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昱卓 浙江工业大学健行学院 吴怡雯 浙江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一、引言

特色小镇建设是推动中国城镇化发展，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结合点。在特色小镇建设方面，浙江省一直走在前列，研究浙江省特色小镇建设驱动机制并总结其发展经验，有利于引导全国特色小镇建设，加快城乡融合发展。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发展模式在本质上具有相似性，两者皆为象征发展特定时期的产物[1]。

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的建设，既存在共性经验，也各有特色。基于网络治理和系统论，我国学者何得桂构建了美丽乡村建设驱动机制系统模型，借鉴该学者的研究思路，笔者以网络治理为理论基础分析特色小镇驱动因素并构建模型，分析其与美丽乡村建设驱动机制异同之处，为特色小镇与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借鉴经验。

二、特色小镇与浙江省特色小镇

特色小镇是由浙江省于2015年1月首次提出，李强省长在《特色小镇是浙江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一文中阐述，特色小镇不是行政区划单元上的“镇”，也不同于产业园区、风景区的“区”，而是“产、城、人、文”四位一体有机结合的重要功能平台[2]。

随后特色小镇发展也获得了中央的支持。2016年中央提出，“特色小(城)镇包括特色小镇和小城镇两种形态。特色小镇主要指聚焦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要素，不同于行政建制镇和产业园区的创新创业平台。”

这两处的特色小镇都是指非建制镇，不是传统的行政区划单元，而是发展平台。前者强调特色小镇的产业定位；后者则着重特色小镇的集聚功能，两者略有不同。后者中提到的小城镇是以建制镇或行政村发展起来的特色小镇，这与浙江省的特色小镇有很大的区别。建制镇特色小镇实质上是为了解决城镇化建设与经济产业升级问题，更多强调农村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三、浙江省特色小镇发展模式

2014年，特色小镇在杭州云栖小镇首次被提及。笔者整理最新公布的浙江省级特色小镇名单，目前浙江省健在的特色小镇187个，其中正式名单7个，创建116个，培育64个，自创建以来被淘汰特色小镇8个(包括主动要求降格的衢州循环经济小镇)。结合浙江省发展特质，浙江省找准产业定位，发展金融、数字经济、旅游、健康、时尚、高端装备制造、环保、历史经典八大行业，并形成了相应特色小镇八大发展模式。笔者归纳并整理以上所提的三类特色小镇，见表1。数据采用截止到2018年9月全省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文件公布的官方数据。

表1 浙江省特色小镇正式名单、创建名单和培育名单行业分布

四、特色小镇驱动机制系统模型分析

（一）浙江省特色小镇建设主体

近年来，社会网络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网络治理为特色小镇建设提供了广阔的思路。网络治理即通过网络手段和工具，对关键资源拥有者（网络结点）的机构优化、制度设计，并通过自组织和他组织实现目标的过程[3]。网络治理的主体在破解有相同利益的复杂性治理议题时，基于自治基础上的相互依赖推动形成横向之间的联系与结构[4]。要构建浙江省特色小镇驱动模式，就要厘清相同利益主体之间关系与结构。政府、企业、居民在特色小镇建设中相互协作，是特色小镇发展驱动模式的重要主体。三大主体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二）特色小镇驱动力模型构建

构建特色小镇驱动力模式，需要明确系统发展主体，主体间关系以及主体与关系联结形成的共同环境。主体产业是特色小镇蓬勃发展的经济基础[5]，浙江省作为民营企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市场经济繁荣。在特色小镇建设进程中，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依托小镇原有产业聚集优势，整合环境资源等各方面要素，打破传统产业间的隔阂，探索转型升级之路。小镇居民大多为原住民，也有吸引而来的外来人员，直接参与当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并从企业发展带动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受益。政府在特色小镇建设中充当引导主体角色，对精小三平方千米内的生产生活区进行管辖，对特色小镇的聚集产业提供政策支持。

企业和居民为特色小镇产业支撑提供有力保障。政府致力于社区功能的完善，倡导文化传承，投入公共财政资源，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后盾。企业和居民对政府工作监督与反馈，小范围精准管辖可有效提高行政效率。以3A级景区标准建设特色小镇不仅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更是借助这种发展方式打破传统产业的隔阂，形成资本、文化、人才、产业等要素的重新组合，并在这种重新组合中不断创造出新机会，激发新动能[5]。同时，三个主体均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有利于特色小镇长期稳定的发展。

三个主体共同形成特色小镇产业平台，平台效益吸引社会上的技术要素、人才要素、资金要素，为小镇建设注入持续发展活力因子。与此同时，环境治理与小镇平台发展相辅相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特色小镇发展驱动模型最终形成（见图1）。环境效益为小镇创造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又将作用于生态环境，两者协同促进，良性循环。

