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张平文学”的当代价值<br/>——兼谈对阎秋霞的张平文学课题研究的认识

新论“张平文学”的当代价值
——兼谈对阎秋霞的张平文学课题研究的认识

2019-10-18苏金刚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北京047500临汾广播电视大学山西临汾041000

名作欣赏 2019年29期

⊙苏金刚［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047500；临汾广播电视大学，山西临汾 041000］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 年第3 期、《文艺争鸣》2013 年第5 期分别刊载了阎秋霞的《张平文学的当代价值》（下文称《当代价值》）和《再论张平文学的当代价值》（下文称《再论当代价值》）两篇论文，进行张平现象的研究探讨，形成了关于张平文学的学理性思考。应当说，作者对“张平文学”的关注度是持续积极的回应态度，对“张平现象”的研究构成了体系性的架构，是具有较为到位的思考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 年第1 期刊载阎秋霞的《浅议“政治文化类型小说”的文学特质及意义》，可以看作是对张平文学研究的延伸，表明了该学者对政治叙事性强的小说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作者将研究视阈伸展到类型小说，并命名为“政治文化类型小说”，无疑是研究的视界进一步拓展。阎秋霞的文章不仅把20 世纪90 年代张平的几部反腐力作归入此类型，还以《抉择》为代表进行个案例证，同时将陆天明等的反腐小说（作者称其为主旋律小说）、王耀文、刘震云等的官场小说也作为例证。这些研究，学理性很强，其中关于张平文学的描述和评判的命题和判断，也是笔者完全认同和赞赏的。

基于张平文学的当代价值考量，《当代价值》和《再论当代价值》虽不无一定意义，但却未曾点出张平文学真正体现的当代价值。《当代价值》从“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两个维度对张平文学的效应进行文学性研究，以此作为张平文学的当代价值，这未免有些牵强和浮夸，所论及的“张平文学较好地实现了对政治权力的应答式认同”与互动中“英雄情结”“清官模式”“光明的尾巴”等表现形式，却忽视了其中的另外两个很核心的“文学性”要素：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善于构筑故事，从而也就没有把握张平文学所蕴含的文学属性以及大众文学的大众性特点，难免陷入悖论之中。虽说《再论当代价值》研究的目的旨在分析学界对张平文学现象“探讨研究视野的缝隙和空白何以存在的原因”，指出了研究者漠视和回避的主要缘由是“非文学性”，是研究视角的错位所致，提出的“张平文学的‘政治自觉’恰恰是对‘政治匮乏’的文学实践的修正和弥补”的观点，中肯到位，很有价值，该文注意到了张平善于构筑故事这一特点，将张平“政治情结”这一非文学性作为核心论证内容，但为了放大张平创作的政治性而遮蔽其文学性的软肋，为了表述张平文学的直面现实这一特性，不太顾及张平小说艺术的不足之处，甚至有意拔高其文学作品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使得论述不够全面，没有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辩证客观的研判，这样看来，这些研究无法真正回答张平文学遭遇尴尬的原因是很自然的了。

总体而言，上述两篇关于张平文学的个案性研究仍然无法回答张平文学的当代价值。就直面现实、关注焦点、直面官场政治敏感话题等重大社会问题而言，具有政治性强，契合百姓反腐的心理期待，小说作品与影视的联姻更是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等特点，这些应当视为影视对文学的影响，同样是政治性很强的作品，可以看到的是周梅森、陆天明等的作品，在搬上荧屏的视觉冲击力和效应也很强，这是媒体对小说作品的推进作用，绝不独成为张平文学的价值所在。将这些作为张平文学的当代价值，这种论调往往会使论者陷入概念随意游离和扩大的悖论之中，难以服人。人们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周梅森、陆天明、王耀文、刘震云、阎真等人的创作不也一样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方面给人们带来了文学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价值的有益启示吗？本文认为，研究张平文学的当代价值，至少有三个属性不容忽视：一是张平文学的“人民性”，二是张平文学的历史性生成（师承渊源），三是张平文学的文学史意义。否则，就难以将个案研究定位，极易将个案与普遍混为一谈。鉴于此，本作者对阎秋霞女士对张平文学研究成果给予充足认同的基础上，试图从上述三个层面进一步探讨张平文学的当代价值这一论题，并提出自己的管窥之见。

