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岳

摘要：在今天这样一个智能手机为主导的新媒介时代，我们应当严格区分“碎片化时间”和时间被“碎片化”，后者对文化产生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

关键词：技术驱动;新媒介;内容形态;文化影响

一、重温尼尔·波兹曼

印刷时代走向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用尼尔·波兹曼自己的话来说，“这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大的变化”。尼尔·波兹曼的笔触是怀念、感伤和饱含忧虑的，尽管他承认技术进步固然是好事，但从《童年的消逝》到《娱乐至死》，再到《技术垄断》，皆是指向技术对文化的破坏效应。马歇尔·麦克卢汉在1964年出版的《理解媒介》提出媒介是人的感官的延伸或扩展。人的感官有限，既然如此，媒介作为一种类似于望远镜的工具，将极大影响人对于无限世界的认知。因此，当你试图去深入一种文化，最有效的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所使用的会话工具。作为麦克·卢汉的信徒，尼尔·波兹曼进一步补充：“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

那么这种控制是如何发生的呢？结果如何？童年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目标。在尼尔·波兹曼看来，童年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概念，童年的“诞生”与“消逝”，和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在口语传播时代，儿童和成人彼此分享基本相同的文化世界，所以人类并没有“童年”;印刷术普及之后，文字成为主导，成人掌握着文字和知识的世界，儿童与成人之间出现了一道文化鸿沟，于是“童年”诞生了。电视时代，一切信息都能够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共享，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儿童几乎都被迫提早进入充满冲突、战争、性爱、暴力的成人世界，“童年”逐渐消逝。在《娱乐至死》当中，尼尔·波兹曼进一步提供了更多的证据，用以观察和分析政治、宗教、教育以及任何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是如何“用最适用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

“技术的后果总是不可预测。”但尼尔·波兹曼在写就《童年的消逝》的20世纪80年代，那时的他并非是彻底悲观的。书的结尾提出了一个设问：“有没有一种传播技术具备某种潜能，足以保持童年存在的需要？”

尼尔·波兹曼谨慎地提出了一种可能：“唯一具备这种能力的技术是电脑。”因为这种技术是需要经过学习才能掌握的一种语言，是一个“有文化的人需要具备的技能”。

尼尔·波兹曼逝于2003年，他并没有机会见证智能手机一统天下的时代。智能手机让使用互联网变成了一种更具普惠性的行为，作为一种延伸感官的新工具，它引导人进入一个如宇宙般浩瀚的信息世界，而且，对于它的使用，几乎不必学习，也不受限于任何空间场景。它不仅让电视日渐受到冷落，也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了电脑的功能。它和人之间，建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密关系。

当我们今天再以批判的眼光讨论电视如何造成各种文化上的负面效应，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但有意思的是，如果以尼尔·波兹曼的眼光打量我们今天所处的媒介环境，不得不惊叹于他对于文明走向的丰富洞见。他继承了赫胥黎和麦克·卢汉的传统，着眼于技术进步的深远影响，因此，其观察所得出的结论也是预言性的。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尼尔·波兹曼的观点还显得有些耸人听闻，而在今天，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所忧虑和所批评的正在宿命般地到来，正如豆瓣上一句恰如其分的书评：“站在半山腰，却看到了山顶的秘密。”

二、短视频：一个新媒介的观察样本

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方式。如果说电视改变了印刷媒介的话语方式，智能手机也毫无疑问地改变了电视文化的话语方式。那么，这种新媒介偏爱的是哪一种形式的内容呢？似乎也并不是几句话就能简单概括。但是，如果要选取一个观察对象，短视频一定是不二之选。它几乎和智能手机的勃兴相伴相生，因此，也是诸多内容创业者趋之若鹜的风口。我们可以清晰地捋出一条技术对文化的驱动路径：移动互联网（技术）——智能手机（新媒介）——短视频（内容）。

那么它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8.29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超6.48亿，差不多占了8成。而CSM在2019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有29.97%用户将短视频作为“未来三天唯一使用的”媒体内容，电视媒体在这一排行中，甚至没进入前三。

为什么短视频能够成为新媒介的内容偏好？搞清楚这个问题，核心是搞明白“短”究竟意味着什么。互联网研究机构皮尤中心2012年通过对YouTube视频观看记录的研究，最受欢迎的视频长度在2.1分钟左右。但2.1分钟足够短吗？曾经作为自拍类短视频的“鼻祖”，社交媒体TWITTER旗下的创业公司VINE把人们发布视频的时长控制在六秒以内，“短”成为一种约束性机制。

