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

我的职业生涯始于山西大学附属中学，已近20年。这期间，我担任过高中、初中的任课教师和班主任，也担任过各种行政职务，始终奋斗在我热爱的这所学校。因此，我的成长特别是对教育的理解，主要是伴随着山西大学附属中学的发展形成的。这让我的教育经历显得不够丰富，但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学校从一所当地的二流中学发展为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的学校，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这当中所蕴含的变化发展之理，深化了我对教育的思考。

担任校长后，我对教育的理解更加深入，也满怀希望带领学校向理想的教育不断迈进。在传承与发展之间，我守护着今天，也在不断展望明天。我常常在想，一个时代的教育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与特点，一所学校也有一所学校的使命与特色，对于一所世纪之交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学校而言，我们应该如何定位这所学校的发展？学校的办学目标到底应该如何确立？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的优质发展？

20年来，我在山西大学附中的教育经历，让我深深地感觉到这所学校就像一片“土壤”，无论是我个人的人生经历，还是学生的不断成长，抑或是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总与这片“土壤”给我们提供的养允息息相关。

办学校，我们一直是在“做土壤”;做教育，就是要做人才成长的沃土。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定位，但做泥土的使命，大致是一样的。我们用心做一片沃土，而学生就像是一颗颗种子，落到我们精心培育的土壤上，然后生发生长，逐渐成材。

“做沃土”是学校教育实践的底层逻辑

任何学校教育都离不开为学生的成长创造条件、优化环境、提供“土壤”。因此，“做沃土”实则是学校教育实践的底层逻辑，这既是我们思考教育问题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进行教育实践的着眼点。

鲁迅先生1924年1月1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上的讲话《未有天才之前》中有这样一段话：“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95年前，鲁迅先生关于人才培养的演讲，让我们可以想象出那个动荡的时代对人才的迫切呼唤。时局的艰危并没有让人们失去理性，反而让人才的成长多了一分从容。巧合的是，钱学森就是在这次演讲的几个月前，即1923年9月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开始了他6年的中学生活。而今天依然让我们津津乐道的吴大猷、杨振宁、李政道、季羡林等诸多科学巨匠、国学大师，也大都是在那个时代度过了他们的中学时光。

鲁迅先生的演讲，在今天看来至少能解读出几重含义：一是天才的产生很难，产生天才的泥土也难有;二是天才大多是天生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天赋就意味着非人力可以轻易改变;三是纵使有了天才，也还要有合适的泥土才能发达，否则就会夭折;四是做泥土相比于天才的产生而言，虽然不足挂齿，但却是我们学校教育大有可为的事情，而且做泥土也还是很有挑战性的，要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头才能做好;五是做泥土不能等有了天才再做，而应该先做好了泥土，天才才能不断地涌现出来。

人才成长的土壤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个基础性的问题在教育变革的大潮中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

如果我们梳理一下这些令人仰慕的科学巨匠和国学大师的成长经历，会发现他们大多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背景，也多是在南开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苏州中学等这些当时就十分知名的高中度过了宝贵的中学时代，林砺儒、张伯苓、叶圣陶等老一辈教育家，以强烈的民族救亡图强意识，以他们的教育智慧和从容追求，为后来的一大批杰出人才成长培植了—方沃土。

做泥土，从社会的宏观视野看，就是要搭建岗位成才、实现人才价值的舞台，形成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机制;做泥土，从教育制度的层面来审视，就是要构建完善的学校人才培养体系，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选拔制度，让蕴含各类潜能的人才都能够脱颖而出;做泥土，从学校教育的微观领域去实践，则重在确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追求，创设“因材施教”的教育环境，以昂扬的学校精神和充满魅力的教育，引领学生在自主发展中形成鲜明的个性特长和崇高的人生追求。

“做沃土”对当今教育实践的启示

“教育不是工业，把产品以固定的模式和流程批量生产出来;教育是农业，给予作物适当的土壤、养分和阳光，它们就能自己成长。”叶圣陶先生曾用这样形象的比喻道出了教育的真谛。

叶圣陶先生的这句话，既是对传统教育行为中违背学生成长规律的批判，也是对人才培养规律的把握。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启示：