一、张平文学因何遭遇尴尬

（一）题材书写难度与近距离书写的效应

不同题材的小说创作其旨趣有所不同，导致了视角切入方式的不同。我们通常以国家、民族、人民、公平、正义等宏大叙事来指称史诗性，这些题材本身的难度就在于近距离性，容易产生对号入座之嫌。毕竟，文学是现实的反映，它对于文学属性的一个颇具张力性的描述，因而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作家反映现实或者变相反映现实，必然采撷生活中的素材加以表现，素材的多样性、阐释的多义性、形象的多重性，等等，都使得作品的内涵、主题和人物产生过于与现实贴近、相似甚至是几乎可以找到模板的情形，形成的作品往往给人以与纪实性文学相类似的情形。

张平以为百姓“代言”为宗旨，宁可付出作品速朽的代价，亦要近距离地、直接地切入，以不加雕饰的技法，巧用悬念构筑故事，以“耐看”“好看”为特质，显露人物情感宣泄，将反腐败人士、广大人民的抗争、正义之举与人性的善恶、私欲的膨胀等对照，生动深刻地展现了转型期的社会真实，其中也从人性的角度关注百姓的生存状态，表现他们的挣扎与崛起。“人性”的切入极其微弱，还不足以真正起到贯穿线索的效用。且贪官形象单薄单调，大体上均为坏和狡猾的组合，缺乏复杂的人性深度。因而，作品所产生的当下性尤其突出，让人对号入座也是事出有因的了。

（二）文学性张力尚欠缺失

雷达先生在对新世纪文学评判中认为，我们还缺少成熟的具有极大张力的政治小说，这话不仅仅适用于新世纪文学，也完全适用于所谓的主旋律创作和反腐小说创作，张平文学自然也不例外。正是这种缺乏张力的政治叙事，在获得巨大认同的同时，遭遇了在文学性上的进一步认知阐释空间，换言之，唯其直白才缺乏耐看性。

笔者以为，张平文学性缺失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政治话语的一大独秀，遮蔽和限定了文学性的张力。评论家白烨认为，张平作品写非政治情感不太够，也就是说写人物更多在政治倾向上下功夫，作品对政治有一些特殊的倾斜，包括日常化的政治，那些琢磨和思考捕捉得非常好。作家放大了政治性因素，对个人空间的书写也以政治性为核心，使得作品的向度显得单一。评论家雷达评论《国家干部》时，认为“一些议论占的比较多，显得不是那么丰满”，这其实也是张平的作品普遍存在的一个短板。张平文学有些段落和素材不加雕饰地将现实搬入文学作品中，主要观点直白失真式书写，而不是通过文学语言表达，再如，用群众聚会来解决问题，成为“张平文学”的一种模式。过分倚重政治现实与不加雕饰的文风成为学术关注度上遭遇尴尬的重要因子；二是细节描写得过于狭窄，弱化了文学性的张力。我们知道，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意思是说小说通过语言投射出一种意境和一种思考，与将自己的思想直接地表述出来，那必定是两个别样的效果，这就是文学不同于其他艺术作品的魅力所在。张平作品因其受众定位，作者采取了大胆地直接地截取生活中的片段，直白地疾呼，从而实现自己的主旨，一方面实现了为“百姓鼓与呼”的效应，在表达上痛快淋漓，另一方面却也牵制了文学表达的韵味。

