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媒介批评的实践起源于何时？自媒介批评概念引入我国开始，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从媒介批评实践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出发，指出探媒介批评实践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进程，再根据批评对象的不同形态，梳理媒介批评的发生、发展。

关键词：媒介批评实践;起源

自20世纪90年代，“媒介批评”概念引入我国开始，针对我国媒介批评实践的“起源”问题，学者们一直有争论，分歧主要在于，学者们对于我国媒介批评实践起源的时期、地域以及代表性事件观点不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界没有统一媒介批评实践起源的标准和范围。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实践的逻辑和历史起点。

“逻辑起点”是一个理论范畴，往往通过起始概念的界定来呈现。[1]它可以揭示出事物本质的、最初的东西。“历史起点”，即事物或现象在历史中出现的起点。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相统一，可以揭示出媒介批评实践的起源。

一、我国媒介批评实践的“逻辑起点”

媒介批评，是宾语前置结构，媒介是被批评的对象。代表性的概念有两类：第一，媒介批评是对新闻媒介的批评。刘建明教授认为媒介批评“以解读新闻作为范畴支点”。王君超认为“媒介批评的本质其实是对批评对象进行价值评判，在这过程中，需要对新闻媒介系统的各个方面和各种要素进行批评”。尽管有学者认为媒介批评对象所指宽泛，但也认同，媒介批评的主要对象，“还是以新闻及其媒介为主”。[2]

这样说来，媒介批评就和新闻媒介、新闻作品等新闻传播活动密不可分，这意味着——新闻传播活动的诞生，直接催生了媒介批评实践，新闻传播活动的萌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媒介批评的实践;近代报刊的兴起，标志我国现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崛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媒介批评实践，也由此开始发端。

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将“媒介批评”界定成对“新闻媒介”的批评，是从一种静态思维去理解，作为载体的、不断更新物质表现形式的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中介的媒介活动，都应当是批评的对象。从这个视角理解，媒介批评与“媒介”同时诞生，这里的“媒介”，可追溯至远古时代的手势、口语、狼烟等传播媒介，并不特指新闻传播媒介。

二、我国媒介批评实践的“历史起点”

与人类社会媒介发展相同，媒介批评的历史发展也同样经历了“口头批评”到“文字批评”。由于实践的不断发展成熟，媒介批评实践还会经历“自发”到“自觉”，再到“系统化、理论化”的发展阶段。[3]

根据上述第一类观点，有学者认为，南宋高宗时期，《海陵集》中《论禁小报》一文，是最早有据可考的媒介批评文本;[4]但有学者提出，唐代孙樵在《经纬集》中对于《开元杂报》真实性的肯定和对其“不立首末”的形式所做的说明，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媒介批评文本。[5]

这是令人质疑的，因为邸报早于《开元杂报》出现，但邸报是否是最早的新闻传播媒介呢？对此，学术界依然持质疑态度。

根据第二类观点，去推断媒介批评实践的历史起点，能作为现实依据的，便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例如，有学者指出，《淮南子·道应训》记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舉重劝力之歌也。”《吕氏春秋·淫辞》表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舆言虐乎，后亦应之，此其于举大木者善矣。”[6]这是最原始的媒介批评实践。[2]

可见，我国媒介批评话语实践的起源，难以从具体的文本、时间和标志性事件去判定。同媒介发展一样，媒介批评实践也经历了孕育、萌芽和职业自觉的历史阶段，应当说，媒介批评实践的历史起点，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三、我国媒介批评实践的发生与发展

了解媒介批评实践的历史起源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历程，我们就可以按照媒介形态，比如口头批评（包括口语、电视、广播和网络上的口头形式）和文本批评（报纸、杂志、日记、丛书及网络中的文字形式等），有针对性地去分门别类，具体探索我国媒介批评实践的发生与发展。

（一）文本批评

媒介批评实践文本的发端，出现于早期的古代书籍和官府公文中。有学者认为，孔子时代，媒介批评思维已相当完备，孔子对《周易》书籍的批评，就是一种文学性的媒介批评。到先秦时代，媒介批评思维已系统化。[2]

