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萱

摘 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两性间的关系在家庭话题的讨论中不断提及，其中涉及的女性的母职实践已成为了性别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当代城市女性的母职生活实践，进行城市女性母职实践以及其中包含的性别不平等的讨论。从这些实践生活的剖析中，可以感受到家庭内性别不平等的新表现形态，包括传统家庭观念对于女性的束缚、社会主流话语的主导以及消费市场对于母职神话的构建。

关键词：母职 性别不平等 民族志

一、问题的提出

在性别研究的领域中，母职研究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家庭作为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往往可以映射出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母职（Motherhood/mothering）指母亲为抚养子女所做的事，包括怀孕、生育和照顾孩子等。母职所影响到的主体，不仅关乎女性自身，还会牵涉到儿童、家庭、社会等。

随着国内如今对二胎生育的重视、教育市场的蓬勃发展，当代城市女性的母职压力进一步增大。从婚前开始，女性就需要不断积累资本来应对日益增长的母职压力。出于对伴侣的谨慎选择，许多女性一再推迟结婚年龄，或者不婚不孕。婚后，女性还需要承受怀孕所带来的身体变化，随之受到影响的还包括女性的工作发展、自身角色的认同感、家庭分工结构。本文旨在这种社会变迁的现状下，对女性婚前、婚后的母职角色进一步探讨，从而发掘性别不平等可能存在的新的表现形式。

二、当代城市女性的母职生活实践

（一）婚前的母职生活实践。母职压力不仅仅只存在于女性婚后抚养小孩的过程中，事实上，当代城市女性在大学毕业或进入适婚年龄之后就面临着潜在的母职压力。以选择一个合适的伴侣为例，伴侣不仅决定并参与了生育环节，还会在未来的照顾家庭、家务分工、子女陪伴、赡养老人等事项中发挥作用。当代社会对女性的建构表现为，女性既需要顺应社会发展，实现自我价值，又需要以家庭为主，更多地担负照料家庭的任务。母亲与父亲之间二元对立的角色模式，使得女性从婚前开始就需要承担伴侣不确定性、社会传统的女性期望等潜在的母职压力。

（二）孕期的母职生活实践。随着现代医疗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新生命的健康也越来越重视。产检已成为了城市女性必须面对的任务。在长达十个月的怀孕期间，孕妇对胎儿状态都持续保持在紧张的关注之中，女性怀孕的身体也早已失去了自主性，她不再对自己的身体有掌控权。诚然，孕期的检查是保障生育的必要措施，这同时也是生殖健康的进步。但从身体、技术与社会治理的视角来看，这不仅使女性的身体成为国家管理和监视的对象，也使怀孕的身体被进一步客体化。

（三）家务劳动中的母职生活实践.一项来自国家统计局发表于2018年11月的《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差异研究》调查显示，尽管男女家务劳动时间在十年时间里都减少了，但是2016年女性承担家务劳动的比重却由1996年的61.82%上升至62.50%，其中在工作日其比重由63.31%升至64.43%，在休息日则由59.71%升至60.78%。也就是说，在1996—2016年间，家务劳动时间性别差异相对增加。即：女性的家务負担相对男性而言越来越重了。女性似乎需要身兼数职：优秀的员工、体贴的母亲、贤惠的妻子、孝顺的晚辈，才能满足社会、家庭的要求。

（四）儿童教育中的母职生活实践。在主流媒体和教育市场的共同建构下，教育的权重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程度被不断放大。从胎教开始，为了让孩子占据优秀的教育资源，处于领先的起跑位置，母亲往往需要竭尽所能调动资源服务于儿童的教育。在儿童入学之后，母职的教育角色也丝毫不会因为学校的参与而减轻，相反，如今学校的课程设置更加重视家长的参与，诸如校园开放日、亲子课程等也进一步加强家长与学校之间的配合。反思如今的教育模式，过于私人化、个性化的教育风格不仅不利于儿童的成长，还会干扰女性自身的发展。这种“经纪人”式的母职工作同时占用着女性的公私资源，进一步固化着性别分工模式。

三、母职生活实践中的性别不平等

（一）选择伴侣时，女性所处的被动地位。在选择伴侣阶段，男女之间就已经表现出了性别不平等。首先，由于社会对男女不一样的期望标准，男性的婚育年龄自然高于女性。男性拥有更长的挑选时间和更广泛的挑选范围，女性则需要更早地面对选择伴侣的压力。其次，婚育压力为男女带来的工作影响也不相同。虽然市场配合如今紧张的婚恋现状推出了各大线上相亲网站以及线下相亲活动，但在这些热闹的相亲产品背后，男女的相亲标准也呈现着不平等的表现。男性尽可能的展现自己优秀的方面，女性却需要克制的表现，诸如“女博士”“女强人”在相亲市场中并不被看好。

（二）女性孕期独自面临的现代医学对身体的规训。女性在怀孕期间需要独自一人体验作为准妈妈的感受，无论是生理活动还是心理状态，男性都无法参与其中。在女性怀孕阶段，男性受到的社会规训远远低于女性，部分男性还会在这个阶段作出越轨行为。已怀孕的女性，无论在身体还是情感，都处于一种高度风险之中。现代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权不断弱化孕期女性所承受的“被规训的身体”的压力，将其作为一种科学生育的普世宣传，同时表现出对孕期出轨男性的宽容理解，这种不平等的性别对待，不仅揭示了孕期女性的脆弱性，更体现了传统父权意识形态的落后和停滞。

（三）家务劳动中固化的性别分工模式。城市女性在家务劳动中所承担的母职实践不仅包含体力劳动，更有大量的精神消耗。虽然如今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消费能力增加，家庭内分工区别于过去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一刀切模式，趋向于男女共同承担家务，或者在物质水平支持的前提下将家务劳动外包，免除体力劳动的环节，女性依然需要独自面对但家务事项带来的精神消耗，男性即便参与其中，也会认为自己是在帮助女性完成本职工作。这种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场景，其实就是性别分工不平等在家庭中的表现。

（四）现代教育市场对于母职神话的构建。随着现代精细化教育模式的发展，性别分工再教育领域内的表现也更为明显。在城市家庭的儿童教育中，母亲几乎担当着“总指挥”的角色，负责着儿童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及主要的培育工作，父亲则更像是配合母亲工作的角色，为儿童教育提供经济支持和必要的亲子陪伴。与此同时，父权制主导的性别分工体制并没有对女性母职工作增加表现出结构性的调整变化，反倒将这一抚育模式代际传递给下一辈，让儿童从小适应来自母亲的教育规划，从而对其性别观念产生影响。

四、总结与讨论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婚姻家庭受到了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虽然家庭关系相比以往在向男女平权的趋势发展。但随着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女性的母职压力也随之加大。

面对这种性别弱势带来的压力，母亲们除了选择自我调节外，还应该尝试通过群体内部的联合或外部媒介力量来进行改善和调整。中国女性在成为一名母亲时，不仅仅也不应该只感受到压力和无助。如果一切问题都能回到人本身，那么两性在母职实践中的角色分工将会有一个更合理、更健康的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 林晓珊：《母职的想象： 城市女性的产前检查、身体经验与主体性》[J]，《社会》2011年第 5期.

[2] 俞彦娟：《女性主义对母亲角色研究的影响： 以美国妇女史为例》[J]，《女学学志： 妇女与性别研究》2005年第20期.

[3] 朱斌，李路路：《独立与权利：中美女性主义运动与性别平等观念比较研究》[J]，《社会》2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