（三）挖掘人性和塑造鲜活人物方面的缺失

挖掘人性与塑造人物好比小说创作的两个主要维度，历来为创作者所重视。一部优秀的小说作品，大多与人性开掘的深度密切关联。政治性强的小说，也是应当如此。“十七年”时期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政治性很强，因为这些作品，都涉及重大题材，或以宏大结构构筑，或以塑造人物见长，讴歌政治，塑造英雄，追求史诗性，充当了教科书的角色，尽管还存在“高大全”的倾向，但今天看来仍然不失为经典。关于反腐小说的不足，有这样的评判：反腐小说在挖掘人性和塑造鲜活人物上没有达到至臻的高度。“反腐小说仍未完全摆脱概念化、模式化的倾向，还没能产生出如20 世纪50 年代社会题材小说那般鲜活、难忘的经典人物，如朱老忠、二诸葛、三仙姑、吃不饱等，尤其缺少典型的贪官形象。”这一点，也是张平文学需要再进一步深入的地方，本文认为，以上述论断概括描述以主旋律书写为核心的张平文学的不足（或者遭遇尴尬之处），也是很有道理的。

二、张平文学的当代价值

（一）极端境遇下的“人民性”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学过多依赖于政治书写的一元化格局向多元化格局的转变，作家们在“写什么”与“怎样写”的选取上获取了更大的自由裁量，一时间，文学和着时代变革与社会进步的脉搏，产生了明显的分流和分化：去政治化与庸俗化，零度写作与纯文学，精英文学、严肃文学、通俗文学分野，关注庸常琐事、书写春花雪月，直击社会现实与揭露丑恶现象，下半身写作与欲望化叙事，凡此种种，纷繁杂陈。在众声喧哗中，纯文学与欲望叙事，庸俗化写作与风花雪月书写，几乎叫嚣尘上。然而，面对工人下岗、金钱至上、腐败现象、城乡矛盾、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等渐趋明朗化和显性化的社会矛盾，文学作为承担社会和时代生活的“书记官”，何以用艺术手法缝合现实矛盾，回归到现实主义批判道路上？有良知的作家将会用艺术的笔书写着现实发生的这些矛盾，张平创作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之一。.

张平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面向时代，深刻地揭示尖锐复杂的矛盾，真切反映老百姓的真实心声，努力做好普通群众的代言人。其创作充满了激浊扬清的批判精神，为现实主义精神注入了新的元素。他的作品直击现实矛盾，直面社会热点，倾诉百姓心声，产生了空前的反响：《天网》被媒体和读者评价为“以作家的良知写农民的命运”之作，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当代正气歌”；长篇小说《抉择》一经问世，即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纯文学作品销售热潮。在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之前，已获得好几项全国性的奖励，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张平也被山西省人民政府誉为“人民作家”；《国家干部》被评论家称为“一部顶天立地的大作”。

“人民性”是一个很具有张力的话题，“张平文学”的“人民性”更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意义话题。“人民性”是一种标志，更是一种实践，是作家创作实践的体现。张平文学的“人民性”体现在张平为人民而创作的理念和实践上：他认为“作家绝不可以远离时代和人民”“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至生至死都将为他们而写作。”在实践中，张平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书写改革事业和反腐斗争。《天网》《十面埋伏》《抉择》《国家干部》，包括《对面的女孩》（后来出版时改为《红雪》）对改革中的政治、经济、法治、干部任用等很多层面进行全方位扫描，构成了对时代和人民的书写。通过写真实的人、真实的事，不回避矛盾，并且敢于集结，有时还放大矛盾，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力和冲击力，形成了极端境遇的“人民性”的特色。

宁宗一先生指出：“强调任何重要的文学现象的出现、重要的作家的出现和杰出的作品的出现，都与人民群众的精神状态分不开。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时代情绪和审美风尚，不仅会影响到作家的精神面貌，而且还会影响到题材的选择乃至会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被欣赏和被传播。”以此来考察张平文学的“人民性”，才能真切感受张平文学人民性的极端境遇：几部力作无情揭露现实矛盾的腐败现象，极尽能事地展示改革过程中复杂的矛盾，尤其是干部群众与腐败现象的尖锐激烈的冲突和斗争，大胆的赤裸的评判，艺术地传达出人民群众渴望腐败现象得到惩除的社会心理。邪恶势力泰山压顶的来势，代表正义力量的一方近乎以卵击石的努力，建构了人物的悲剧性色彩，在绝地中逢生的故事喜剧性的反转，蕴藉着“邪不压正”的殷殷期盼，展示着当时社会的时代情绪，常常是意料之外又是意料之中。用“清官”干预来逆转故事结局，营造了“光明的尾巴”。胜利的结局，一方面，呼唤法治、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官本位”、清官意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治色彩，正是这种在法治与人治博弈中，展示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又符合当代中国百姓的审美风尚。这正是张平作品在百姓中受到极为强烈反响的根本所在。

