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天舒，方 彪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上海201620)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 多年的发展，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国家治理模式的关注度也与日俱增。在此过程中，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新型政党制度，自然而然成为国内外关于中国问题研究与讨论的焦点。郑永年指出，研究中国模式，核心就是研究中国共产党[1]58。中国在各领域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以及国际威望的提升，首先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2]。但是，由于国情、历史文化背景和学术立场的差别，国外的各种研究往往对中国的政党体系缺乏客观的评价。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既能避免西方国家政党体系的诸多弊端，又能结合具体国情充分发挥政党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推动作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还为世界其他国家探索建设现代政党政治贡献中国方案。本文在全球化日益加深、人类命运联系愈加紧密的时代背景下，立足于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来研究当代世界政党的发展新变化、新趋势，尝试从比较政治学的视角建构一个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客观地考察和评价世界各国政党治理水平和政党发展前景。这对于我们把握世界政党政治总体格局，借鉴其他国家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推进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 全球化时代世界政党政治新变化

当前，全球整体局势处于快速变化之中。与此同时，一股“逆全球化”浪潮正在兴起：民粹主义政党逐渐抬头、主流政党影响力持续下滑、政党政治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等。不论是美国的两党分歧日益加剧导致政府停摆，还是欧洲极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都意味着政党变化已经深刻影响到全球政治局势的调整。因而，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世界政党政治的新变化都应当引起重视。

1.1 政党意识形态逐渐弱化，政党政治景观多样化

政党的本质属性是它的阶级性，而政党的阶级性集中表现在其意识形态上，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的灵魂和旗帜[3]。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世界上不同政党的标签。在政治光谱上，不管是哪一种政党都会或多或少强调其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和科学性，进而吸纳新党员和获得普通民众的支持[4]716。可以说，政党在基于身份的问题上的立场会影响人们的观点，即使他们没有政党识别[5]。

然而，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亦发生重大改变，也会削弱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在网络化时代，不同思想观点相互冲击交融，民众思想观念自然而然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不再容易被单一的意识形态影响。新媒体对政党运作也带来强势冲击，“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已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甚至“颠覆性”的变革[6]。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一些民主国家的选民更多以治理政绩和经济社会福利作为支持的依据，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吸引公众方面的功能愈加弱化。以中欧和东欧的政党为例，该地区政党要想生存下去就要在政党组织和党的领导能力方面做出努力[7]。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淡化其政党意识形态的同时，其政党政治也日臻完善。他们普遍谋求适合本国国情的政党新体制，进而在世界上形成多样化的政党政治景观。政党制度不仅因国家性质和政治体制不同而存在差异，而且同一种政治体制下不同国家的政党制度也千差万别[8]1。这种政党政治多样化的趋势也可以从东西方的政治现实观察得出。如今，西方国家出现了选民政治分歧加大，右翼与极右翼政治力量崛起、政党体制稳定性下降的现象，其主要驱动力量是国内人口结构多样化的提高与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的崛起[9]。另外，原苏东地区除由原共产党演变或分裂而来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以及坚持信仰不变的共产党外，还出现了重建的或新建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共产党以及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政党[10]。至于发展中国家，他们由于民族文化、社会结构以及国际影响的综合影响，普遍依照本国的国情适时调整和改革本国的政党体制。譬如非洲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在冷战结束之后用多党制和多党合作制取代一党制或一党独大制来巩固民主发展。政党是推动独立后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而政党制度的健全与稳定，又直接影响着政治发展的进程[11]。

1.2 政党政治民粹主义盛行，极端政治势力崛起

民粹主义是一种具有历史复发性的社会政治现象，常常出现于重大社会转型时期，以“崇尚人民”为概念内核，持反体制性、权威主义和本土主义等价值取向[12]。全球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世界历史的大转型，它对不同地区的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进而触发潜伏已久的民粹主义。因为，经济全球化既带来了全球经济的繁荣，又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并带来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与矛盾，导致一股“逆全球化”的潮流不断涌现，民粹主义藉此在政治上抬头。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治理上出现诸多积重难返的危机，如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极化政治出现、社会矛盾激化等。然而，这些国家的政府未能有效回应民众需求，使民众被各种负面社会情绪所笼罩，致使民粹主义日益蔓延。

