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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重释与“五四”新文学观的建立*

2019-09-23王小惠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5期

王 小 惠

“五四”学人(1)对于“五四”的时间划分,学界历来有如下5种分法:(1)1919年的“五四”,以蔡元培的《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为代表;(2)1919年截至“民国十年止”的“五四”,以周作人的《五四运动之功过》为代表;(3)“从火烧赵家楼的前二年或三年起算到后二年或三年为止”,以茅盾的《“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为代表;(4)“民国六七年的五四运动”,以张奚若的《国民人格之培养》为代表;(5)“1915年到1920年”的“五四”,以胡绳的《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代表。本文采用的是第三种观点,将“五四”的时间划分为从1917年到1922年。而“五四”学人是指在1917年至1922年显露于学坛者。这些“五四”学人在“五四”及其之后对《诗经》的论述,延续着建立新文学观的思路。同时受“五四”学人影响的闻一多、俞平伯等也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激烈“反孔”,讽刺“尊孔”是“尊屁”(2)钱玄同:《今之所谓“评剧家”》,《钱玄同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6页。,视孔学著作为“粪谱”(3)钱玄同:《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79页。。但他们却对《诗经》非常地喜爱,欣赏它的“挚情之真叙”,称赞它是中国白话文学的源头。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是“五四”学人对《诗经》的重释,更是借用中国本土资源以建立新文学观的尝试。中国传统文学强调“文以载道”,以文言文为文学的正宗,“五四”新文学则反其道而行之。

一 、新文学观的形成:从“载道”到“主情”

“六经”确立的道德伦理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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