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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综述

2019-10-21阿布拉江·依米提万素花薛剑莉

大东方 2019年7期
关键词:语言研究

阿布拉江·依米提 万素花 薛剑莉

摘 要: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之一,但在全球一体化进程迅速发展时代,语言濒危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而我国处于弱势或濒危状态的语言种类也较多,逐渐引起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文中首先介绍了濒危语言出现的背景和研究的必要性,接着从濒危语言相关理论研究、个案调查研究以及对于濒危语言的保护和档案化建设等方面总结了国内的研究近况,最后就目前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语言;濒危;研究

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之一,语言不仅是人类交流的工具,也是人类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一种语言的衰微和消亡,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丢失,这会给人类文化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传承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但在全球一体化进程迅速发展的时代,语言求同已经成为语言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趋势。在现实生活中,一部分使用人口少、语言功能弱的语言面临着被强势语言所代替并逐步走向濒危与消亡。

我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语言资源十分丰富。目前56个民族使用着分布于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印欧等五个语系的130种语言。其中,有一些语言处于使用人数减少、社会功能日益萎缩的衰退状况,语言濒危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处于弱势或濒危状态的语言种类也较多;有一些语言已经出现了语言功能衰退的趋势,面临濒危的境地;还有一些语言在短时期内大面积丢失,成为急促转型的濒危语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濒危语言问题研究变成了国际语言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我国也从21世纪开始真正进入研究濒危语言的研究期。我国与濒危语言相关研究按照研究内容大概可以分为下面几大块内容。

一是濒危语言相关的理论性研究。这些理论性研究主要包括对濒危语言的正确认识,处理濒危语言问题,濒危语言性质、特点等方面的科学认识。对濒危语言的科学认识方面主要探讨什么是濒危语言,如何界定濒危语言,确定濒危语言的标准是什么,濒危语言是怎样产生的,制约语言濒危的因素,濒危语言演变经历了什么过程,有哪些规律,濒危语言在本体上呈现出什么状态,与非濒危语言的语言状态有什么不同等等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角度的研究。如,邓文彬、王秀英的《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历史分期及其特点》中主要从语言学史的角度对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发展历史作了宏观的梳理和分析,提出了一个新的历史分期,把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并分别梳理和归纳了各个阶段研究的主要情况和特点;范俊军的《关于濒危语言研究的几点思考》中肯定我国濒危语言研究取得的重大进展的同时,提出了对濒危语言研究的性质和目标认识不足、语言研究者对自身在濒危语言研究中的角色定位缺乏全面理解、对濒危语言的保存与保护缺乏统一的认识等等存在的若干问题;吴铮、闻静的《近二十年,我国濒危语言研究述评》中把我国的濒危语言研究的进程大体可分为少数民族弱势语言的发现与调查、有关濒危语言的专题性研究等两个时期。韦树关的《中国濒危语言研究新进展》中主要肯定了我国濒危语言研究取得的新进展,出版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讨论,还提出理论深度等方面的研究空间。廖运全的《语言的一体化与多样化视觉下的弱势语言生存问题解析》中主要提出语言的一体化不可逆转,但可以采用多种方法保护语言的多样化,主要世界语言的现状、濒危语种所面临的问题、语言的一体化与多样化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入讨论。冯红梅、张骁传的《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专用及对策研究》中重点探讨了语言使用群体的结构、文化基础和文化渗透、国家语言规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指出积极应对语言转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了减少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转用的主要策略。