经济的恶化、社会矛盾乃至民粹主义的兴起导致发达国家普遍兴起极化政治，其影响力也在逐年上升[13]。当前，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总体呈现出“南左北右”格局——左翼民粹政党在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发展迅猛，右翼民粹政党在法国、英国、比利时、芬兰、丹麦等西北欧国家风头日盛[14]。譬如，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在2018年3月议会选举中表现抢眼，其中五星运动以超过32%的支持率跃居第一大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北方联盟党以18%的支持率成为中右联盟第一大党[15]。欧盟另一成员国斯洛文尼亚民主党(SDS)在2018年大选中沿用其三个邻国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国内民粹主义政党的获胜经验——挑战欧盟的主流价值观，赢得了近25%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16]。从根源来说，民粹主义的兴起全面挑战当代西方的代议民主、精英政治和政党政治，而民粹主义的兴起也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由民主的这三大困境[17]。与此同时，一些极端政治势力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快速崛起。21 世纪以来，拉美国家积极探索和实践参与式民主，形成日益激烈的政党竞争和全新的政党格局。然而自由民主和激进民主之争引发政治理念分歧，政党的制度化水平仍然滞后，政治“极化”可能随着党争加剧而再度放大[18]。在摩洛哥，传统左翼和右翼政党出现了明显的衰落和分裂趋势，持激进主义的新型左翼政党正通过合并和提出新的政治纲领强化其势力，力图在下一次选举中有所突破[19]。而一些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20]。极端恐怖主义势力形成跨区域联合态势，严重冲击地区政治格局和安全形势。同时，某些发展中国家还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的政党[21]。

1.3 政党传统功能遭受挑战，党员流失现象严重

伴随着国际形势和力量格局的重大调整，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间歇性衰退以及各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演进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在差异性问题始终存在的同时，共同性问题也在增多[22]。这些共同性问题就包括政党日益衰落，政党传统社会功能面临愈加复杂的全球化问题的挑战，政党政治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又被进一步限制和削弱[23]。究其原因，有学者分析认为：一是政党以前扮演的“国家和公众之间”中介角色在当今世界逐渐消失;二是人们对政治(包括政党)的信任越来越低;三是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如社会运动)与组织形式等使人们有更多途径参与政治[24]。并且，互联网为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较新的渠道，由于它把政治活动转向了网络空间，这本身可能会逐渐削弱政党行动主义等传统参与形式[25]。有学者还将研究社交媒体视为一种理解党内政治的资料来源[26]。诸如此类变化，使得政党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小，某些社会功能甚至被一些逐渐兴起的社会组织所取代。所以，当今世界各国政党都在寻求变革，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也日益重视加强自身建设，与时俱进。

当然，世界大多数国家政党党员严重流失，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一方面，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乏力，国家能力下降。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执政党在缓解经济社会矛盾、治理跨国性问题(如移民问题、环境保护、疾病疫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方面)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在此情况下，还有一些民粹主义政党大肆炒作全球化、一体化带来的问题，煽动社会怨恨情绪，挟持着一些主流政党被迫采取保守政策。另一方面，世界上一些国家主流政党由于其功能弱化，又面临着政党吸纳能力减小、党员老龄化、党员流失严重等问题[27]。如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大党工党，近年来党内政治生态状况不佳，存在派系纷争、贪腐现象、党员流失以及政党认同下降等问题，为此工党沦为在野党[28]。在欧洲，近些年很多国家的民众对传统政党和政局现状的信任度下降，民粹主义重新崛起又对欧洲长期以来坚持的主导性价值取向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并通过选举竞争、影响政策制定、削弱主流政党的影响力，深刻地影响着欧洲当前的政治格局及未来的政治和社会走向[29]。虽然，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整合与统一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功能发挥的有效性更强，但依然需要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尤其是保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先进性[30]。

2 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评估的理论逻辑

尽管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以及社会媒体化趋势的增强，世界政党政治出现了诸如政党意识形态弱化、政党政治民粹主义盛行、政党传统功能遭受挑战等新变化，但政党政治也在危机中进行调整，从而酝酿出新趋势、新范式。譬如，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日益发展完善而成为世界政党制度中的一种新范式，它能够有效避免西方多党竞争的诸多弊端，展现出独特的制度优势[31]。在这一背景下，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世界各国政党的发展，探索新的政党政治方向，建构一个具有代表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的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具有重要的意义。

