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慧丽 沈玉文

摘 要：由于多元文化的深入影响，中国人传统的依存自我观逐渐受到质疑。以契约性、流动性和个体化为特点的社会转型过程滋养着自我转变的温床，致使出现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三重建构，即以能力等特质为特征的独立自我、以具体化他人为内涵的关系自我以及以概化他人为标志的集体自我，成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我新常态。

关键词：三重建构;传统自我;新时代;自我新常态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8-0078-04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用“是否是自己人”来表达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亲疏远近，“自己人”的自我边界模式代表了传统中国人自我观，这种模式是以自动化的方式加工处理，不需要消耗认知能量。区分自己和他人的分类方式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分类，影响到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体验，受到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等社会学科的普遍重视[1]。在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社会文化转型已经成为不证自明的事实，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功能正在逐渐分化，中国进入了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相伴随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会出现新的特征，这些变化以不同的形式在所有中国人身上烙下独特印迹[2]。那么，当代中国人的自我到底包含着哪些成分，自我与“他人”有怎样的关系等问题需要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积极探索。因此，本文通过探讨中西方传统自我以及新时代语境下中国人自我的历史变迁，深刻剖析和建构新时代的自我新常态。

一、传统中国自我观：与西方传统自我观差异的比较

中国传统哲学从来没有抽象和孤立地探讨自我的问题。儒道释等流派关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超越了自我的范围，达到了无我的境界。类似这种不言自我却引领自我的思想是传统文化的普遍状态。直到20世纪中期，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开始试图澄清中国人的传统自我，费孝通、杨国枢、许光和何友辉等人都为探索中国人的传统自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研究的共性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我不是一個个独立的个体，察觉不到自己的独特性、目标、需求和意愿等，其表现为互依自我。这种自我首先表现为自我与非自我的界限不清，认为自我是依附社会的，在社会交往中生命才能完整;其次自我和他人是一体的，自我与他人的边界不清，此时的他人是具有交往性关系的他人，本研究将之称为“具体化他人”，个人只有透过与具体化他人发生关系，在共存中才能成就自我，形成在与他人关系中的自我，这种自我中包括具体化他人，如妻子、孩子、父亲、朋友等，也就说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生活中影响着我们的具体他人。

传统自我由于包容了具体化他人，自我表征中我和我们便浑然一体，我们概念的形成也必然通过关系的机制实现。自我可以通过先赋性关系和交往性关系将他人纳入自我表征中，并进而形成“我们”“自己人”的群体意识，那么其他人则成为外人，外人同样可以通过这两种关系途径变成自己人。自己人的边界伸缩性较大，根据自我表征中包容关系他人的多少而变化边界的范围，在这个伸缩性的过程中，小我升华为大我，大我的“群”表现为与包含进自我表征的具体化他人互为“自己人”后形成社会关系网，此时以我为中心的“自己人”组成的群体与外人群体相对边界清晰，自我对包含进“自己人”范围内的具体化他人负有道德性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自己人和外人的群体类别本质仍是关系化的结果，通过关系化的整个过程，自我将包容他人形成了群体的心理表征。因此，你我不分、公私不分也成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状态和生活理念。

相比较于中国传统强调互依的文化，西方的文化非常崇尚个体自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这种倾向促使人们形成独立的自我观，即人们倾向于以自己的特性来认识自我，而所谓的特性一般是指个体的人格特质、能力、技能、兴趣、态度、意见、目标和经历等，这些特质成为自己和他人对于自己主观体验的主要来源。自我表征的内容是个体能够感知到自己的那些独立于关系他人的特性，即使是父母、妻子、儿子和朋友等重要他人也较少在自我表征中出现，自我边界清晰，其统称为独立自我。当他人以一种“一般化他人”或者“概化他人”的方式在自我中呈现时，并且承诺和责任水平较高，则形成了群体身份的概念，也即是团体格局的形成机制。

