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璇

摘 要：李朝时期，朝鲜文人在阅读中国通俗小说及本国汉文小说后，常以序跋形式抒发其阅读感受，它们便成为集中展示朝鲜文人通俗小说观念的重要材料。朝鲜文人最初对中国通俗小说的认识，在中国通俗小说观念与本国儒学观念的双重影响下，呈现出颇为矛盾的面貌。李朝中期，朝鲜读者逐渐形成以道德劝诫价值、社会实际作用为评价标准的小说观念，并开始探讨小说类别、虚构性质等问题。发展至李朝后期，朝鲜文人的小说观念进一步成熟，逐渐摒弃了仅以道德训诫作为通俗小说唯一评价标准的旧有观念，开始对通俗小说的创作目的、文体特质等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在此过程中，朝鲜文人逐渐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重视通俗小说的创作与批评，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通俗小说观念。

关键词：李朝文人;通俗小说;汉文小说;朝鲜;序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9）4-0099-07

朝鲜李朝（1392-1910年）与中国明、清两朝几乎同时，李朝太祖李成桂称王时便与明朝建立了宗藩关系，入清后李朝继续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在此过程中，两国一直保持着往来聘使的关系，自16世纪开始，中国的通俗小说也借由贸易、出使等交往活动流传至朝鲜半岛。受到中国通俗小说影响，许多朝鲜文人也开始模仿中国通俗小说写作同类作品，学术界一般将此种创作形式称为汉文小说。朝鲜文人在阅读中国通俗小说、本国汉文小说后，常以序跋形式抒发其阅读感受，这些序跋便成为集中展示朝鲜文人通俗小说观念的重要材料。通过对这些材料进行梳理与分析，便可了解到16至19世纪朝鲜文人通俗小说观念的发展演进过程。

一、李朝早期文人面对通俗

小说的矛盾心态

目前可见最早的由朝鲜文人撰写的通俗小说序跋是许筠（1569-1618）的《西游录跋》，收录于其文集《惺所覆瓿稿》中。此书成书于李朝光海君三年（1611），相当于明万历三十九年，跋文当作于此时之前。许筠因文采出众，曾3次任远接使从事官接待明朝使臣，并以朝鲜使臣身份两次出访中国，其所收藏的《西游记》应该是其在出访明朝时购入的。他在跋文中说：

余得戏家说数十种，除《三国》《隋唐》外，而《两汉》龉，《齐魏》拙，《五代残唐》率，《北宋》略，《水浒》则奸骗机巧，皆不足训，而著于一人手，宜罗氏之三世哑也。有《西游记》，云出于宗藩，即玄奘取经记而衍之者。其事盖略见于释谱及神僧传，在疑信之间。而今其书特假修炼之旨。如猴王坐禅，即炼己也;老祖宫偷丹，即吞桼珠也;大闹天宫，即炼念也;侍师西行，即搬运河车也。火炎山红孩，即火侯也。黑水河通天河，即退符侯也。至西而东还，即西虎交东龙也。一日而回西天十万路，即攒簇周天数于一时也。虽离支漫衍，其辞不为庄语，种种皆假丹诀而立言也，固不可废哉。余特存之，修真之暇卷，则以攻睡魔焉。①

有学者认为，许筠此跋受世德堂本《西游记》卷首陈元之序影响颇深，文中几处文字及象征比喻皆从陈序中化出，且文中提到“宜罗氏之三世哑”的观点也很可能袭自王圻《续文献通考》中抄录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的相关观点②。通过许筠跋文可以了解到当时明朝与朝鲜李朝之间图书流通的情况，也能体现出中国通俗小说批评观念对朝鲜读者的影响。

朝鲜文人自幼接受儒家教育，文学创作也深受儒家观念影响。中国通俗小说传入朝鲜后，一方面受到了部分文人及王室、两班女性家眷的喜爱，另一方面许多持正统观念的文人，对通俗小说中的虚构情节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李朝文人齐大升（1527-1572）向宣祖进言认为：

顷日张弼武引见时，传教内“张飞一声走万军”之语，未见正史，闻在《三国志衍义》云。此书出来未久，小臣未见之，而或因朋辈问闻之，则甚多妄诞。如天文地理之书，则或有前隐而后著，史记则初失其传，后难臆度，而敷衍增益，极其怪诞。臣后见其册，定是无赖者裒集杂言，如成古谈，非但杂驳无益，甚害义理。自上偶尔一见，甚为未安。就其中而言之，如董承衣带中诏，及赤壁之战胜处，各以怪诞之事，衍成无稽之言。自上幸恐不知其册根本，故敢启。非但此书，如《楚汉衍义》等书，如此类不一，无非害理之甚者也。诗文词华，尚且不关，况《剪灯新话》《太平广记》等书，皆足以误人心志者乎？自上知其诬而戒之，则可以切实于学问之功也。③

齐大升劝诫宣祖，认为通俗小说中的虚构情节往往混淆史实，且多怪诞无稽之言，会产生不良影响。结合李朝文学批评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对通俗小说持否定意见的文人是当时的主流。