2.1 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体系的建构基础

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体系的建构主要基于四大原则：情境性、平衡性、动态性和多元性。情境性主要包含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测量的时间和地缘维度。时间维度主要强调世界政党政治测量要因时制宜，既要对当前世界政治格局进行判断，又需要对其所处的地区发展阶段进行判断。地缘维度主要强调指标的设计要因地制宜，要明确不同地区的政党特征、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的差异，进而在一个相对公平的层面制定出一套适合世界范围的政党政治景气指数。平衡性主要强调政党与国家、集权与分权、政党与社会等辩证关系及价值平衡。指标在设计过程中既要考虑政党自身建设，也要测量政党政治的外部生态环境，同时注重比较世界政党的历史脉络和未来趋势。动态性主要强调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制定要明确当下位置，同时通过历史关节点和周期对未来趋势做出判断，以适时调整指标体系。多元性强调的是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的数据来源要多元化，测量对象要多样化。除了目前的政党自身体制，还应该加入国家、社会和国民等要素，对世界政党政治景气的内涵进行适当外延。世界政党政治景气评估体系应包括政党体系治理的评估，笔者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有效专利数量以及生态环境情况等代表性社会经济指标纳入评估体系中，尝试探讨政党体系的治理绩效。

在世界政党政治景气评估指标的情境性、平衡性、动态性和多元性的基础上，世界政党政治景气的评估体系至少应该涵盖“政党制度水平”“政党体系治理”和“政党发展环境”三类16 项具体指标。其中“政党制度水平”是衡量一国政党制度的稳定性和社会整合能力;“政党体系治理”主要测量不同政党制度的治理效果，分析哪种政党体系更有优势;“政党发展环境”就是评估一国政党的发展前景，在描述政党政治生态的基础上进一步预测政党的趋势。

第一类涉及一国政党制度的稳定性和社会整合能力，具体包括国内政党制度是否合法(政党体系的建立是否符合该国宪法和法律制度以及公众价值观);国内政党组织是否健全(考察国内政党横向的组织机构和纵向的组织体系是否完整);国内政党功能是否完善(阅读该国宪法和党章对政党体系的功能定位和规定);国内政党运转是否规范(主要从政党党员的吸纳、政党精英的晋升和政党体系代表大会的运行来综合评估);国内政党意识形态是否包容(政党体系内能否容纳左中右不同的意识形态，同时又能够警惕和抵制极端的意识形态)。

第二类涉及不同政党制度的治理效果，分析哪种政党体系更有优势，具体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效专利数量(测量该国科技创新情况);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居民人均预期受教育年限;政治稳定程度(借鉴“世界治理指数”)和生态环境情况(借鉴“国民幸福指数”和“绿色GDP”)。

第三类涉及一国政党的政治生态和发展前景，具体包括政党政治全球化程度(国内政党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以及国内政党参与国际会议是否频繁);政党的社会信任程度(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诉求、政党能否有效整合民意并做出回应);国内政党的法治化建设(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政党体系内党派分歧程度(借鉴“党派分歧指数”评估国内不同党派领袖之间政见分歧程度);政党体系的信息化建设(国内政党对网络新技术的应用情况)。

2.2 世界政党政治景气评估的理念支柱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西方政党制度在本质上存在区别。如何充分考虑两种政党制度的深层次差异，科学合理地评估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政党制度，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挑战。笔者在设定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体系的基础性原则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情境性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西方乃至世界其他国家政党制度生成的制度环境的差异;平衡性和动态性注重协调两种政党制度的运行情况和价值追求，从而用一种动态发展的视角考察不同政党体系;多元性原则的设立强调尽可能从不同层面不同维度来评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党体系的绩效，进而缩小由于政党制度差异而带来的误差。当然，我们想要在评估模型中完全消除中西方两种政党制度的深层次差异是不太现实的。因而，笔者在构建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体系时，更多是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实践和价值理念出发，在强化对西方政党制度及话语霸权批判的同时弘扬中国话语。这样，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体系在合理评估世界各国政党体系的过程中，彻底摒弃了西方那一套虚伪的“普世价值”和过时的执政逻辑，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智慧和发展理念。

