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育妮

摘 要：戏曲服装设计师应做到“艺术”与“技术”并重，立足于蕴含诗意的哲理，激发艺术创造热情，极力寻找视觉艺术专属的“形象种子”，正确把握服饰语汇，用心营造“衣境”的舞台艺术审美呈现。

关键词：现代戏; 服装设计;人物形象

戏曲服装设计是舞台美术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和灯光、舞美、布景、道具、化妆等部门一样，是运用造型艺术手段进行创作的。中国戏剧教育家徐晓钟教授在《向“表现美学”拓宽的导演艺术》中曾表述：“‘演出的形象种子是导演对一个演出整体的哲理把握。‘形象种子是一个蕴含诗意的形象的哲理，因此这颗‘形象种子应该凝练成为一个象征，一个蕴含哲理的象征形象。一个可以通过视觉、听觉形象被诗化地呈现在舞台上的象征。”作为舞台视觉造型艺术的服装设计师，应该做到“艺术”与“技术”并重，立足于蕴含诗意的哲理，激发自己创造艺术形象的热情，从意象生成到意象的物态化，即将戏剧文学中的情感意蕴转化为具体可感可知的服装。这其中，同样也需要寻找视觉艺术专属的“形象种子”。

现代戏曲舞台服装，是一种相对于生活服装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意象化服装。它承载着时代背景、地域风情、民族特征及人物的职业、年龄、性别、性格、气质、戏剧关系、情感色彩、生活环境和习惯等等丰富的信息。服装设计师应如何“带着人物传神特征去热切寻找形象启示”，审美地撷取生活素材，确定适合的“形象种子”，把握好形与色的夸张、变形尺度，产生与戏曲的虚拟表演相适应的独特服饰语汇，来营造“衣境”的艺术审美追求，表现人物角色的精神气质和心路历程？本人经过20多年的舞台艺术创作实践，有了一些初略的体会。

现代芗剧《谷文昌》是一部反映解放初期党群关系的戏。剧中讲述了谷文昌同志在闽南沿海担任东山县委书记期间，眼见当地群众不堪背负“敌伪家属”之重之苦，为了聚拢民心种树治理风沙，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不忘初心，敢于担当，与百姓同甘共苦，将“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带领群众最终制服风沙的故事。剧中主人公谷文昌面对的是一群在这特殊时期因兵灾而守活寡的渔村妇女为主体的“敌伪家属”。“一场人间浩劫，制造了‘寡妇村的悲剧典型。这是世上罕见的感情重创，深深烙进了几代人的心灵。”在福建省东山县铜钵村的“寡妇村”展览馆，刻写在黑色花岗岩上的该馆序言，深深地触动着笔者：她们不仅要讨海谋生，饱受自然灾害和骨肉亲情分离的苦难，更难挡政治上不平等的精神折磨。种种压力如枷锁、牢网般套在她们身上，本能地抗挣、无奈地隐忍、不堪重负、身心俱伤……从对剧中人物“走心”地感悟，联想到闽南渔女（湄洲女、蟳埔女与惠安女并称为福建三大渔女，其服饰是闽南沿海一大民俗奇观。）织补鱼网、下海捡拾海蛎、抗击台风的编导场景，海边司空见惯的鱼网很快跃入设计师脑海，成为首选的“形象种子”。

