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敏

摘 要：一八四八年德意志革命使德意志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全面启动。以普鲁士国王为首的德意志各邦保守派通过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联合镇压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和革命群众的斗争，最终掌握了德意志政治的主导权。出于对革命和民主的忧虑，他们吸纳了更加右倾的自由主义者的力量，改造了民族统一和宪政的现代理性政治观念，从而基本实现了德意志国家理性的现代化转型，开启了保守主义主导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一八四八年革命;自由主义;德意志民族国家;保守主义

一、德意志民族国家建设的启动

一八四八年德意志革命是德意志历史上第一场也是最大规模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资产阶级自由派是主要领导者。革命是对德意志自由主义有产者阵营的重大考验，考验他们是否具有领导德意志政治现代化事业的能力。

1815年西欧各国的正统君主重新建立起全欧洲的反动秩序，德意志各邦国的改革不久便中止了。然而，大革命和拿破仑给全欧洲带来的自由主义浪潮和民族主义浪潮却并未停息。在德意志的改革中培育出的一大批资产阶级精英特别是教养资产阶级，开始摆脱对君主和官僚的依赖，自觉主动地组织自由民主运动，宣扬民族统一。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冲击了维也纳体系的“正统主义”原则，在欧洲形成了共和派的国际联合，在德意志“统一与自由”运动则获得了蓬勃发展。在普鲁士的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省，工业文明获得了最迅速的发展，经济资产阶级得以迅速扩充。

在自由主义者内部，由于所处地域和历史文化条件不同，又存在着相对主义和温和主义两种政治流派的分别。前者流行于第三德意志兰，以巴登为中心，更多地受法国启蒙思想和立宪改革的影响，罗特克等理论家主要继承和发展康德和卢梭的思想，主张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邦君的双重政制，“修改成立宪君主与人民代表的相对主义”[1]，建立君民共治的立宪法制国家;后者流行于德意志北部，以莱茵兰为中心，更多地受英国立宪主义和普鲁士渐进改革的影响，达尔曼[]等理论家主要继承和发展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思想，对国家和君主态度温情，主张尊重和遵循现存政治，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然而，同为德意志式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主张法律平等的对象应为特定的人群从而反对普选制——经济上独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才是“真正的公民”[2]。

在德意志革命形勢的酝酿、积累和法国二月革命的刺激、示范下，德意志三月革命疾风骤雨地展开。然而，自由主义者的领导使得革命的前景并不乐观。“他们丝毫不想做刽子手和行刑队员，他们本性温和并倾向于同对手和解”[3]，克罗齐的断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自由主义革命者的根本问题。不仅如此，与法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同，德意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甚至从来不是情愿的革命者。“在普鲁士，我们想有和平的、大众性的改革和自由主义的宪法，但绝不是革命”[4]，莱茵工商业资产阶级企业主哈尔科特谈及巴黎二月革命时所说的话反映了自由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拒斥。他们“是根据机会主义的考虑来决定他们在革命中的政治态度的”[5]，又对普选民主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怀有深深的恐惧，因此在革命中“见风使舵、反复无常、变化多端”[5]（p95），没有抓住时代赋予的机会，没有为更切实地获得民族民主目标而积极推动革命发展的勇气——虽然推动革命发展从根本上有利于自由主义者接掌政权和达成阶级统治目标。

德意志革命首先在巴登、巴伐利亚等南德邦国的城市爆发，并迅速传遍全德。革命洪流在维也纳推翻了象征欧洲反动秩序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柏林迫使普鲁士国王请求革命群众停止战斗并承诺完全撤军和“普鲁士应解散并入德国”[6]，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德意志各邦国专制君主的统治，也强烈地冲击了维也纳会议以来的欧洲反动秩序。