“政党制度水平”指标相当于政党治理的基础性指标，它是一个政党生存延续的基础。西方国家片面强调政党政治过程中分权和选举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政党执政基础建设和运行秩序维护。“政党制度水平”这一基础性指标则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如政党制度的存在必须基于宪法和法律的基础，国内政党组织是否健全、国内政党功能是否完善为政党政治活动的有序运转提供保障，国内政党体系规范且有效运行能够促进该国政党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国内政党意识形态是否包容则显示该国政党政治强大的包容力和纠错能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党制度的包容性得到多方位加强，凸显了制度优势，使中国政党制度在世界政党制度中独具特色，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现今，中国政党制度的包容性还在继续完善之中[32]。

“政党体系治理”指标则展现出政党治理的价值性指标，政党执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一国国民的共同利益。与此相反，一些西方国家或者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主要是为了维护政客、利益集团或者独裁者的利益。事实上，一些西方政党政治的发展实践一再表明，西方的政党制衡与博弈，多以裹挟民意、绑架国家利益、加速国家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为代价[33]。因而，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体系在模型建构时吸收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这为其他国家政党政治运行提供了良好价值引导。价值性指标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再到国内政治稳定程度和生态环境情况，它们既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治理质量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国主要政党在施政方针上的状况。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标体系把政党政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联系在一起，使得善治成为世界政党执政的价值追求，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政党发展环境”等同于持续性指标，该指标是立足于当前各国政党发展生态，着眼于各国政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前景的评估和预测。因为价值性指标的追求很容易导致政党发展持续性的不足，因此需要关涉政党政治外部生态环境的持续性指标来对前面基础性和价值性指标进行平衡和协调。政党政治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法治化建设等这些指标与一国政党体系的发展趋势和前景高相关，并且两者是层次推进的。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大肆宣扬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内容的所谓“普世价值”，但在现实中又背离、否定与颠覆这一“普世价值”[34]。西方国家政党制度不仅在价值理念上落后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而且还忽视政党发展的制度环境建设。以政党体系内党派分歧程度为例，2017年法国大选，新兴政党前进运动的崛起促使法国政治格局从两翼两党转向多翼多党，政党主张和意识形态也由对中间地带的争夺向不利于社会融合的两极化发展，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将为法国现代化发展埋下诸多隐患[35]。

2.3 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趋势的“全景式研究”

大多数人认为将一个复杂的多维现实简化为一个数字，不管简化的是一个国家的治理情况还是社会秩序，这种做法都容易引起争执[36]。因而，对世界政党政治景气的研究需要采用科学的分析框架和客观的评估标准，需要通过对大范围的人、空间和时间上进行分类和比较，这就引出“全景式研究”——众多对国家治理量化和指数化的尝试也证明了这种趋势。“全景式研究”需要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视角，将世界政党政治从抽象的概念转变成为具体的分析框架。实际上，社会科学之所以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观察，原因就在于它的目的是通过规范性地使用研究程序来获取有效的推论。因而，笔者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世界政党发展进行因子分析，从而得到一个综合考察世界各国政党治理水平和政党发展前景的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如表1 所示)。

