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贠晓娜［大象出版社，郑州 450016］

古籍的整理出版是一项保护并传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工作，为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者提供必要帮助；但是并非所有出版的古籍都能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爱好者、研究者，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汉语言文字的研究者所接受。究其原因：一些整理出版后的古籍要么是已失去古籍原本的面目，表现在用字上就是异体字、俗体字不存，从而失去了研究利用的价值；要么是复杂多样的古文字字形阻碍了人们阅读的脚步，因而失去了让人们亲近它的机会。整理出版的古籍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在于目前还没有相应的古籍整理的用字规范。因此古籍整理出版须加强与文化学术界，尤其是汉语言文字学界的联系，了解他们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以之规范古籍的用字问题，从而很好地指导古籍整理出版的工作。

一、汉字学三平面理论对古籍出版分级的要求

近年来，汉语言文字学界的李运富教授提出了“汉字学三平面理论”，提倡从汉字的本体属性出发，研究汉字的形体、结构和职用，从而形成互相联系而又各自独立的汉字形体系统、汉字结构系统、汉字职用系统，共同构成汉字学三维体系。也即从汉字的外形着手去研究汉字的书写及变化规律，可以形成汉字形体学；从汉字的内部结构着手去研究汉字的构行理据和构行规律可以形成汉字构形学；从汉字记录职能的角度，研究怎样用汉字记录汉语可以形成汉字职用学。这个理论不仅打破了传统的从形、音、义三方面研究汉字（汉字三要素说）的局面，而且也为古籍的整理出版指明了新的方向。由汉字学三平面理论可以看出，对于汉字的研究来说，其外在的形、内在的构形理据和职用都是汉字研究的对象。这实际上就对古籍的整理出版提出了挑战：保存所有汉字纷繁复杂的字形必然会给古籍的普及和传承带来困难，不保留必定又会改变古籍用字的面貌，从而使其失去研究利用的价值。说到底，古籍的整理出版涉及的主要是用字问题，因此要像建立了分级制度的西方电影一样，从不同的阅读受众出发，将古籍的整理出版分为三个层级：小学类古籍、文化类古籍和普及类古籍。

二、小学类古籍对出版的要求

重文符号源出殷商的甲骨文和周时的金文，也普见于稿本和抄本的古籍。明代文学家杨慎也曾提及：

古钟鼎铭文“子=孙=”字，皆不复书。汉石经改篆为八分，如《易》之“乾=”、《书》之“安=”亦如之。今行草皆然，竟不知其何义也。尝质之李文正公，公曰：“=乃古文‘上’字，言字同于上，省复书也。”

金文的子和孙的下方各有一个重文符号。

三、文化类古籍对出版的要求

整理出版文化类的古籍时，异写字要最大限度地同一化。因为异写字是一种书写现象，跟字词的分析没有直接关系，而异构字属于构形现象，对分析字词的音义联系有重大影响。因而针对异写字，选一历史上曾出现过且较为普及的字形，作为其主要的字形，去替代和它结构属性相同而写法不同的字，如前面已经提及“龟”和“龜”及“秋”和“秌”，这种情况，仅需用“龟”代替“龜”、“秋”代替“秌”即可。对分析字词的音义联系有重大影响的异构字肯定要保留，汉字三平面理论认为它们虽是为同一词位而造但构形属性或理据不同，构形属性或理据不同实际上就是不同社会文化及习俗的反映。俗体字作为异构字的一种，很早就出现在古籍文献中。出版社在编校、出版古籍之前，首先要了解此书所处的时代，并了解这个时代的用字特点。即使是同一个时代，不同的系统的刻本，其用字习惯也不一样。程千帆先生就在《校雠广义·版本编》中提及，刻书用简体，南宋已经开始。像“驴”“厅”“处”三简化字已出现在南宋临安中瓦子张家雕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在此之后，由于繁体字的手写、刻印麻烦，为省时省力及出于赶工的需要，南宋以后坊刻书籍出现了大量的简化字。“元朝中叶以后，坊间刻本使用简体字的就非常普遍了。如‘無’作‘无’、‘龐’作‘庞’、‘鹽’作‘盐’、‘雙’作‘双’、‘隱’作‘隐’、‘氣’作‘气’、‘馬’作‘马’，等等”。

据《宋元以来俗字谱》，用“后”取代“後”的用法自元代以来就见于元刊的《古今杂剧三十种》《全相三国志平话》等书。可见简化字舍“後”用“后”的做法也是有着几百年文字发展的历史背景的。同样，宋元时期以“門”为部首的字大都已简化为“门”，以“盧”为部首的字大都已简化为“卢”，故“问”“庐”，都是分别取代了“問”“廬”。这些见于宋元明清小说话本中的俗体字，在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发展后，最终都汇入了今天的简化字——通用字的河流之中。

四、普及类古籍对出版的要求

普及类古籍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只想了解古籍大致内容的一般读者，满纸满面的异构字只会成为他们阅读的障碍。因此，普及类古籍的出版需用简体字，也就是说将古籍文本整理为当代文本。这也有个文字转换的问题。这要从汉字的职用出发，对古文字进行转写。在保持原书内容的真实性不变的前提下，用字可以不同。那样其文字的转写应是宽式的功能对应转写，不仅忽略字形也忽略结构属性而仅仅按照职用功能相当进行转写，如前所述“則”职用上对应的转写字是“则”。转写的字跟原字可以是结构不同的异体字，甚至可以用本字替换通假字。在此层面下的古籍出版，对其的要求就是异体字也不要出现，完全可按照《通用规范汉字字典》为标准使用规范的繁体字，如《通用规范汉字字典》将“窗”视为标准的正体字，而“牎”“牕”“窓”“窻”等都是异体字。在出版文化类的古籍时大可都统一为“窗”。

综上，古籍的出版应该根据不同的受众对象，将其分为三个层级：小学类古籍、文化类古籍、普及类古籍。而汉字学三平面理论从形、构、用出发去研究汉字的本体属性恰恰也给古籍的分层级出版提功了理论支持。

①② 李运富：《汉字三平面理论申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③杨慎：《升庵集》卷六十三《篆书重叠字》，四库全书本。

④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504页。

⑤⑧ 程千帆：《校雠广义·校勘》，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100页，第152页。

⑥李运富：《汉字职用研究·理论与应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107页。

⑦李运富：《论古籍电子化的保真原则和整理原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 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