在全德普遍爆发革命之际，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召开了，拥有社会声望的教授、企业主、贵族大量被选为议员，使“新的国民议会”成为“资产阶级的精神中心”[6]（p267）。于是，来自各邦国、各阶层、各种政治势力的议员这个全德最高权力机关忙于辩论、争吵、推动法案，长达一年的议会斗争成为了历时近两年的德意志革命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一年里，资产阶级第一次进行了治国理政的实践，教师和教授超半数、贵族头衔者过一成、工商业者还不到一成的“德意志国会”，毫无疑问是一个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是教养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试验场。但脆弱而可悲的是，法兰克福议会既没有确定的职权，无法确保通过议案的法律效力，也不掌握足以强制各方执行决议的武装，甚至没有足以自卫的保卫力量，在局势变动时进退失据、犹疑不决，因此被恩格斯讥讽为“老太婆议会”。

无论基于政治斗争的既有经验，还是变幻莫测的革命形势，法兰克福议会都绝无可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法兰克福议会在国族事业上真真切切地实现了突破，革命使得德意志民族运动“不再有办法完全加以制服”[7]。最早由复辟时期相对主义者菲策尔提出的“小德意志方案”或称“大普鲁士道路”，主张由普鲁士领导统一，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不包括倡行多民族帝国政策的奥地利。而被最终否定的“大德意志方案”可称为“大奥地利道路”，主张建立“以奥地利为中心，包括所有德意志邦国的中欧帝国”[8]。

资产阶级自由派在革命初期参与并利用革命，却没有乘机壮大打击专制机器，不久便出于对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恐惧而背叛革命群众，为了“疏浚和阻止这场革命，重建秩序，防止社会发生根本变革”[5]（p96）而“提前脱离了他们自己的政治解放运动”[9]（p360）并与保守的旧势力妥协。他们接受了军队对革命群众的镇压、接受了普鲁士对全德国民议会的肆意打压，由此也接受了丧失德意志政治现代化事业领导权的挫败。自由主义者在革命陷入被动时放弃了自由与统一同时实现的目标，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则坚持了比较彻底的民主原则，有力地推动了德意志民主政治的发展。

二、德意志民主立宪事业的启动

一八四八年革命是一场典型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具有不同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特征，即无产阶级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独立参政并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推翻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历史使命，而资产阶级在有计划、有方案地夺取政权建立阶级统治的同时防范无产阶级的壮大。克罗齐就将一八四八年革命定性为自由—民族主义革命、社会—民主主义革命[3]（p133）的两重革命。丁建弘认为“德意志各邦的小资产阶级（包括手工业者）、大学生、城市帮工、学徒就充当德意志1848年革命的主力，并赋予这场革命以‘红色的基调”[10]。

随着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传入，工人阶级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在德意志形成了林林总总的社会主义学说。圣西门、傅里叶、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传入德国，魏特林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主张迅速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已在革命前初步成型并形成了社会影响。他们对未来国家的看法不尽相同。虽然恩格斯成功预言了德意志革命的爆发并“相信它是推翻德国保守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步”[11]（p28），但是及至革命结束，依然没有哪一种社会主义学说能够团结或领导起成色复杂的社会主义革命者阵营。

在革命的德意志，工人阶级、激进大学青年、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所构成的社会主义革命者阵营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军、坚定的支持者和无畏的殉道者，他们努力推动着革命走向更彻底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者坚持比自由主义者更为彻底的民主纲领，力主通过革命的手段，摧毁各邦的专制机器，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联邦制民族国家。虽然在革命失败后的十余年时间里，社会主义在德一直遭受严厉的限制，然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却再也无法消弭。革命很好地宣传了社会主义，培养了一批工运领袖，为德意志播撒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火种。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是马克思主义者投身的最早一场大规模革命活动，为马克思主义者投身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积累了实践经验。

三、德意志国家理性的全面转型

一八四八年德意志革命中的反革命阵营即是德意志各邦国的保守主义者，主要是以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皇帝斐迪南一世、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为代表的各邦国专制君主和保守官僚、包括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地主在内的德意志保守贵族。

德意志邦君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保“德意志自由”以来，均是坚定的专制主义者。起初，他们是作为进步力量而存在的。特别是在启蒙时代，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都是典型的开明君主，他们对外争霸的同时进行开明君主制改革，成果显著，德意志各邦国的发展走在了欧洲主权国家的前列。

