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下 抢 人

调研发现，新型建材生产方面，当时全国仅有四家企业，分别位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浙江，清一色的国营企业。在市场方面，上海规定要凭票购买建材产品，浙江全省每年按照计划分到的建材只能造不到一万平方米的大楼，根本满足不了民众日趋庞大的需求。

很快，我从厂里挑出老家是南方山城而且愿意短时间回故乡工作的技术骨干。

得到这个信息后，吴一荣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向乡里分管乡镇企业的经济委员会主任进行了汇报，得到乡里支持后，他们又马不停蹄一起找到县委书记，进行了详细汇报。县委书记当即表示支持。在当时，之所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除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解决群众就业问题。

县委书记拍着吴一荣肩膀说：“这个项目很好！一是投资不大，二是朝阳产业，三是劳动密集型。”

在谈这个项目前，我曾到该县档案馆查阅当地县志，了解到乡（村）镇工业的情况：

1958年大办工业时，全县有社办企业二百零七家，职工一万五千多人。次年经调整，绝大部分“下马”，仅保留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铁木竹、农产品加工及砖瓦、石灰等工厂六十六家，职工三千八百四十八人。

1968年后，为安排大批城镇知识青年下乡，推行“厂社挂钩”，社镇工业数量开始回升。1975年增至一百三十家，职工五千零一十九人，年产值一千二百九十四万元。此后，在国家低息低税政策扶持下，社镇工业进一步发展。

1978年，增加到一百五十五家，职工八千二百四十二人，年产值二千四百六十六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