至今仍有一种观点认为，短视频之所以“短”，是因其利用了碎片化时间的消费场景，而因其“短”，所以阅读成本低。如果是在五年前，这种观点基本没什么毛病，在最初阶段，新媒介的确是利用用户的碎片化时间来获得边缘化的生存空间，乘车、如厕、排队、午餐、睡前，似乎短视频填充了我们日常当中无用的时间。但在今天，“利用碎片化”的提法非常可疑。某独角兽信息科技企业的一位高级副总裁曾在接受采访时举了一个例子：短视频消费就像嗑瓜子，一个一个嗑，不知不觉俩小时，一斤瓜子嗑完了。这个比喻意味深长。

我们只要对周围稍加观察就会发现，短视频的阅读成本是极高的，至少是时间成本，并不亚于直播或者游戏。在今天，并不是用户有效利用了碎片化的时间来消费短视频，而是短视频将用户的整块时间切碎了。我们应当严格区分“碎片化时间”和时间被“碎片化”，后者对文化产生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

“短”正在改变我们的阅读习惯，而且这种改变随处可见。比如，在各种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许多“说电影”的自媒体号，一部电影被提炼成三五分钟并解说出来，基本覆盖了电影的主要情节和卖点。有意思的是不少解说，还在末尾附上一句：“恭喜你，三分钟又看完了一部电影。”老牌电商当当网的创始人李国庆离开当当之后再次创业，新项目依然和图书有关，他想做的事情之一，是“精簡出书里的题要，用30分钟就讲出来、10分钟问答。”我们越来越难以忍受冗长的内容，许多具有严肃性和深度的长篇文章，不得不在标题和导语的后面标注字数以及阅读时长，这是一种心理建设，暗示读者值得花时间。当然，这些很难说是短视频直接导致的结果，但和用户时间越来越被“碎片化”有关系的可能性很大。

既然内容要短，那么就要在足够短的时间内让用户发生兴趣，爆款成为了被追求的最高目标。但是如何让短短几十秒甚至几秒的内容成为爆款呢？内容的发布者一定会采取最博眼球的叙述策略。许多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离职追逐短视频的“风口”，至今能称得上成功者的依然寥寥。固然内容创业成败的因素复杂，但话语体系是新旧媒体间的一道鸿沟，在新媒介的语境当中，电视节目为了提高收视率而形成的叙述技巧显得太喋喋不休了。传统电视内容生产习惯于在一个相对富足的时间单元里，叙述一个自足的故事，围绕主题形成结构，铺垫叙事线索。那么在几十秒甚至十几秒的限定性条件下，如果再谈文本结构就变成了很可笑的事情，理性和思辨成为了一种障碍，引爆流量的秘密在于诉诸感性，在于视听信息一瞬间所产生的爆发力。尽管看上去这是个难度很高的目标，但在新的话语体系中，实现它有多种途径。

比如此前在抖音平台上发酵的“变装秀”——一个邋遢形象一秒钟惊艳亮相——呈现前后两种形象的强烈反差，仅仅通过一个简单的视频转场手段，居然让许多国外的年轻人也十分着迷。这种才艺类的短视频，通常是设计一个“魔性”十足的片段，至于什么是“魔性”，不太容易用传统电视的专业语言描述清楚，它是各种因素化合的结果：诸如一段音乐，一段舞蹈，一张面孔，甚至一个表情。音乐在其中是十分重要的，每一段音乐都意味着一个专属的“刺激-反应”模式。“魔性”还有一个典型特征，即内容是否容易触发其他用户的模仿和复制，这也是爆款内容得以病毒式扩散的关键。