二、新时代的必经之路：社会转型对自我的影响

新时代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何谓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认为是前后两种不同秩序化的世界之间的鸿沟，或者将社会世界的某个旧有的方面进行解构，然后将其重构为与此相应新世界秩序之间的过渡时间和空间[3]。特纳将这个鸿沟或者过渡的时空称为“中介态”情境，认为这个中介态容易激发个体的焦虑，促使人们被迫选择，要么抛弃旧有世界把握新秩序化的社会世界，从而确立一个可以替代性的新世界，要么绝望地抱守旧世界与新世界抗衡。人类作为社会性和时间性的存在，始终受到社会变迁力量的影响，因为社会秩序支撑着我们的性情倾向，旧有社会某些方面的瓦解会导致自我中某个方面内容的丧失，从而不得不重新塑造新的方式完善自我。实用主义则从习惯的角度解释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对自我改变的影响。实用主义认为习惯作为一种稳定的相互关联的性情倾向，形成了自我的一些基本要素，在特定的情境中引导我们以特定的方式行事，从而影响着人们对自我的感知。而习惯始终是在某种社会背景下获得的，承载着获得时所处的社会关系和历史关系的印迹。想要改变一个人的性情习惯，首先必须改变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然后才有希望改变它的习惯和自我。

作为新时代的必经之路，中国的社会转型已经改变了中国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语境及种种基本的社会力量，并深刻影响身处其中的每个行动者[4]。1992到2001十年间，中国人的群体人格特征正在随着社会发展而显现出相应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人格更为多元化、个性相对张扬、人际关系的束缚在减弱等[5]。以下从契约性、个体化和流动性三个方面阐述社会转型对自我转向影响的模式。

（一）契约性与自我

中国社会经历了从传统社会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先赋性社会，到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行政性社会，再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契约性社会的历史性变革[6]。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和丰富，契约性关系在经济活动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中逐渐取代了曾经占据主导位置的人情关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逐渐影响着个体自我观的改变。个体通过契约纽带建立人际交往的关系，意味着交往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得到具体的界定和规定，从无限变为有限，这种规范引导着交往主体的行为方式。契约性关系要求交往主体之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他人是作为一般化他人存在，不需要具有特殊的身份规定性，摆脱血缘和地缘人伦纽带，彼此之间以工具性价值进行交往。在这种关系发生的前提是作为独立个体显示出主体需要，结果则是主体的权限界定清晰，结果与前提在关系中不断相互影响，因此人作为独立的个体逐渐从关系含混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中剥离出来。

（二）个体化与自我

随着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现代社会也在经历与发达国家相似而有自己特点的个体化历程[7]。个体逐渐从传统文化控制中脱嵌，在“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道路中[8]，心理的变化逐渐显现。传统的家庭观、成年标志、人际交往模式和制度束缚等发生了较为深刻的转变。传统的家庭取向观开始瓦解，个体不再作为延续家庭和家族的使命而存活，而家庭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为个人需要服务，如夫妻等亲密关系不再是规定的，转变成一种选择关系，需要人们尽心尽力地经营它;个体对成年标志认同度最高的有个人的担责、管理、决策和独立等，这些特质均聚焦在个体自我方面[9];传统的维系人际交往形成“我们”和“自己人”概念的情感性纽带越来越松弛，人与人交往排除了时空限制，普遍存在陌生化倾向，“朋友”也呈现出离散性状态，工具性交往方式因而成为生活中主要的人际交往模式;传统的制度、阶级和社区村落的束缚越来越弱，通过教育、培训和劳动力市场等途径，个体能够相对选择自己想要成为的群体成员并同时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全部风险。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发现自我并进一步提升自我，通过自身的知识、技能和辛苦劳动改变先赋规定性的命运，追求个人的幸福感。因此，与传统自我的依附性特质相反，个人逐渐成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不依赖他人做选择，自主规划自己生活的具有相对独立人格的个体自我。

（三）流动性与自我

社会转型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流动性，毫不夸张地讲，流动正在改变中国。中国社会流动的三大趋势为社会精英单一化向多样化的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以及人员从体制内向体制外流动，这三大流动趋势正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精英结构，改变着社会结构与人口的空间分布[6]，也改变了个体与他人、团体以及国家制度之间的社会结构关系，使得个体的脱嵌以及新的自我身份认同成为可能[7]。