二是与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的濒危语言或者某一地区某一种方言的濒危情况相关的个案调查研究。乌日乌特、何其迪的《濒危语言现状研究——以南木鄂伦春民族乡为例》主要以人口较少民族濒危语言研究为出发点,以南木鄂伦春民族乡为田野调查点,通过史料及田野调查的图表来分析解读鄂伦春语言濒危问题,并试着提出一些建议对策。谢奇勇的《湘南濒危土话的程度分级及其性质》中主要提出湘南土话总体上看有分布地域小、操说人口少、处于双方言区受到强势方言的侵蚀、消亡速度较快等濒危方言的特征,同时又具有土话种类较多、不同土话的濒危程度并不一样的特点,对其濒危程度进行分级考察;巴图欧其尔·吾再的《新疆图瓦语使用现状调查研究》中主要以新疆阿勒泰地区图瓦人的语言使用现状为主要研究对象,描述我国图瓦语的使用现状,阐述图瓦语面临濒危的现实。袁利、金鸣、曹容的《族群接触中弱势语言的发展——基于贵琼语濒危性的思考》中主要基于贵琼语使用现状的研究,对影响贵琼语代际传承的多种外因和内因进行分析,旨在对贵琼语濒危性进行理性的思考并提出抢救和保护的建议。李文璟的《重庆市濒危语言活力研究——重庆市夕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个案分析》中对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酬镇、酉水河镇、可大乡三个土家语者聚居区进行田野调查。寸红彬、张文娟的《云南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生态环境》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分析云南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生态环境,探讨导致这些语言濒危的普遍原因。石维贵、杨再彪、石维海、龙兴武的《龙山苗族的濒危现状》中提出湘西苗语共有六个土语,其中分布在泸溪县的第四土语和分布在龙山县南部的第六土语属于濒危土语。丁沾沾的《连南瑶族自治县“军声”的语言获利与濒危状况》中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个人访谈等方法,调查了连南瑶族自治县 “军声”的语言活力和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细致的统计分析。刘梅梅、刘东华的《黑龙江赫哲族濒危语言相撞评估及其教育对策》中主要从语言获利评估指标体系来衡量濒危度并提出四个方面的提升语言活力方法。金洪臣的《鄂伦春语濒危的社会因素分析》中主要从几个方面探讨鄂伦春语濒危的因素。

三是科学保护濒危语言和语言档案资源建设相关研究。语言文献记录和语言的档案化是语言学中正在形成的并活跃发展的一个新领域。随着对濒危语言现象的重视和记录濒危语言资料工作的开展,在我国,许多语言学家在进行语言文献记录的实践,这种实践经验和在此基础上不断总结形成理论原则和方法论。周晓梅的《语言政策与少数民族语言濒危及语言多样性研究》中主要通过探讨语言政策在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复兴及语言多样性维护中的作用和各种观点,指出国家积极有效的语言政策要依赖于教育、社会、经济、政治、人们的意识、少数民族话语者的意愿等各种综合因素的协调,才能最终达到保护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和实现语言多样化的目的。何丽的《濒危语言保护与语言复兴》中主要研究濒危语言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并提出我国在实施濒危语言保护时应着重关注加强濒危语言记录和描写工作。郑玉彤、李锦芳的《濒危语言的调查记录方法》主要阐述了濒危语言调查记录的理论方法运用、各类语料的记录方法、语言文化背景分析、语料注释翻译方法、声像材料记录的技术手段等内容;陈强的《人口较少民族与眼纹组保护研究——基于政府的视角》;薛剑莉、安晓平、万素花的《塔塔尔族双语现状与母语传承研究》中主要从语言的活力、语言态度、语言选择等的实地调查切入,分析塔塔尔族双语现象以及语言流失的状况,并探讨在双语状态下濒危语言的保留途径;郭孟秀的《现代语境下满语保护欲传承的反思》、徐世璇的《论濒危语言的文献记录》中主要从调查记录的目的、对象、内容、要求和方法等方面,系统论述了濒危语言文献记录的特点;王远新的《加强人口较少民族语言的调查及弱势和濒危语言的保护》主要概述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状况,论述保护弱势和濒危语言文字的意义及措施;陈子丹、郑宇、武泽渁的《我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建档的几点思考》中主要提出濒危语言建档是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语档语言学”指导下开展资源整合和规范化、数字化立档实践,力求做到“语档留存”与“语档留全”;范俊军的《中国濒危语言有声语档数据规则》中提出中国濒危语言有声语档数据规则分为濒危语言的语档数据构成、语档数据文件格式、语档音像数据质量标准、语料采录和数据处理工具、音像语料采录环境和设备匹配建议等五个部分。在研究中认为,该规范适用于我国濒危语言的记录和建档,也可作为语言田野调查记录和语料处理的参考准则。王德和和齐卡佳的《中国濒危尔苏语言抢救保护与尔苏语拼音转写方案的创建》中主要从濒危语言记录和典藏的角度出发,讨论了尔苏语拼音方案的构建要点。超克的《论新时代濒危民族语言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中首先肯定国家各部门抢救保护濒危语言取得的阶段性的成果,还论述了在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抢救保护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文化的学术理论问题。曲丽玮、曲紫瑞的《少数民族必为语言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中主要提出建立濒危语言资料库,学术与实践并行,网络与现实并进,创设特色文化活动等方式加强对少数民族瀕危语言的保护。吴坤湖的《文化的传承与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保护研究》中提出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开展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保护工作。姜晓娜的《我国濒危方言预料档案建设研究》中提出借鉴档案学及语言学的理论,从规范语料采集程序、搭建专业化档案信息处理体系、采用多模态语料档案保存路径等方面入手,延伸与补充文献档案功能,监测区域语言生态,延长方言的生命周期。兰小云的《仡佬族语言濒危程度及其保护对策研究》中探讨讫佬族语言的濒危状态和程度,研究探寻相应的保护对策。史春颖的《新时期赫哲族居住区的语言保护及成效——以黑龙江省饶河县为例》中主要以赫哲族聚居地之一的饶河县为调查点,通过深入访谈法和实地观察法,探析饶河县赫哲语的保护情况及成效。王文玲的《华锐藏语濒危成因及保护对策分析》中提出该地区的藏语已呈濒危态势,华锐藏族的语言态度、人口结构变化、族际通婚等是导致其濒危的主要因素和保护措施。