另外一种新闻类和记录类的短视频，它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深远和复杂，也更加值得警觉。如前所述，由于诉诸感性和追求瞬间爆发力的叙述策略，这种报道和记录背离理性和真实的危险，要远远高于传统媒体。我们不妨回顾一下2019年初春引爆舆论的“流浪大师”沈巍事件。一个能够信手引经据典、谈吐不凡的儒生形象和其外在的流浪者身份所造成的强烈视觉反差，对于短视频来说，是绝佳的题材。沈巍首先在抖音平台上被一众内容发布者疯狂追逐，成为最高频次刷屏的对象，此后其话题热度辐射至全网，经久不息。《人物》杂志复盘了沈巍爆红的72小时，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各路人马如何为了流量而不择手段，各色谣言如何生成，各色荒诞的场景如何令人匪夷所思。内容发布者非常擅于煽情和制造耸人听闻的话题，新闻的真实性和伦理原则完全被抛弃。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碎片化的呈现以及情绪化的引导方式，一种“社会和人性扭曲”的舆论导向被炮制出来并且借题发挥，而吊轨的是，最终这些控诉和指责，都指向内容发布者自身的失格。20多年前，达斯汀·霍夫曼和约翰·特拉沃尔塔曾经共同主演过一部名为《疯狂城市》的电影，讲述了一个落寞记者为了重回职业巅峰，通过操纵新闻当事人制造舆论热点，最终导致当事人死亡。并非在电视时代，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记者尚且有职业规范的约束，而在一个记者的门槛被砍掉的新媒介时代，它的剧情才更加登峰造极。

短视频的门类相当丰富，但通过对上述观察和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基本得出结论，短视频之“短”，最起码意味着高效率和强刺激。当短视频的用户反复接受这种训练，他们会丧失作为一名电视观众的忠诚度。或者说，相对于传统电视节目，短视频提供了更诱人的愉悦感。那么，如何保证这种愉悦感可以持续供给呢？新媒介还发明了一种强大的技术武器，即人工智能的机器算法。它可以根据用户的阅读行为给用户画像，分析其偏好，从而让内容主动找上门。简单来说，机器算法的核心原理在于将用户和内容分别标签化，然后进行相互匹配。只要是用户偏好的内容，他就可以看无限多。

三、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之所以在副作用前加“可能”的前缀，是因为智能手机作为一种媒介的时间尚短，短视频成为新媒介的一种重要内容形态的时间也尚短，因而评估其所产生的社会和文化影响，也缺少足够充分的实证性證据。但事实上，公众对于智能手机这种新媒介的警觉性和批评音量，要远高于曾经对于电视的批评。尽管对于某些“副作用”的评估是主观的，但这些主观的感受和疑问是如此强烈，因而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沉浸在信息的海洋里，但获得的有用知识是否比以前更多？当时间被“碎片化”之后，我们深度学习的能力是否会被削弱？当我们通过一种情绪化的认知模式参与讨论严肃的公共话题，如何避免狭隘和偏见？机器算法会不会形成“信息茧房”，让我们过于迷恋眼前的风景而驻足不前？持续的愉悦感会否像烟草和酒精一样具有成瘾性，令人沉沦在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

那么我们能否避免这些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呢？看上去有些令人沮丧。今天，人们对于智能手机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媒介，当你试图去摆脱它，几乎等同于脱离社会。正因如此，在这样一个新媒介的时代，教育公众学会克制并保持理性，比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更加重要。尼尔·波兹曼对于这一点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在《童年的消逝》的最末尾，他指出个人并非无能为力：“一是限制子女暴露在媒介前的时间;二是仔细监督子女接触的媒介的内容，并持续为他们提供有关媒介内容的主题和价值方面的批评。”能够做到这两点绝非易事，因此，他称之为“崇高的使命”。另外一方面，当新媒介越来越成为一种信息基础设施，同科技公司、平台型公司讨论社会责任也是必要的：对于流量的渴望能否不致恶化内容生态，从而降低各种“副作用”显在和潜在的风险？对于内容的生产者和发布者来说，“短”只是一种内容形态，本身并没有原罪，生产优质内容，赋予其正向价值，也应当成为一种自律和自觉。

聚焦“副作用”，绝非是否认技术对文化的正面驱动作用，如尼尔·波兹曼所言，“哪怕是带着一脸哀伤的弗洛伊德，也会首先承认技术的成功之处，然后加以批判”。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感受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福利，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车窗外的风景变幻莫测，既然驱动系统如此强大，那么，它的制动系统也应当保持相应的灵敏度。

因此，当电视时代渐行渐远，我们却有更充分的理由重温尼尔·波兹曼和赫胥黎的警告：“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参考文献：

[1][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童年的消逝（外一种）[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

[2][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明向技术投降[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10.

[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2019-3发布.

[4]《短视频成媒介消费首选，传统广电融合有机遇》，CSM，2019-2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