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研究所依赖的数据类型属于客观数据与主观感知数据相结合。在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评估指标的权重系数设置上，同样注重客观性和科学性，笔者借鉴学习最新HDI(人类发展指数)的算法(HDI 值为三个基本指数的几何平均数)，防止指标间得分相互抵消，同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一级二级的权重关系进行确定，使指标权重设定做到定性与定量的结合。在数据的挖掘、评分和审核环节，合理使用数据抓取、数据标准化①在数据分析之前，通常需要先将数据标准化，利用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数据分析。数据标准化也就是统计数据的无量纲化。本项目采用“最小-最大标准化(Min-Max 标准化) ”的数据标准化处理方法。经过此种标准化处理，原始数据均转换为无量纲化指标测评值，即各指标值都处于同一个数量级别上，可以进行综合测评分析。和系统分析的计量模型等技术工具对搜集到的数据进行评估和分析检验。如果国家治理能力的测量结果符合预期效果和经验事实，则可以确定指数评估排名，否则，评估者会对数据挖掘、评分和审核等环节进行仔细检查和修正，以确保最终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的标准化。从一定程度来说，“政党制度水平”属于共时性指标，而“政党体系治理”和“政党发展环境”大都属于历时性指标，并且这些指标测量的标准和数据各不相同。其中“政党制度水平”和“政党发展环境”属于定性测量，把测量分为五个等级，“政党体系治理”则属于定量测量，并且GDP、有效专利数量等测量的是增长率，居民受教育年限测量的是连续性数据。为了便于统一比较，需要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在具体测量中，对“政党制度水平”和“政党发展环境”这类定性指标，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中专家打分法(专家打分主要采用五级分类)和数据挖掘(根据搜集的资料进行判断和证伪)相结合的方式，尽量使诸如国内政党组织状况、政党的社会信任程度以及政党体系的信息化建设这些主观性很强的指标变得客观且符合实际情况。至于“政党体系治理”这一大类指标，针对不同类型的数据(比如连续性数据、分类数据等)进行区别对待，我们对这些定量测量数据尝试运用对数函数评估不同量化指标的增长幅度(最后指标的处理以年为单位)，比如人均GDP的增长率、居民人均预期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国内政党政治稳定得分的增长率，这样能够更好地对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统一比较。

总之，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研究要与客观事实联系起来，避免陷入西方那种知识论与实践论分离的局面。我们要认识与消解西方“普世价值”的话语霸权及其现实危害，不仅需要构筑社会主义的“中国价值”和“中国话语”，更需要以“共同价值”为核心的话语体系来解构和取代“普世价值”话语范式[37]。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指标的设计组合、数据的评估和审核都要以全球范围的各国政党政治现状、历史等经验事实为基础，测量的结果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如果结果和客观事实相去甚远或者重要的测量现象没有在相关评估指标体系中得到体现，那么就要对国家治理能力评估的指标体系进行结构上和内容上的调适，从而不断改进。

3 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趋势研判的实践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引进西方政治学的主要成果和基本理论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加强对中国政治发展模式和现代化经验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的共同呼声[38]。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建构的目的是测量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政党治理质量和状况，同时比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和世界意义，根据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测量结果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并提出建议。

3.1 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景气研究的缘由

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在政治生活中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政党政治的强大科学工具。因为，指数既是一种认识思维，体现出人们对事物量化比较的认识方式，又是一种认知工具，具有描述、评价、指示和预测等诸多重要功能。随着人们对这类简单的判断和指数化研究的需求的日益增加，对现实世界的量化研究成果逐渐成为决策者重要的决策工具[39]。由此，建构一个分析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趋势的景气指数，对我们描述、评价、指示和预测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把握世界局势新变化，应对复杂的全球治理环境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3.1.1 描述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现状

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最基本的应用就是描述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现状，“是一种描述性工具，以数值的简单形式表征复杂的现实状况”[40]。一方面，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评估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世界各国政党现状描述导向完成的，它既可以描述出各国政党政治的全貌，又可以描述各国政党政治在某一项指标上的数据和得分排名。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它的数据来论述本国政党政治中的优势，也可以从中找出政党体系发展存在的问题。笔者以G20 国家为对象(欧盟除外)，就2017年政党体系治理这个一级指标为例，梳理部分二级指标的排名情况(见表2)。在这些国家政党治理绩效现状中：中国的有效专利数量上面排在第一位;美国的政党体系在治理绩效领域并未有突出之处;英国和德国这两国政党治理在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有效专利数量方面取得不俗成就;值得注意的是，邻国印度除了有效专利数量，政党治理在其他领域成绩平平。由于政党治理绩效评估指标采用的是静态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治理绩效的发展性，即没有将各项指标的成长性包含在内，这对于基础较差的国家事实上是不公平的。因而，笔者在评估世界政党治理绩效时将借鉴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WGI)的方法，使用面板数据来动态评估各国政党治理绩效，每一年我们都会对指标数据和排名进行更新。通过比较G20 国家政党治理绩效排名变动情况，能够清晰地认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在政党治理的具体领域中的优劣，并从中找出中国共产党在教育、人均GDP 等方面存在的不同，进而完善政党治理方式、提升国家治理水平。

表2 G20 国家政党治理绩效排名(除欧盟)

