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高凡［河南大学法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包拯（996—1062），字希仁，谥孝肃，宋代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历任开封知府、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要职，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在元明清戏剧中，乃至现当代文化中铁面无私的黑脸包公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但宋代历史上真实的官员——“包拯”与元明清以来文艺作品中的“包青天”形象之间存在极大差异。本文试图通过对比研究一个真实的、优缺点并存的宋代显宦、“能吏”——包拯和元明清以来文艺作品中被神话后的“包青天”形象，探讨中国古代的“清官”文化，以期对我国现阶段的廉政文化建设有所裨益。

一、能吏包拯：廉洁刚肃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二十九岁的包拯考中进士甲科。宋代的进士科号称“将相科”，“不数年，辄赫然显贵”。包拯仕途无疑将极为显赫，但因父母年迈，不愿远离故土，包拯毅然辞去官职，留下奉养双亲，直至父母去世后，才正式出仕。此时已经是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包拯三十九岁。年近不惑，初为知县，包拯的仕途起点并不高。但至嘉祐七年（1062），六十四岁的包拯已经官居礼部尚书、枢密副使。即包拯出仕二十六年（1037—1062），共迁官二十五次，平均大约一年迁官一次，可谓非常迅捷！

纵观包拯一生，仕途虽偶有起伏，但总体而言可谓青云直上，步步高升。究其原因，固然与众所周知的包拯刚正廉明、不畏权势和宋仁宗的爱才偏袒密切相关，但显然，仅仅廉明、刚正的品德不足以保障一个官员能够在官场稳稳立足且步步高升，包拯行政能力突出、人际关系协调的“能吏”特色亦是其原因之一。

（一）不畏权贵、强势谏诤

汴京城内权贵遍地，京师治理积弊颇多，包拯权知开封府期间，雷厉风行，以强硬手段去除积弊，提高开封府行政效率。如惠民河堰塞不通，每年春夏之际多内涝。包拯了解到河塞原因乃中官、势族等权贵在河上“筑园榭，侵惠民河”所致，故悉令毁去。有中贵人持伪造地券“自言地契若此”，仗势抵制损毁自家亭榭。包拯以开封府所存原始地契验证其为“伪增步数者”，最终审验劾奏中贵人而毁其亭榭。

知谏院期间，包拯“数论斥权倖大臣”，如四弹国长张尧佐至今传为美谈。张尧佐乃张贵妃之伯父，一日之间被任命为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等四职，“制命一出，中外惊骇”，包拯强谏希望宋仁宗不要“私于后宫”，而“以祖业为重，以天下为意”，张尧佐最终未能如愿。张贵妃终不甘心，时过境迁，再次请求宋仁宗，包拯再次谏诤，成功遏制之：

张尧佐除宣徽使，以廷论未谐，遂止。久之，上以温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覆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包拯谏诤之急切，宋仁宗纳谏之狼狈跃然纸上！

嘉祐年间，包拯再任监察官，迁御史中丞，责任更重，但他不畏权贵、不怕触怒皇帝，充分发挥其监察职权。如三司使张方平低价购买所辖区内豪民房产、宋祁在蜀“宴饮过度”，前后二任三司使皆因包拯弹奏而罢免。不仅如此，包拯还“常自至中书，诟责宰相”，甚至多次上奏皇帝请立东宫，导致宋仁宗极度不满，责问到“卿欲谁立？”包拯回答说：“臣不才备位，乞豫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也。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无子，非邀福者。”可见包拯一心为国、善于谏诤，在立东宫这一久而未决的敏感问题上，不仅打消了皇帝的疑忌之心，且使其接纳了自己的建议。正是因为包拯出色的为政能力，使得“权贵为之敛迹”“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从而成为宋仁宗朝吏治清明的重要助力。

（二）明察秋毫、洞察细微

作为“能吏”的包拯，还表现出极其出色的办案能力。早在包拯出任天长县知县时，就遇到一个著名的“牛舌案”：有农人家牛舌被割，主人诉至知县包拯处。因宋律严禁私自屠宰耕牛，包拯密令牛主人回去把牛杀了。很快有人告发牛主人，而包拯责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利用疑犯的心理动机，包拯轻松破获了这起疑案。

皇祐二年（1050），包拯任知谏院，有医家子冷青自称皇子，称其母尝在宫掖，有妊乃出而生冷青。权知开封府钱明逸“以为狂，送汝州编管”，开封府推官韩绛认为判刑不当，易导致蛊惑视听，朝议认为应该迁至江南。包拯经过大量走访，察知真相：冷青之母曾在宫中执役，出宫后嫁冷绪，先生一女，后生儿子冷青。宋仁宗无子，朝廷内外议者纷纷，冷青冒充皇子，混淆视听，极易引起社会动荡，故包拯最终判处冷青死刑，果断终止这一闹剧，充分彰显了其“能吏”本色。