（二）中国故事的气派书写

翻开中国当代文学史，政治性一直是一个不可剥离的主要要素，“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挥之不去，产生了远超于‘纯文学’的张力”，几乎可以说中国小说大体就是沿着魅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的循环中发展的。基本路径是：文艺工具论（文艺为政治服务），即文艺政治化（大体时段是当代文学前30 年）——文艺主体论（文艺符合自身属性），即文艺向多元化发展时期（大体时段1978 年或者1979 年至新世纪初）——文艺充当时代号角，即以主旋律为主的多样化（大体时段是十八大以来），尤其是文艺工作座谈会后文艺工作创作注重书写人民的生活，过度了的政治祛魅开始回归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中国特色。具体讲就是：1942 年在毛泽东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推动下，文艺工作者掀起了“写农民”“为工农兵而写”的热潮，赵树理也因此成“文艺大众化”的旗手。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从原来的工具论向本体论转变，文学创作由政治化向多元化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受市场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等的影响，文学创作出现了分流和分化，文艺工作者受文化多元、市场拉引的因素影响，文学创作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局面。在2014 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针对近年来文艺创作中出现的媚俗、粗俗、低俗现象，发出了“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学创作在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开始向理性回归。

事实上，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张平一直以公众代言人的角色践行着“书写百姓故事”“为千千万万老百姓写作”的理念。张平文学的积极意义就在于作家积极地主动地看待社会的热点，截取正能量的生活片段，鞭笞社会的丑恶现象，用文学的笔书写着中国故事，而丝毫不会顾及自己所谓的功名。白烨认为，张平的写作意义并不是为了获奖，这些作品实际上是站在我们历史形态或者是我们这样的人的立场上，张平完全是站在语言点上，张平的作品是为民请命、代民问政，这个特点非常明显。如果说别人都是站在半道上选一个支点的话，张平是在最基点上选择了着手点。作家凭着敏锐的政治意识和强烈的责任使命感，选择这一着手点，用自己的作品完成了文学政治性实践，《天网》《十面埋伏》《抉择》《国家干部》饱含真情，充盈的中国特色和浓墨重彩的中国故事，深入百姓的心田，也因此成为对当下波澜壮阔的改革事业礼赞的绝妙手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于作家而言，“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作家讲好中国故事，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在整体上远离了政治，完全放弃了从政治的大视角去解析社会现象那将是可悲的，那样的文学不能成大器。关注现实、关注政治这种大手笔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所以笔者觉得张平在这点上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但同时张平小说作为“主旋律小说”的模式化倾向很明显，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作者为表达某种理念而简单的取舍，有时呼之欲出，有时借着人物来大段的议论，有时营造了一个几乎与事实或者逻辑无法解释的故事，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使作品更多地形成张力：表现人物的独特性格。《十面埋伏》如此构筑故事，《抉择》也如此构筑故事，《国家干部》还是如此构筑故事，几乎都是矛盾激化到再也无法激化的程度，各种力量、诉求、利益之间的纠结、冲突、妥协呈现出几乎难以相信的样态，难道这样做就是为了增加故事性吗？反而会有更多地人回答“不”，但作家张平极力营造那样的独特，甚至不惜用充满畸形逻辑的事件来嫁接，以求取“耐看”，可谓是别样的抉择。

