学实际上对先秦道家的思想进行了修正和具体化、透彻化的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玄学使道学原本的思想更加深入平民百姓，为人所用。

以嵇康和陶渊明为例，嵇康只是享受劳动过程的快乐;陶渊明却靠劳动结果来维生，这才能深刻理解劳动。陶渊明与劳动人民的交往、对劳动的感悟帮助玄学生活化、社会化。才使得玄学人生观有长久存在的可能。陶渊明使得玄学人生观的玄变换为了平淡真实，纯粹的玄学人生观湮灭，最终走向了生活。虽然玄学玄之又玄，在魏晋南北朝这一特殊时期，玄学肩负了指导人们如何生活、如何看待人生的功能，这不仅仅因为玄学家的影响力，还因为特殊的社会背景给思想文化提出的诉求。

玄学这种思潮，它所倡导的人生态度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魏晋名士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为后世人或讥讽或仰慕，影响深远。作为当时名士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反对虚伪礼教、崇尚自然任情自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放达的一面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关键在于人们对于“自然”的理解。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或许我们不仅仅需要把玄学放在哲学发展史上来探讨，还应该把它放在中国历史上来讨论，它与政治、经济、社会都有着休戚相关的联结。

参考文献：

袁行霈.陶渊明与魏晋风流 陶渊明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49

王国维.人间词话 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 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8

赵宏志.魏晋玄学的个性特征[ M].黑龙江：学术交流 ，2006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及其他[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朱雪强. 魏晋玄学产生的必然性[ J].黑龙江史志，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