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东升

《釜底游鱼》是博尔赫斯在1949年完成得短篇小说集《阿莱夫》中的一个短篇，描写了本哈明·奥塔洛拉由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巴尔法纳拉好斗的泼皮无赖，由于斗殴杀人外逃到乌拉圭，并想尽各种办法谋求权力和利益，最后被当地的头目阿塞韦多·班德拉等人利用、欺骗而枪杀的过程。故事简单，但博尔赫斯运用小说写作的独特手法却让人拍手叫绝。

一、用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对其分析

在对叙事性内容进行时，法国符号学派的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处于重要地位。在这个“符号矩阵”中，S1是设立的一项故事元素，它的对面是反S1。与S1矛盾但不对立的是S2，S2的矛盾方则是非反S1。这是对故事情节中角色的身份进行分析的很好理论，下面我对博尔赫斯的这篇小说进行分析。

《釜底游鱼》结尾出人意料，但又在主题之中。好斗的泼皮无赖奥塔洛拉不满足心理并想吞并整个乌拉圭地带，使他走进班德拉早已布好的枪口之中。根据小说内容，本文提取了关键词是权利、创造利益，关键角色是奥塔洛拉、班德拉、红发女人，苏亚雷斯。根据詹姆逊对格雷马斯方阵的应用方式，可以对整部小说的故事塑造进行有意义的解读。

在矩形方阵中，奥塔洛拉和班德拉存在相互利用、相互依存的关系，红发女人和苏亚雷斯作为班德拉和奥塔洛拉之间的联系使得奥塔洛拉和班德拉之间的关系微妙起来。作为班德拉的女人，红发女人爱奥塔洛拉，作为班德拉的保镖，苏亚雷斯也曾和奥塔洛拉之间“共患难”过。班德拉给了奥塔洛拉权利，让其为自己干活，即使报答挡匕首的恩情，又为自己创造利益（并搏的信任）;奥塔洛拉在为班德拉创造利益（信任）的过程中，不断地滋生取而代之的野心。这种创作技巧暗合了格雷马斯所提出的“符号方阵”的分析方法。在故事中，奥塔洛拉和班德拉作为故事的主角，“赶牲口”“走私”“骅骝”成为权力的象征，红发女人是生理需求的代表，苏亚雷斯和奥塔洛拉作为患难“友谊”是帮手的象征，“高大的枣红马”以及“精光锃亮”的马具这些都代表着“头头”的威严和荣耀。从班德拉的角度看，奥塔洛拉的能力“不到一年就成了高乔”等都反映着这个曾经的泼皮无赖的能力和野心。暗地里一步一步的设防，又使其拥有骅骝和马具、女人和权力，但在那个除夕夜里，无需再忍受的班德拉还是把“釜底游鱼”直接杀死。各种关系中，权利的非信任和信任的非权力之间构成矛盾使得整篇小说在其影响下向前发展。

二、“行动元理论”下的透视

格雷马斯在《结构语义学》一书中将“行动元模式”理论进行阐释，在任何叙事性文学作品中，叙事故事中的人物及其变体经过组合、调整都会有三组存在关系：主题/客体，发送者/接受者，帮助者/反对者。它们所构成的轴系关系，分析博尔赫斯的《釜底游鱼》时，更能看出其故事的脉络并领略作者高超的构思技巧。

“我”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即“发送者”，要将关于奥塔洛拉的故事告知听众或读者即“接受者”，这只是作为经典叙事学所述的话语层的分析，在其故事层中，更有着这样一幅“行动元模型”控制着整个故事的的发生和发展。而在一个较长的故事中，“一个角色可以包含几个行动元，一个行动元也可以包含好几个角色”在这篇短篇小说中，从上述图式，我们可以看到，在整篇小说中所追求的主体是“权利”，“格雷马斯认为，主体元与客体元之间的关系是‘欲望”，一方面，将欲望赋予具体物象的人。另一方面将欲望赋予精神方面的“权利”，在本篇小说中，欲望所追求的和在各人中起促进作用的是“权利”这个精神和物质方面双层叠加的集合体。班德拉作為权利的拥有者，将一部分群里让给奥塔洛拉这个权利的接受者。正如格雷马斯所说的，角色和行动元之间存在一个行动元可以包括含好几个角色，如“帮助者”：有“巴尔法纳拉的把头”帮奥塔洛拉在杀人后出逃;班德拉在奥塔洛拉一无所有的时候，给他生活的资料，并渐渐使他有目标起来;苏亚雷斯作为班德拉的保镖，但在与奥塔洛拉患难中，相互产生“友谊”等为故事的结局的出现作了铺垫。而也可以存在一个角色可以包含好几个行动元，班德拉出现在发送者、帮助者、发对者三个行动元中，而苏亚雷斯也出现在帮助者和反对者两个行动元，奥塔洛拉出现在接受者和客体的行动元中等。

“行动元”模型原理与在相附的“不平衡”理论并行发展。结构主义叙事学认为：“一个叙事性文学作品，从平衡起步，然后出现不平衡，经过努力再到平衡，这样不断转换所完成的全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整篇小说故事中，出现一个“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趋势。

三、“层次分析”下的多维视角

小说的故事层和话语层交织。一出场就交代奥塔洛拉“饮枪毙死”的事，但作为旁述者的“我”像是不信一个泼皮无赖能在荒漠上企图成为走私贩子头目的听众。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家詹姆斯·费伦在《作为修辞的叙事》中说道：“修辞方法非常关注叙事策略与读者活动之间的关系——在故事层和话语层两个层面上发生的事件影响到读者的认识、信仰、思想、判断和感觉。”“经典叙事学告诉我们，叙事者是作家创设计来讲故事的的人，与作家并不必然等同，又时甚至有很大的距离”在本篇小说中，叙事者“我”在文中明显地作为话语层的存在出现，因为在整个奥塔洛拉的故事层里，“我”始终作为故事的听闻和陈述者向别人讲述这个“泼皮无赖妄想成为走私贩子头目”的事。虽在后面略写的部分提到“此后发生了很多事，我略有耳闻”的简要插入，明确的将“我”凸显出来外，但在小说中叙事者始终将奥塔洛拉以第三人称“他”来进行表达。文章将叙事者的读者和作家的读者这两个对象进行模糊的穿插交错，费伦根据拉比诺维茨提出来的四种读者的概念中，分别是：1.实际的或有血有肉的读者——特性各异的你和我，我们身份有社会构成;2.作者的读者——假设的理想读者，作者就是为这种读者构思作品的，包括对这种读者的知识和信仰的假设;3.叙事读者——“叙事者为之写作的想象的读者”，叙述者会把一组信仰和一个只是整体投射在这种读者身上;4.理想的叙事读者——“叙述者希望为之写作”的读者，这种读者会完全认可并接受叙事者的话语。

博尔赫斯的小说以其独特的写作手法和巧妙的构思技巧使得其作品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本文在借用格雷马斯和费伦的相关理论，对其短篇小说《釜底游鱼》进行透视，并努力让对博尔赫斯作品感兴趣的读者有另外一种观察的方法和思路，并对博尔赫斯小说写作方法有更深入的了解。

参考文献：

[1]钱翰，黄秀端.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的旅行.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第194页。

[2]张寅德编选：叙事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第127页。

[3]张莹：从格雷马斯叙事学视角解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同济大学，文教资料，2011年4月号中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