3.1.2 评价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

指数法作为综合评价方法之一，它能够将评价对象的各单项指标的数值差异通过线性组合来构造综合指标而进行评价[41]。譬如，依据“历史终结论”而建构起来的“自由之家”指数和“经济学人民主指数”等为代表的“指数”，就是国内外某些学者评价政体的标准[42]。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同样可以基于比较思维，根据实际需要对世界政党政治制度水平、政党体系治理和政党发展环境进行横向评价。以国内政党运转是否规范为例，有学者就提出在政党运行过程中政党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运行占据重要地位，因为政党代表大会制度是观察国外政党内部运作或政党内务乃至国外政党政治运作等问题的一个重要窗口[43]。笔者研究相关文献发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党体系都实行代表大会制度。这些国家政党体系内的代表大会在制度设计和层级运行上既存在诸多共性，也表现出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政党发展差异性。我们可以通过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景气指数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党代表大会的发展比较，评价其政党体系的内部运作与政党政治规律，进而为世界政党展开对话合作与交流互鉴奠定基础。至于坦桑尼亚、加蓬、海地等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政党体系，由于强人政治的长期存在，政治体制存在缺陷，导致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并且这些政党自身建设堪忧。这些国家可以参考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各单项指标评估结果，有针对性地完善政治体制和政党体系，吸收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引导政党进入规范的发展轨道。

3.1.3 指示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指数还具有“指示”和“警示”的功能。因为很多指数是根据历史数据计算而来，历史纵贯数据的波动变化隐含着事物发展的趋势，比如股票指数、气象指数、基尼系数等。这些指数能够快速、准确和客观地反映出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实时动态，进而为我们的行动和决策提供“指示器”或“晴雨表”。在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标体系中，有一项政党体系内党派分歧程度的指标，该指标是借鉴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党派分歧指数来指示政党发展环境。政党体系内党派分歧指标根据各国主流报纸和各大洲主要媒体上出现该国政党体系内部不同意见的频率，判断政党体系内部分离程度，该指标分值越高，越不利于该国政党体系的包容性发展，各国政府应予以重视。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与民主党围绕移民、医改、贸易等债务议题讨论分歧越来越大。自2018年12月22日开始的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最长“停摆”，同样是由于美国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人在修建边境隔离墙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各方未能就拨款法案达成一致意见[44]。

3.1.4 预测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

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是一组关于世界政党政治三个维度的聚合数据，利用该指数数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世界政党未来总体发展趋势。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的指标体系对于不同层次的国家政党体系建设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首先，以印度、希腊和埃及等国家为代表的政党体系发展前景较差。印度国大党是一个历史悠久、长期执政的政党，但它在执政过程中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与严重腐败现象一直存在。从英国移植过来的民主制度，在这个种姓制度盛行的国家出现严重“水土不服”，进而导致政党在国家治理领域也排名靠后。埃及经过“茉莉花革命”之后，国内局势一片混乱，传统的政党体系被破坏，带有宗教色彩的穆斯林兄弟会崛起并对政治施加不良影响[45]6。事实上，2013年埃及发生的政治事件表明，军队的政治倾向性对政党至关重要[46]。其次，西方的传统政党正处于衰落当中。现在的很多新型政党，其社会基础比较窄，政治诉求也比较分化，很容易表现出极端性。它不是为了追求某种宏大理念，而是为了反对某些具体事情——比如移民和税收的政策[47]。以德国、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政党体系，近些年来由于民粹主义的冲击，政党竞争的政治体制弊端日益凸显，政党的国家治理功能也日益衰落。2018年11月英国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英国内部围绕这一协议出现了新的政治僵局和政治博弈：该协议在英国议会批准过程中面临巨大阻力，挪威模式、二次公投、无协议“脱欧”等可能性依然存在[48]。以中国为代表的政党体系在世界政治舞台具有良好的前景和较高评价，这得益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卓越的治理成效和与时俱进地加强自身建设，“优良而稳定的政府需要有效的政党”[49]336。

3.2 世界政党政治趋势研判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世界政党发展趋势研究一直是政党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热点之一。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作为比较政治学和政党政治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在这种研究趋势下形成的。但在进行宏观分析和长期预测时会面临困扰大多数预测者(预测模型)的“维数魔咒”和应对许多时间序列中存在的不确定性[50]。在实践操作中，我们发现世界政党政治趋势的研判亦面临一些影响因素。