一是“做沃土”要尊重个性。共性指不同事物的普遍性质，教育从功能、目的和培养方式上均具有共性，比如教育都要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都要为学生的发展负责，普遍采用学校教育、课堂传授等方式进行，这些都是共性。然而，由于学生个体的不同，学校生源构成的不同，环境的差异，教育本身具有差异性和个性，只有共性教育與个性教育完美结合才能发挥教育的最大能量。因此，教育要给予作物“适当”的土壤。何谓“适当”？就是适合不同作物生长、适合同一种作物不同阶段的生长要求。

做沃土，就是要为不同的学生提供不一样的泥土。一是学校环境和学生差异决定了不同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方式有所差异;二是同一所学校内，我们依然需要为不同学生提供不同的泥土。

我们的一个学生对物理非常痴迷，然而这个孩子偏科严重，引起了班主任和科任教师的不满，多次与学生做工作无果，学生意志非常坚定。学校果断地为这个学生制定了“特殊政策”，“量身定制”了学习时间和学习科目，专门在学校为他安排了一个地方学习。后来，这个孩子在高三时由于物理成绩突出被保送到清华大学，清华毕业后被保送到中科院继续攻读物理学博士。

二是“做沃土”要学会守望。“给予作物适当的土壤、阳光和养分，它们就能自己成长”，做教育，“做沃土”，需要我们学会守望，在守望中唤醒、引导人的发展。教育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通过统一的技术生产“机器”或“产品”，更不是争相售卖自己的产品。因此在办学过程中，我们要思考如何让教育更少地被“工具理性”异化，更少一些急功近利，更多一些安静从容。特别是基础教育，更需要“基础的扎实”，而不是“轰轰烈烈拔高”。学会安静地守望学生的成长，本身就是教育的美好。

办学过程中我始终在思考，“以人的发展为本”在我国教育领域已成为一种主流观念，但为什么在办学实践的层面却千差万别？作为校长，很多时候会不由自主地被裹挟着追求学校“现实的”成功和学生“现实的”成功，问题在于这种成功的标准太单一，那就是“把学生送入最好的大学”。由此，学校的功能指向就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此思维方式主导下，一些怪现象层出不穷，这些现象背后有辛酸和无奈，但不能不引起我们每个校长的警惕和反思。从办学的角度，依然需要我们回归教育的常态，重新寻找教育的本真，回到教育之所以发生的那个“初心”里面，即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三是“做沃土”要懂得给予。尊重学生的差异并非放任学生的发展，我们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并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优质的土壤，提供优质的阳光、空气、水分、营养。我们希望，学生不管是一颗多么不同的种子，落到这个土壤上的时候，都能够得到最好的生长，这是山西大学附中围绕学生“自主发展、特长发展、卓越发展”构建办学体系的出发点。

因此，我们要以一种做土壤的心态做教育。做土壤是一种根基上的扎实，是一种为学生搭建各种平台，提供各种养分，顺应学生天性发展的“自然给予”。

无论哪个时代，学生必然是多样性的，中国的学校也应当是多样性的。因材施教，不但是知识和能力上的因材施教，更是促进学生人格完善、品德修炼、精神成长的因材施教。这样的学校才会让学生真正实现健康成长，并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我想，办好一所学校，就是做好一片沃土。

对于中学而言，做杰出人才后备军成长的沃土，既是国家人才培养的需求，也是学生自身成长的需求。

21世纪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竞争迫使各个国家在教育领域实行改革，以建立更加科学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聚焦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重点部署了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其中第六大任务是“提升一流人才培养与创新能力”。这一战略任务与基础教育阶段人才培养息息相关。

高中是学生个性形成、自主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关键期如何为学生的成长奠定宽厚的基础，创造有利于学生成长的环境至关重要。“做沃土”的要旨就在于给学生卓越成长提供所需要的“营养要素”。

事实上，有一部分学生在高中阶段已经具备了卓越发展的“潜力”，但如何把这种“潜力”有效开发出来，这是学校在教育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而面对这样的问题，学校首先要为这批学生的发展定位，即这样的学生应当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然后提供给他们什么样的成长土壤。

当然，学校教育本来就是多元的，也是多彩的，山西大学附中基于自己的思考和实践提出的历史使命“做杰出人才后备军成长的沃土”，是基于学校优秀的学生群体和教师群体以及由此形成的办学实践所作出的回应。作为校长，我们有责任在中国教育的实践中探索创新，并为国家的人才强國事业、为学生的卓越成长鞠躬尽瘁，不断求索。

（作者系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责任编辑 任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