包拯在当时、后世都获得了诸多赞誉，如宋仁宗称赞其“卿风力峻明，器怀端亮。伏谏于陛，屡形药石之忠；秉宪于朝，一屏奸邪之气”。时人将之与欧阳修等并列称“嘉祐四真”，对其极其推崇。宋代的包拯是一个真实、丰满形象的显宦能吏，他不是万能的，有优点也有缺点。如目前史料中保存下来包拯所判的十个案例中，就有“杖脊猾吏”和“盗贼伤人”两个乃误判案例。

可见包拯并非“完人”，他同任何一个普普通通的司法官员一样偶有失误，也曾为吏所欺。总之，宋代的包拯有诸多值得称赞的优点，亦有失误、缺点，史料对其记载有褒有贬，是一个真实、丰满的封建官僚形象，属于宋代完备官僚体制下一个显宦、能吏、廉吏。

二、神话包拯：青天转世

宋元之际，关于包拯公案戏开始出现，其中南宋末期关于包拯断案的话本初步兴起，如《合同文字记》《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包拯形象开始戏剧化、神话。但此时的包拯基本属于“尾巴式人物”，只是在最后断案时作为判官的形象登场，着墨不多。

到了元朝，因吏治黑暗、司法腐败，贪官污吏盛行，民众期盼政治清明，渴望“青天”出现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一大批包公公案戏流传开来，形成了所谓的包公“清官”现象，包拯也迅速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清官，包拯的形象开始被突出、被神话，甚至逐渐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力。这一点从元杂剧《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较宋话本《合同文字记》中多出刘大妻子骗合同文字和刘安住诈死两个情节可知。它一方面使矛盾更加尖锐，增加了办案难度，另一方面凸显了包拯的智慧色彩，是宋代话本向元代杂剧发展的典型体现，也是历史人物“能吏”“廉吏”包拯向戏剧化人物“清官”包拯、“包青天”转化的关键时刻。

明清时期，包公故事在说唱文学、书判体小说、文言笔记体小说、长篇侠义公案小说等方面拓宽开来。如明代成化年间有《包龙图公案词话》收录八篇有关包公的故事，其中包括宋仁宗认母案、曹国舅案、白虎精案等，对包公生活经历、言行举止着墨较多，又强化了包公与皇亲国戚及豪强势要的尖锐斗争，一个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清官”形象出现。尤其是明神宗万历年间以后，各类题材的小说呈现出繁荣局面，描写包公断案的短篇小说应运而生。明朝万历二十二年（1594）刊本《百家公案》，是描写包公断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明朝末年，《百断奇观重订龙图公案》（又名《包公案》《包青天奇案》）内容扩展到一百多则故事。在民间艺人及文人加工创作基础上，清代出现了章回体小说《龙图耳录》《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包公案》等，神秘的、超现实的色彩更加浓厚，一个日断阳、夜断阴、为民除害的“包青天”形象被充分塑造出来，形成中国历史上独有的“包公文化”。现当代包公作品更是层出不穷，包拯刚正廉明、不畏权贵、为民申冤、日审阳夜断阴的“清官”形象逐渐深入人心。

三、中国古代清官文化的理性审视

（一）元明清时期官场黑暗是“清官”文化盛行的主要原因

（二）正确认识戏剧文化中的“清官”：自古清官多酷吏

无独有偶，明姚士麟《见只编》中记载有海瑞杀女事：

海瑞为了维护纲常礼教，不惜逼死年仅五岁的女儿，可见其性格中不通情理的一面。虽然这则史料不见于正史，尚有人质疑其真实性。但就元明清时期树立的“清官”而言，为了突出其“神”的一面，往往走向极端，失去了正常人性的一面，无怪乎有学者发出“自古清官多酷吏”的喟叹！

①〔元〕脱脱：《宋史》卷155《选举一·科目》，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11页。

②宋朝实行官职差遣分离制度，故这里包拯所说的“迁官”是笼统的说法，包括官、职、差遣的升迁、调动。

③详见杨高凡：《包拯及其与同年关系论略——兼论包拯稳立宋仁宗朝之原因》，《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④孔繁敏：《包拯在宋代的地位及影响》，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61—469页。

⑤〔宋〕包拯著，杨国宜校注：《包拯集校注》附录一《国史本传》，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269页。

⑥〔宋〕包拯著，杨国宜校注：《包拯集校注》卷3《弹张尧佐一》，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174页。

⑦〔宋〕朱弁：《曲洧旧闻》卷1《仁宗从包拯谏罢张尧佐宣徽使命》，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2页。

⑧〔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112《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693页。

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7，嘉祐三年六月庚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