语言不仅是人类交流的工具,也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之一。一种语言的衰微和消亡,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丢失,而语言流失成为语言濒危的主要原因,研究濒危语言不但有助于认识人类语言的演变规律,特别是语言功能变化的规律,而且在应用上,还有助于正确对待语言使用问题及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的制定。目前我国围绕濒危语言相关理论、濒危语言形成原因、濒危语言典藏和保护的意义等方方面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但目前濒危语言不断增加,在语言濒危度不断加重的语言生态环境下急需更多的学者去关注与研究。

[基金项目] 塔里木大学校长社科基金项目《新疆南疆柯尔克孜族濒危语言研究》(TDSKQN1703),塔里木大学汉语言特色品牌专业项目(22010150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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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春颖.新时期赫哲族居住区的语言保护及成效——以黑龙江省饶河县为例[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06).

[3]超克.论新时代濒危民族语言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8(05).

[4]姜晓娜.我国濒危方言预料档案建设研究[J].山西档案,2018(03).

[5]陈强.人口较少民族与眼纹组保护研究——基于政府的视角[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8(02).

[6]冯红梅、张骁传.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专用及对策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8(02).

[7]廖运全.语言的一体化与多样化视觉下的弱势语言生存问题解析[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8(01).

[8]谢奇勇.湘南濒危土话的程度分级及其[J].贺州学院学报,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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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邓文彬、王秀英.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历史分期及其特点[J].民族学刊,2017(06).

[11]石维贵、杨再彪、石维海、龙兴武.龙山苗族的濒危现状[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6).

[12]周晓梅.语言政策与少数民族语言濒危及语言多样性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7(06).

[13]刘梅梅、刘东华.黑龙江赫哲族濒危语言相撞评估及其教育对策[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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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范俊军.中国濒危语言有声语档数据规则[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3).

[26]袁利、金鸣、曹容.族群接触中弱势语言的发展——基于贵琼语濒危性的思考[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12).

[27]曲丽玮、曲紫瑞.少数民族必为语言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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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何丽.濒危语言保护与语言复兴[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5).

[30]巴图欧其尔·吾再.新疆图瓦语使用现状调查研究[D].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31]郑玉彤、李锦芳.濒危语言的调查记录方法[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7)

[32]王远新.加强人口较少民族语言的调查及弱势和濒危语言的保护[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3).

[33]韦树关.中国濒危语言研究新进展[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9).

[34]范俊军.关于濒危语言研究的几点思考[J].语言学研究,2006(04).

[35]吴铮、闻静.近二十年,我国濒危语言研究述评[J].长江学术,2006(03).

注释:

[1]赵世举.语言与国家[M].北京:商務印书馆,2015(5),P179.

[2]赵世举.语言与国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5),P177.

作者简介:

阿布拉江·依米提(1989—),男,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万素花(1974— ),女,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语言教学研究;

薛剑莉(1982— ),女,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

(作者单位: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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