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人口工作和居住地的流动性，人们不再居住在生他养他的地方，朋友网络也随着流动而变化。长期处在稳定环境中的人们，其人际交往的社会网络呈现纵向深度化的特征，即人际关系网络可能相对较小，但是基于责任的交往促使自我中包含着关系中他人或集体，则容易促使个体通过角色或者身份来定义自己;而经常流动的人们，其人际交往的社会网络呈现横向扁平化的特征，即网络节点的数量可能较多，但是基于无责任的交往导致人们更强调个体的独立性，更可能使用相对稳定的个体我特质来定义自己，比如吃苦耐劳、技术好等。Kashima等发现居住在大都市的人们（假设这些人的流动性相对更高）认为他们的个体我比生活在同时代的小城市人们（假设这些人的流动性相对更低）个体我要重要[10]。大批青年逃离北上广后又逃回的现状从侧面印证了研究的正确性，大都市的人们更加强调个体的能力和自主，相对较少受到人情和面子等传统关系的束缚。流动性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人们越来越有机会脱离先赋性以情感性关系为交往原则的血缘亲缘社会，更多运用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进行社会互动。个体更可能运用各种资源，获取其个人目标。

总之，中国社会变迁和转型历程滋养着自我转向的温床，中国人的传统自我在快速压缩性的社会发展中转变，致使新时代自我的三重建构新常态成为可能。

三、新时代中国人自我新常态：自我的三重建构

经历社会转型进入新时代，社会结构的影响逐渐跨越到个体的主观建构上，传统社会取向自我模式受到契约性、个体化和流动性的影响，逐渐向个体自我模式轉变。我们生活在巨变的时代里，也生活在文化的传统中，现代中国人同时具有了个体取向自我和社会取向的双重自我，陆洛称之为双文化自我或者折中自我[11]。折中自我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方面具有较大的弹性，在重视自己与他人区别性、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所想所需的同时，也会积极关注自我与他人的联系性、担当起在社会关系网中的责任和义务等。不管是社会取向还是个体取向，都只是为研究中国人的社会和心理行为提供了较好的概念框架[12]。那么，社会取向自我是否能够准确表达传统中国人的自我观？折中自我是否能够代表新时代中国人的自我观？经历社会转型的新时代，与折中自我提出的台湾现代社会环境差异较大，因此当代中国人的自我观并不能简单使用折中自我进行分析，而是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

（一）独立自我的共识

传统关系自我中自我与他人的混沌关系源自主客一体的传统哲学理念，黑格尔用“潜在的人”来表述这种主客不分的状态，认为只有区分出主与客，才算是脱离原始真正成为人[13]。传统中国人的自我湮没在关系他人之中，从关系自我转换到具有自我意识和自主感的独立自我需要一个现代化的文化不断浸染的过程。改革开放的社会结构转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矛盾给自我意识觉醒提供了舞台，当个人的尊严和幸福感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时，独立自我似乎已然成形。个人尊严的核心内容是个体在与他人互动时要求受到尊重，同时也决定了必须尊重他人，即尊重个体的自我，是关于个体作为独立个人的相对自由意志和自主性。而个人的幸福感则是独立自主的自我情感体验，表达了对独立自我的成全和重视。经过40多年市场经济的推进，在某种意义上独立自我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自我的一部分。个体的自我表征从关系他人中解放出来，在意义上预示着个体在心理和行为方面会相对较少受到关系他人的束缚，而能力、技术、经历等个体特有的特质成为自我彰显的品牌。

（二）互依自我的新内涵：关系自我

经过现代化洗礼的传统自我还会保持原有的儒家文化下的传统互依自我的特质吗？折中自我似乎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而是笼统地将传统的互依自我与西方的独立自我建构到现代人的自我中。传统互依自我从关系的本质上是将具体他人包含进自我边界内，具体他人成为认识自我的重要部分。具体他人来源于亲缘、血缘和地缘等先赋特质直接关系，是一种被动包含关系，以差序格局的交往原则形成本质是关系的一体感，而对于不在关系表征范围内的他人统一认定为外人甚至不是人。