（三）张平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从文学史角度讲，张平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在文学界乱象丛生之际，为文学界树起了一个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和主旋律文学合拢靠近的样板效应。在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上，新世纪的山西文学绝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独特存在。提到山西文学，张平文学和张平现象又是一个无法绕过的话题。张平的反腐系列小说在“立于反腐、关注焦点，为人民而创作的制高点上”书写、反映了“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政治文化”，真切再现了由中华民族的几千年历史形成的“官本位”传统潜隐所形成转型时期以官场为核心向外衍射的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延续着中国古代为劳动者唱赞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成为新形势下“改革文学”的津梁。

张平文学对文学史的第三个意义则是张平的题材拓展之功。我们知道，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实际上就是首创，起到的就是引领作用。比如说，农村题材的开拓者——鲁迅和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如果说鲁迅是第一个成功地描写旧式农民的伟大作家，那么赵树理则是第一个成功地描写新式农民的杰出作家。在反腐文学领域，张平的《抉择》首次揭示集体腐败，这是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的，但同时也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我们不能奢望一个事物的完美无瑕，但却也不应无视开拓和拓展的引领作用。1979 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启了“改革文学”的先河，尽管蒋子龙在作品中存在着抹不去“政治的痕迹”：弥漫着时代气氛、政治气息的环境，富于政治色彩的人物形象，但它的出现无疑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当时就引起强烈关注。1984 年柯云路的《新星》把视角对准了改革开放初期基层县城的干部和百姓，改革文学兴盛人们对改革充满期待，作家被看作社会代言人，柯云路“试图反映出官僚主义和守旧势力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及‘改革新星’的进取决心”，《新星》摆上银幕后因贴近基层产生万人空巷效应；1997 年张平的《抉择》把视角对准了满是矛盾、腐败丛生的国企改革，首次揭示了集体腐败，契合了百姓的心理期待，也因其“敢为人民代言的巨大勇气和张扬理想的胆识，深刻地揭示了当前社会复杂而尖锐的矛盾”，一个大写的有血有肉的李高成的形象在当时成为街头巷议的热门话题。

三、张平文学的有益启示

张平文学的轰动效应是令人欣慰和令创作界鼓舞的，留给人们的启示和思考是多方面的。拘囿于笔者的眼界，本文认为张平文学至少在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深思。

一是在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与轰动效应关系方面，书写风月的文学必然有成就吗？反腐小说或者政治小说是不是就水平不高？张平文学效应用事实作了很好的回答。张平以“其现实精神、真的勇气、人的形象”书写中国故事，关注时代进步，关注民生疾苦，关注改革反腐，用通俗化方式进行主旋律书写，为雅俗文学的进一步合流提供了可资研究的新标本，大大提高了俗文学进入学院派研究领域的可行性，为敏感题材的俗文学如何最大限度实现文学性提供宝贵的创作经验和有效的补正方法。

二是不死的纯文学一旦缺失政治因素是不是就必然文学性强？政治性强的文学难道就一定文学性差吗？回顾整个20 世纪文学，无论是五四新文学，抑或是新世纪文学，我们在认同其人文关怀等根本属性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在规避其政治属性等意识形态性，试图建构不死的纯文学，然而从来没有也不会有所谓的纯文学。诚如前文所述，“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这些作品的经典性，并没有因其政治性很强的特点而影响了其文学性。《艳阳天》是浩然的一部有影响力的作品，政治性很强，近十年人们又在不断重新解读它，孙绍振、叶嘉莹、阎浩岗等学者给予了意想不到的评价，几乎是颠覆性的，但也有一些学者评价相当低，可以说学术界对其评价是赞誉和贬低同在。

三是在创作动机、政治与文学、文学与经济等方面给人启示，难道发行量大在文学上就成功了吗？张平文学产生的效应对相关课题的文学理论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比如，如何厘清写什么与怎么写关系？比如，传播视域中的文学研究，再比如，文学的政治属性的关联性研究，等等。小说不要仅仅满足于发行量，发行量是主要指标，但不应当是唯一指标，由文学产生的令人感动和共鸣，才是真的价值，让人生发美、欢乐、愉快、痛苦等的遐想，这才是真的文学和真的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