维新变法前后，近代报刊出现，这是我国现代意义上大众传播媒介的发端。在这段时期，报刊的重要性还不能被大众普遍接受和关注，于是，一大批想要救亡图存、变法图强、主张开启民智的知识分子，开始积极宣扬办报的“好处”，如，王韬于 1878 年 2 月 19 日在《申报》上发表论说《论各省会城应设新报馆》。[6]

除了正面肯定办报，近代知识分子们还指出，办报应该宣传正义，破除民众心中对报人“低下猥琐、话不可信”的刻板印象。此外，他们还对报人提出寄望、对有违伦理道德的办报行为提出批评，并指出要坚决抵制报道谣言。这些批评意见，为我国媒介批评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形成了现代媒介批评的舆论环境，是我国现代媒介批评实践的发端。

辛亥革命前后，民众也加入报纸读者的队伍中，但清政府和袁世凯集团，为了控制舆论，先后对出版界进行收买、贿赂、打压，此外，还颁布《暂行报律》《报纸条例》和《出版法》等规定，对出版物进行检查，企图通过控制来钳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

为了维护言论、新闻自由，批评者对于这种违背新闻自由的行为进行了激烈的抗议。1909年8月至10月，《大公报》在其“闲评”和“言论”专栏中发表了《哀哉今日之报界》《聋哑报馆》等多篇文章，批评清政府钳制言论自由;《申报》也发表了《报律论述》等多篇文章，批评南京临时政府《暂行报律》控制言论自由，批评媒介体制，呼吁“新闻自由的主张”;此外，为了抵制清政府和袁世凯政府的暴行，报人们还主张报纸监督国事的政治功能。

少数批评者开始思考报刊与社会的关系，例如《论日报与社会之关系》[7]文章，论述清晰，逻辑严密，具有一定的思辨性。这类文字开始摒弃早期文学批评式的批评言说，从专业视角去批评媒介，这说明，我国系统、学理性的媒介批评实践开始出现。

伴随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网络媒介批评的实践也相应展开。例如，搜狐博客开设了传媒频道，并在其社区增设“媒体论坛”版块，中华传媒网开设“传媒观点”频道;也出现了“网络批评”专栏或专网，例如，2007年3月30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人民网共建的“媒介批评网”，这是国内第一个综合性媒介批评专业站点;网民们也开始积极、自发参与到网络媒介批评活动中来。这些批评之声，开启了我国网络媒介批评的实践。

（二）口头批评

“口头批评”的发端，有据可考的，是关于电视、广播为主的口头批评形式。

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是我国电视批评实践的发端，这段时间的电视批评还未实现完整的理论体系，稍显稚嫩，主要表现形式，包括观众来信、电视台播前播后会、电视评论员等。如，1958年，“北京电视台”开播，我国电视事业正式起步。一开始，北京电视台就会进行播前、播后会议，以电视媒介作为批评对象，对电视节目进行分析、探讨和批评，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良好的传统。这一时期，口头批评不仅有业务上的实践和内部反思，也有学术界专家学者们的理论思考。

20世纪90年代，我国广播事业出现了一系列媒介伦理问题，比如欺诈性、虚假医疗广告、主持人职业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缺失、节目不规范运行、广播节目娱乐低俗化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广播节目中会开展自我批评，这是我国广播媒介批评实践的发端。

参考文献：

[1]吴鸿雅.朱载堉新法密率的科学抽象和逻辑证明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10）：102-105.

[2]郝雨.中国媒介批评学[M].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

[3]胡丹.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媒介批评研究[D].暨南大学，2012.

[4]曾娅妮.媒介批评：理论与例证[M].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9）：47.

[5]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6）：63.

[6]王韬.论各省会城应设新报馆[N].申报，1878-2-19.

[7]无名.论日报与社会之关系[J].东方杂志，1904（1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