现代中国社会大部分人生活在政治相对宽松、等级结构相对不严谨的多元文化环境中，自我边界中包含他人出现了新的特征。在关系自我表征的内容方面，具体他人的来源范围不仅仅来自个体社会支持系统，也扩大为非支持系统而自愿纳入自我表征中的具体他人。在关系自我表征的特性方面，首先表现为主动性，由于独立自我从他人中分化后，个体便具有了主体的特质，个体的积极能动性自动地表现出来，个体会有选择性地将具体他人纳入自我边界。其次表现为间接性，没有任何接触的具体他人也可能成为在自我表征中出现，如偶像崇拜。第三表现为退缩性，传统关系自我作为自我的核心和关键内容在庞大的生人社会群中逐渐退缩到相对较小的位置，但个体依然会与这些具体他人产生互依的状态。最后表现为平等性，具体他人与个体自我在表征中可能抛却了尊亲的原则，以相对平等的姿态出现，如较之权威型的父子关系来说，现代社会中朋友型的父子关系更受到广泛的认可，也更能与孩子沟通交流顺畅并产生影响。

（三）互依自我的变异：集体自我

在居住稳定、资讯匮乏和等级结构严谨的传统社会中，传统自我从本质上来讲是不存在概化他人的集体自我。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个人所生活的社会世界可能会分化出不同的社会系统，个人掌握的社会资源趋于多元化，不自觉地置身于概化他人在场的集体自我限定中。人们经常会代表其所属的群体与代表其他群体的他人进行交往，代表他群的他人不是一种具体化他人，并不与个体产生具体的“自我和他人”关系化的互动，而是以一种抽象他人或者概化他人呈现，这种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界定是通过类别化的方式获得。新时代的多元文化通常会产生复杂的社会群体身份[4]，共享同一群体身份的个体，彼此之间具有可以共享经验和历史，当不平等、公平等具有争斗性的议题成为历史累计的外在表达，群体身份则带有了现实的或者潜在的政治属性。

新时代语境下形成群体身份概念中并不必然带有关系的性质，而是可以包含注重内群体的共通性和外群体的差别性特质，即类别化的性质。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差别之一是群体形成过程中的关系化还是类别化的问题，从目前来看，中国社会以类别化为基础的团体格局已经悄然出现，尤其在80后和90后一代中更为明显，它已然成为一种新的自我扩展模式。他人作为一种概化他人的群体身份内化为我们概念中一部分，通过类属范畴将群体划归为自我概念中。关系化和类别化的两种不同机制相互缠绕，共同形成自我中社会群体身份表征，如个人可以通过职业类属的规范将其定位为教师，也可以在与学生课上课下的互动关系中建构自我的教师身份。

从另外角度来看，个人始终是社会结构中的弱者，弱者的自我在无形中会或多或少地体验到羞耻感，并将其泛化或者绝对化，这充分体现了在社会宏大的叙事中自我本体的不安全，害怕社会不接受真实的个体我，从而造成适应性的压力，继而将自我扩展为群体的范畴。从临床角度来讲，这本身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思维，但是当自我以群体身份去表达时，不管是好是坏，才有了更多可以抛却个体自我问题痛楚的机会。

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条件下，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三重性成为一种表达中国人自我的新常态。三者共同存在同一个体内部看似是矛盾的、对立不可调和的，实则是人格健康、适应、全面发展的必须。多元化的社会语境要求个体呈现出相应的自我模式，则会表现出较好的适应和较少的压力[14]。比如在现代化注重效益的工作场合，要求个体表现更多能力、技术等与独立我相关的特质;在家中或者朋友聚会需要个体展现其传统的关系我特质，如为他人着想等;而在国家受到危难时需要以中国人的集体自我挺身而出等。自我的多元发展是与社会多元文化相一致的，复杂自我相对于单一自我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的社会。只要个体在体验上感知到自我的统一性和意义感，在功能上达到效果，自我越复杂则获益越多，能有效处理问题的同时又能获得和谐的人际关系。当个体遭遇到转折或者挫折的社会情境时，三重自我作为解决冲突并试图更好适应社会的动力过程。

在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渐一致的世界中，便捷的沟通和交流促使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影响，注定经受社会文化雕刻的个体在自我认知方面逐渐趋于一致，三重自我可能将成为未来一个整体世界中的元自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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