3.2.1 政治经济领域的相关数据难以全面挖掘

当前，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专业的民意调查数据、经济领域的统计数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库都有助于我们广泛获取世界政党领域的信息资料。但全面获取世界政党发展所有指标的客观数据，其信息采集的工作量依然艰巨，并且其中也会存在诸多信息干扰，历时性和共时性指标的数据形式、定量与定性的数据结构也各不相同。即便获取了所需数据，如果不进行有效分析和处理，也难以从这些相对客观的数据中准确把握其表达出来的信息。因而笔者尽量从一国范围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中选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指标来评估该国政党体系的现状和前景。

3.2.2 世界政党的评估模型难以保持较好的稳健性

历史的发展阶段不同，世界政党与相关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也会存在差异，不同指标之间的因变量与自变量相关度也可能发生变化。例如，在西方政党发展过程中，政党经费对政党的政治自主性和政策偏好影响显著，并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政党的组织形态[51]。并且由国家资助的政党有更高的机会在国内成立和生存[52]。在政党与社会群体的互动关系上，传统马克思主义视角认为政党是已成型的社会群体的表达和反映，新马克思主义视角则提出“社会群体”是被政党的政治行动塑造成型的[53]。因此相应的评估模型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进行调整。

3.2.3 同一政治概念的不同指标数据特征存在差异

在不同的数据库中，一个政党政治概念通常由若干种不同形式的指标数据加以表达和刻画，而不同的概念和数据其所蕴含的有效信息往往大相径庭。以治理为例，不同学者基于对国家作用的不同理解，就将其分为“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两种不同的理论主张，导致治理在概念和论证逻辑上具有模糊性[54]。此外，社会科学研究有时需要对概念进行操作化[55]。这种操作化尝试有两条路径：一种是直接从理论演绎出发，深入辨析涵盖性较强的指涉概念;另一种是根据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感知与评判来对理论概念重新定义。只有这两条路径贯通契合，研究才具有完整性，才能避免理论概括与微观阐释的偏颇[56]。

3.2.4 世界政党政治发展预期与数据判别的艰难和指标的情境性难题

因为世界政党运行具有内在机理和规律性，全球因素与地区因素并存[57]。这样会导致相关指标在客观性和对我们自身的适用性上存在一定问题。政治体系与一切被纳入集体选择、政治行动之中的实体、规范和结构都有很强的关联性。政治体系与其外部情境的边界总是变动不居[58]。例如，一些政党体系治理的指标数据会受到综合的因素影响，从较长的时间来看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但是一旦发生短期的波动就会改变政党政治和国家治理的走势，而且还会引起该国公众心理预期变化。又如，指标之外的因素同样会改变世界政党政治发展预期。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加剧选举政治的不确定性，深刻牵动各国政治生态演变[59]1。因而，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评估不能陷入唯数据论和唯经验论等误区内，要把研究与客观事实联系起来，从而得出相对准确的判断。

4 新型政党制度在世界政党政治发展中的优势和贡献

世界政党政治的趋势研判既要放眼世界，客观科学地衡量世界各国政党体系的发展现状和前景;又要立足于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从实际出发丰富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的理论和实践内涵，比较研究新型政党制度在世界政党政治发展中的优势和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60]。它扎根于中国大地，具有真实性、广泛性、持久性，代表和实现了中华民族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61]。进而言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世界各国政党作用日益显著的今天，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和世界意义。