随着德意志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拿破仑统治的最终倾覆，德意志各邦国的正统主义迅速复苏，专制君主和保守贵族的力量在复辟时代得到扩张，特别是普鲁士的邦君-容克联盟和军国主义体制一直在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十九世纪初诞生于德意志的浪漫主义思潮已经与统治阶级的保守倾向结合，形成一股强劲而反动的浪漫保守主义思潮。作为新兴历史事物的德意志民族運动和作为德意志强权的普鲁士“起先绝非盟友，反而是敌人”[7]（p11）。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中世纪宴享偏好和专制作风、巴伐利亚君主路德维希一世欲封舞女罗拉为贵族的举动更使仍对专制王权抱有期待和幻想的自由主义者深感失望，激化了原已存在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加之农业歉收导致的经济危机、波兰人起义对奥地利的冲击，革命的形势在法国二月革命之前的1847年已然成熟，邦君专制国家已面临深刻的认同危机，一场反专制的政治大风暴即将席卷全德。

革命伊始，革命者迅速推翻了南德的专制君主，打击了专制君主的嚣张气焰。试图用武力镇压上特别请愿书的柏林青年失败后，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军队动摇、局势不利之际，暂时避开革命的锋芒，发布文告《致我的人民和德意志民族》，命令军队完全撤出柏林，同意普鲁士合并入德意志，承诺实现德意志民族的经济统一和建立联邦国家，支持组建新的内阁。然而，普鲁士元气未伤，国家机器没有遭到破坏，军事力量从没有被有力地削弱，甚至邦君对内阁仍有很充分、自由的任免权。

革命之后的1850年，普鲁士颁行了修改过的钦定《普鲁士国家宪法》，自由主义、民主运动遭到严厉的打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都加上了重重的限制。传统精英还利用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限制议会的权力。一方面在制度设计时赋予国王极大权力并采取两院制，另一方面还允许官僚同时担任议员，以使“政府党”控制议会，革命取得的有限成果被进一步销蚀。然而，各邦革命前的专制方式已不能适应民众已被革命激发出政治觉悟的现实。

保守主义者领导德意志走出了一条别于“西方”的道路。而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专制主义未熔化在德意志民族民主进程中，相反全部德意志成为了普鲁士军国主义、专制主义的附属物。在俾斯麦主政期间更多地表现为打压自由和民主势力的专制工具，在俾斯麦下台后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的更深度合作中，德意志帝国演变成为一把扩张侵略的尖刀。一八四八年德意志革命失利的恶之果足足延续近百年，直到德意志自发的政治现代化道路被一场自取灭亡的法西斯世界大战所埋葬。

结 论

“条条大路通罗马”，通往政治现代化的道路是多样的。从宗教改革与绝对主义统治到开明君主制实践，德意志始终与英法异趣。德意志由传统封建国家向绝对主义国家的转变大体与英法同步，在开明绝对主义的实践中还一度领先英法，但由绝对主义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却要明显晚于英法。因此，德意志的政治传统形成时间漫长，政治现代化起步要晚得多。它历经邦国君主专制时代和开明君主制改革时代，直到十八世纪初的开明官僚改革才完全成型。德意志政治现代化是改造和超越这一政治传统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郭少棠.权利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1.

[2] 陈晓律.世界现代化历程·西欧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272.

[3] 克罗齐.十九世纪欧洲史[M].田时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35.

[4]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M].斯图加特，1986，90.

[5] 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 二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92.

[6] 艾米尔·路德维希. 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M].杨成绪，潘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66.

[7]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从俾斯麦到希特勒[M].周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20.

[8] 齐世荣.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180.

[9] 迪特尔·朗格威色.1848-1849年的德意志革命[M].达姆施塔特，1983，360.

[10] 丁建弘.德国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189.

[11] Hamerow，T.S.， “History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848”[J].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60：1（1954），pp.2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