神似，是中国戏曲追求的艺术境界。舞台上的视觉形象既要虚实结合，更要让“图形说话”。于是，就有了后来脱胎于生活的意象服饰：七分窄袖的修身短款大襟衫，露出脚踝的宽腿裤，披碎花头巾，脚踩木屐，腰系密实粗纹理的棉麻织带，下挂不规则的残破棉织粗纹理“鱼网”，取枷锁之意，千丝万结仿似“寡妇”们对亲人的无限情思和百结柔肠，戏剧性地依附在衣服上，或为补丁，或为围裙，与服装上运用毛裁、拼贴，充满肌理感的补丁相协调。随着剧情发展，谷文昌与百姓患难与共，同舟共济，为他们平反。当“敌伪家属”为“兵灾家属”时，妇女解下腰间的“鱼网”和打补丁的衣衫，换上新衣，寄寓内心世界挣脱桎酷的欣喜之情。“寡妇”群体的装束充分考虑到戏曲服装的装饰性和可舞性，与编导创作的富有闽南地域特色劳作场面的舞蹈动静相互交融;色块设置选用具闽南沿海色彩象征性的海蓝色为主色调整体处理，根据年龄和性格气质作个体协调色的明暗调和对比，通过扎染、拼贴等手法，深深浅浅的蓝带着点明明暗暗的紫，既表现人物在全剧笼罩下的压抑气氛，又有丰富的层次感，强化悲情、困苦、柔弱的感染力，与主人公谷文昌等党员干部的做旧泛白的棉布制服形成鲜明对比，給观众以繁复与简约、柔美与刚强的视觉张力。丰富展现了闽南的地域风尚，也明晰地交代了人物关系，和时代背景，烘托渲染了谷文昌历经战火锤炼的胆魄和心系百姓的柔情，塑造一个有血有肉有泪有爱的共产党员形象。该剧获2018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十大重点剧目”并入选2018年度“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名录”、荣获第七届福建艺术节暨福建省第27届戏剧会演剧目一等奖，同时入选2018年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戏曲服装设计师要根据剧本提供的文学形象投入情感，透视生活现实，大胆进行联想，准确而合理地寻找合适的形象种子，开掘形象的精神内涵，用现代审美的手法，以意象化的现代剧服饰美引领观众欣赏剧作从而受到教益。在第十三届广东省艺术节上获得剧目一等奖的潮剧《桑浦山花》和《红军阿姆》，这两台戏都是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为历史背景，赞颂平凡的潮汕母亲在抗战中所呈现可歌可泣、坚韧无畏的奉献精神。笔者在幾乎同一创作时间段必须完成这两部现代戏的服装造型设计任务。作为反映抗战题材的现代潮剧，相近的时代背景、相近的题材、相近的地域风土人情、相近的母亲艺术形象等等，在服装视觉造型上如何让人物形象避免“政治性”和“符号化”，让两台剧目呈现不同的思想情怀，不同的审美效果，着实给设计创作带来难度。经过认真的比较，实地采风，审慎地斟酌，“形象种子”在脑海中悄然生根发芽……

《桑浦山花》故事发生在潮汕平原大脊岭，采药山民秋菊因爱子受敌诱骗泄密，而致其丈夫等革命者英勇牺牲。在危急关头，儿子明知母亲在鸡汤中投药准备毒杀鬼子、而鬼子又令儿子必先饮服，为了整个革命事业，为了替千万中国人民报仇，秋菊眼睁睁忍痛“见子服毒”……剧本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从一个小家庭切入，延伸到整个战争背景，展现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及心灵伤害。导演注重以情动人，戏剧冲突剧烈，感情的纠结层层递进，真实而极具感染力，充分表现出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精神升华。通过分析剧本和观看排练，主人公秋菊的形象越发清晰，如凌寒傲霜的山菊花，身上散发出勤劳的潮汕妇女顽强坚韧、质朴无华的人格魅力。山菊花自然而然成为该剧服装意象设计的首选指向，那么如何变形融化到服装造型中，帮助演员更加传神抒情地去塑造人物角色呢？潮汕人有一句俗话：“可以无田，不可无针”。“针”是钩通花的工具。这句话说明潮汕妇女历来有勤劳持家，钩通花帮扶家计的优良传统。手钩通花、山菊花、主人公秋菊三者之间有着勤劳、质朴、坚强等共同的气质象征。因此，笔者提炼了潮汕抽纱通花的技艺特征，用白色通花的形式表现山菊花的纹样，依据人物情感线发展变化和环境空间的需要，或装饰于饭单和衣襟，或巧妙地装饰拼贴于肩膀上的补丁里。这些元素还延伸到生活在秋菊身边的村妇们的头巾和饭单上，意在以浪漫主义的形式，突出象征主人公秋菊作为年轻母亲的灵秀贤惠、果敢坚强的品性。该剧在艺术节上受到观众和评委的一致好评，一举拿下剧目一等奖、优秀导演、优秀表演奖、优秀服装造型奖等多个奖项。

《红军阿姆》中的李梨英是中国四大革命母亲之一，她传奇光辉的一生在潮汕党史上留下了灿烂的篇章。“母亲以自己生命巨大的坚韧和温暖，支撑起每一个受伤迷茫的儿女苦难坎坷的前行”。导演用这个形象的种子来升华主人公和整部剧的精神内涵，通过诗性哲理的角度，意识流的表现形式，回归到人类情感最质朴的源头，塑造一位平凡质朴而伟大的母亲形象。

笔者认为，现代戏曲舞台服装设计要以写意为美学原则，从整体出发，物心交融，投入情感，寻找通够启示造型创作的形象种子，大胆展开艺术联想的翅膀，本着“为人物传神抒情”的目的，潜心探索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意象化设计样式。“使难抒之情、难言之理，由意象婉转得以代言。所谓的言不尽意，立象尽之”就是这个意思。达到许多繁琐的逻辑语言所无法达成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作者单位：广东省潮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