图1 特色小镇发展驱动模型

（三） 系统机理分析

网络治理是以治理目标为导向、治理结构为框架、治理机制为核心、治理模式为路径、治理绩效为结果的复杂运作系统[3]。特色小镇形成的治理框架反映了主体之间的横向联系，也体现了系统的网络结构，这一结构是“静而小”的治理组织自身演化而来的结果。各个主体包含了多个网络结点，通过学习、信任、合作、激励等治理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和激励约束。这种治理机制有助于维护和协调网络合作，通过结点间互动与共享，提高网络整体的运作绩效[3]。企业、政府、居民在网络化框架内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增强了系统的价值创造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通过网络治理，特色小镇建设目标不仅仅在于小镇日常运作过程的治理，更重要的是获得网络协同效果。在特色小镇驱动系统中，发展目标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旅游效益。归根结底，其最终目标是惠及当地居民。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产业带动发展，环境治理保护要同步进行，通过协同互动创造最大价值。

（四）特色小镇建设驱动力分析

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在驱动体系构建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两者的网络系统均涉及到多个个体和组织并为同一目标而进行的协同互动。但在驱动力机制上，两者仍存在一些差异，美丽乡村主在农村，特色小镇大多处于城乡结合部，各地在建设美丽乡村或特色小镇时，要找准定位，牢抓关键驱动力。

1.产业主导驱动力

特色小镇的特色在于产业，建设特色小镇必须把孵化、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作为关键。企业是行业的基础单元，行业上下游共同构成支撑小镇发展的特色产业。同时，企业是引领产业繁荣的主力军，是特色小镇实现经济效益目标的主要载体。企业整合多方要素，将网络体系中各个结点积极互动，实现价值创造。一个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特色小镇，必定有支撑其长久存续的关键产业。

2.政府引导驱动力

目前，浙江省的特色小镇主要是依据政府推动下进行的，但政府引导的驱动力仍存在不足。事实上，只要基于一定的制度土壤，企业推动“产城人文”融合更具有专业能力，而政府更应该在增加和改善公共品提供方面做好文章[5]。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政府有效地对特色小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控，发挥企业自主能动性，引导企业坚定主体地位。

3.居民参与驱动力

小镇居民是特色小镇建设的直接参与者，也是直接受益者。小镇居民需提升自身融入感和获得感，自觉并积极主动投入到特色小镇建设进程中。特色小镇是供居民生产、生活的具有良好生态条件的功能区。因此，在建设时要考虑居民的融入感和获得感，及时吸收小镇居民的反馈意见。

（五）特色小镇与美丽乡村驱动力对比

在主导驱动力上，特色小镇与美丽乡村有明显差异。在特色小镇建设驱动模型中，企业整合资源能力是主导驱动力。浙江省很多地区的特色小镇是以当地原有产业为基础发展而来，民营资本自主经营的意愿强烈，通过市场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而美丽乡村建设的主导驱动力在于政府管理。农村作为发展上欠缺资源优势的地区，系统内缺乏整合资源的领头人，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发挥主导作用，通过组织、引领、协调等方式将资源吸引到农村。公共部门要承担起职责，通过强有力的公共政策，更加有效利用生态环境资源，以整体联动方式推动农村生态建设和综合治理[6]。

从网络治理方面分析，特色小镇与美丽乡村均需要系统最基本的网络结点，发挥主体作用，增强对区域发展建设的认同感。在特色小镇建设驱动模型中，小镇居民是最直接的参与者，也是最终受益者；而美丽乡村的建设需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由于两者的发展模式具有相似性，均是区域发展的有效途径，其建设获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都将作用于建设主体。因此，受益主体都需要具备高度的主人翁意识，才能形成可持续发展。

五、总结

基于内涵、发展模式、驱动力分析，浙江省特色小镇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美丽乡村升级，但追溯本源，却能发现二者的相通之处。

特色小镇与美丽乡村的发展彼此借鉴，相辅相成，并联系各自产业基础上积极创新。在发展模式上，特色小镇打破美丽乡村行政区域上的限制，建设成以产业为依托的聚合区域。在驱动力因素上，特色小镇通过三方驱动力拉动发展，强化企业整合资源能力。而按照驱动力模式归类，美丽乡村可以归为以农业为主导驱动力的特色小镇发展中的一种，虽两者在定义上存在差异，但具有类似的发展模式。美丽乡村为特色小镇发展提供了创新思路，特色小镇中的一部分也成了美丽乡村发展的范本，二者在不断吸收融合的过程中获得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