4.1 政党政治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交媒体化的深入发展，政党在各国乃至全球的政治舞台上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诚如谢茨施耐德(E.E.Schattschneider)所说：“毫无疑问，政党的兴起是现代政府的显著标志之一……政党并不是现代政府的附属物，它们处于现代政府的中心，并扮演着决定性和创造性的角色。”[62]44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由英国最早的资产阶级政党开始，世界上出现过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政党。随着代议民主制的兴起，西方学者逐步接受了政党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的观念，认识到政党是议会制发展和选举权扩大的结果，是议会精英政治和大众选举政治结合的产物。它们在回应民众期望和履行代议制民主下的过程中历久弥新。即使是在一些国家政党正在逐渐失去民众的支持与包容，但是在当今社会，仍然没有哪一个组织能够取代政党在国家民主选举和公共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从横向视角来看，当代世界除去极少数君主国、政教合一国家或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的岛国外，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政党。可以说，政党政治已经成为现代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政治现象，它甚至影响并决定着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对外关系的大致走向。譬如在先锋党创建的新型国家中，先锋党不是西方政党理论中所言的既存国家制度“整体的部分”，而是新型国家制度的“头脑”(先锋)。若少了“头脑”，国家不仅失去方向和动能，而且政体性质、制度逻辑和组织价值都将发生颠覆性翻转，所谓新型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63]。与此同时，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区域化、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跨国性的政党组织在国家舞台上愈加活跃。各国政党的国际交往增多，政党政治的影响已跨越一国范围而成为全球政治的组成部分，同时政治目标接近的政党根据协商确定的宗旨组成了全球性、地区性的跨国政党组织联盟[64]。如2017年5月24 至25日，北约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期间，国际会议表示：“布鲁塞尔峰会旨在实现核武器的现代化并建立新的军事基地，这符合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 的战略目标，有利于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国际会议的欧洲成员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行动和示威游行，谴责北约的好战主义、军国主义和反人民立场[65]。可以说，这些跨国性的政党组织在某些领域能够对政府施加一定的影响力。至于政党政治发展国际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际舞台为推进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多党竞争”或“一党独大”等旧式政党制度相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无论是从历史、现实还是未来前景来说都具有制度优势，保障了民主的真实性、治理的有效性和决策的科学性。

4.2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绩效和差距比较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世界政党政治的重要成果。近年来，“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趋势……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之治’。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以合作和协商代替了西方政党间的彼此攻讦，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智慧，并在实践中日益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殊优势和强大生命力”[66]。本文在此着重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绩效和成就，同时指明当前存在的差距，从而使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设更加科学规范，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情境之维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断在治国理政中加强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密切党群联系、保持廉洁自律等举措，以良好的政党形象拉近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所以能在近百年的实践中迈过曲折、跨越险滩，并在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征程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就是因为这一制度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作为坚实的理论之基，这一制度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67]。根据“全球治理指数2017年报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国理政在机制上全球排名前十，在治理绩效上位居全球第一、在决策话语上排名第四、在治理责任上排世界第五。与此相反，非洲以及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长期存在强人政治，领导人所在的政党由于一党独大而忽视自身建设，一步步走向腐化。

从结构之维来看，新型政党制度最鲜明的制度特征就是“领导”与“合作”。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政党是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中国在对外党际交流，推进政党外交时同样秉持这种关系。而西方一些政党在竞争性的政党政治框架下，执政党与反对党、在朝党与在野党之间是相互对立、相互攻讦、相互竞争的关系。中国政党制度的“领导”与“合作”和西方政党制度的“多元”与“竞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68]。与西方政党关系相比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创立了一种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民主政治实现形式[69]。这种民主政治形式孕育了和谐的党群关系，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使中国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奇迹：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5%;以美元计算，中国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4.5%[70]。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

从动态之维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阶段屡次试错后的历史抉择的结果。新型政党制度既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天下为公”“兼容并包”思想以及“和合文化”等;又顺应全球化趋势，善于在历史关节点发展自己。苏共作为前苏联执政党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突然垮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共领导人对当时形势产生误判而进行错误的改革，使得党内出现了信仰危机致使全党在思想上混乱和组织上涣散。中国共产党不仅立足于国内，巩固好社会基础，还将视野拓展到国际社会当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当然，与西方国家或者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党制度相比，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也存在一定差距。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西方国家无论实行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关于政党与政府、政党与社会乃至政党之间的关系界定和运行规范都有一整套完善的法律与制度体系设定。中国侧重于执政党的法律法规建设，《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的出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参政党在政治运行和参政机制上的建设需要完善。尽管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治理的决策、监督和管理过程中具有稳定的平台，然而参政党在基层活动中缺乏明确的运行规范和完善的联动合作机制。另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还有待加强，我们要在批判西方强势话语霸权的同时发出中国在世界政党领域的声音。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和西方国家轮流执政的政党体系因各自政治实践和政治文化而不同产生本质差异，但两种政党体系都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成果。我们应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研究和成果推广，在一种中西对比的视角下宣扬中国智慧和中国话语，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