在许筠《西游录跋》中，也有不少对通俗小说的批评之语，如他认为除《三国志演义》等少数小说外，其他小说皆不足观。值得注意的是，许筠此跋因列举多部流传至朝鲜的中国通俗小说名目，很早便得到了学者注意，一直被认为是具有重要小说目录学意义的跋文。然而，许筠一面列举了多部通俗小说名目，显示其小说阅读量及熟稔程度，一面又对这些小说显示出鄙弃的态度，显得相当矛盾。不仅如此，从其对小说的批评之语“龉”“拙”“率”“略”等也可发现，其欣赏的当为情节较为符合史实的、叙事整饬详细的、语言工整雅驯的小说。以此标准绳之，许筠应当对以虚构、神怪为主题情节的《西游记》颇为不满，然而许筠却在跋文中认为，虽然《西游记》“离支漫衍，其辞不为庄语”，但却“固不可废哉”，对小说的评价标准前后不一，同样显得十分矛盾。

不仅如此，萌芽时期的朝鲜漢文小说创作也呈现出了类似矛盾心态。朝鲜汉文通俗小说创作，当以郑泰齐（1612-1669）《天君演义》为萌芽。在《天君演义》出现前，已经有郑琦和《心史》以及郑昌翼《天君实录》。有学者认为《天君演义》是郑泰齐在二书基础上敷演而成④。这类小说将眼耳口鼻、喜怒哀乐等皆做拟人化处理，用以阐释理学家所提出的心性之学，故学术界一般将其称之为“心性拟人小说”，是朝鲜汉文小说的独创形式。

《天君演义》卷首有郑泰齐自序，题署为“时阏逢执徐季夏上澣菊堂居士郑泰齐书”。按阏逢执徐即甲辰年，结合郑泰齐生平可知，当指李朝显宗五年（1664），相当于清康熙三年。《天君演义》在《心史》、《天君实录》基础上创作而成，从书名中的“演义”二字便可见其受到诸如《三国志演义》、《两汉通俗演义》等中国通俗小说的影响。此外，小说全文共分31节，每节均有标题，与中国通俗小说章回体回目的设置也颇为相似，故可认为此书是在中国通俗小说影响下的汉文小说创作⑤。然而，郑泰齐虽然在创作汉文小说时积极模仿学习中国章回小说，但却在自序中对章回小说这一形式进行了批评：“尝见史家诸书衍义，其立言遣辞，皆是浮夸，实虚而修之，有无而张之，分其事而别其题，未结于前尾而更起于下回。盖欲利于引目而务于悦人也。”⑥同样呈现出相当矛盾的心态。郑泰齐身为汉文小说作者尚且如此，其他小说批评者的态度便可见一斑了。

这两篇序跋创作的时间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明清之际，此时中国通俗小说的创作、出版、批评均处于相当活跃的状态，小说作家创作出多部质量较高、广受欢迎的作品，评点家们也针对小说主旨、情节、人物等问题发表了许多深刻见解，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中国通俗小说批评话语系统。中国文人对通俗小说的评价，以序跋、评点等形式随小说本文一同传至朝鲜，朝鲜文人在阅读小说故事的同时，自然也接受到了这些观点，在创作小说序跋、模拟小说创作时不自觉受到了影响。

不过，对于朝鲜文人来说，中国通俗小说的批评观念仍具有极大冲击力。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小说居于九流之外，常被视作小道、末技，文学地位一直较低。而儒学传至朝鲜半岛后，经过长时间发展，又逐渐形成了自身特色。李朝时期性理学盛行，并成为国家的统治理念和指导思想。性理学重视礼治，试图建立由家庭至朝廷的规范秩序，强调义理的实践性。同时，性理学还认为善心、善行是实现义理的基本方法，因此对道德品行十分重视。在此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朝鲜文人，伦理道德观念极强，格外强调培养心性对现实社会及国家生活的实用性。而在城市商业繁荣背景下蓬勃发展的通俗小说，天然具备消闲娱乐的功能，这一功能在朝鲜文人眼中既无益于学习经典，也无法修身养性，自然不值得赞扬和推广。但是，许多中国通俗小说中序跋作者为论证通俗小说存在的合理性，又反复强调小说“羽翼信史而不违”（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以前因后果为劝惩”（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又在一定程度上切合了朝鲜文人笃信的性理学观念，很难不使最初接触中国通俗小说的朝鲜文人产生矛盾与困惑。朝鲜读者在最初阅读到中国通俗小说及相关论述时，需要消化理解的空间，因此便不难理解中国通俗小说传入朝鲜之初，在早期小说读者及汉文小说作者的论述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心态了。

二、李朝中期通俗小说评价标准的确立

李朝中期，更多中国通俗小说传入朝鲜，随着朝鲜读者阅读经验的丰富，他们对通俗小说逐渐产生了新认识，并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形成了一套评判通俗小说价值意义的标准。

随着中国通俗小说在朝鲜的进一步传播，女性读者也成为其重要的阅读群体。成书于李朝英祖三十八年（1762）的《中国小说绘模本》⑦，是朝鲜后宫成员阅读、收藏中国通俗小说的证明。《中国小说绘模本》为完山李氏⑧下令宫廷画师金德成等人，模仿中国小说插图创作而成的一本画册，卷首附有完山李氏作于英祖三十八年（1762）的两篇序文。

完山李氏在序一详述了创作此画册的原因，言其所选择进入画册的通俗小说的标准为“有可鉴可戒者，有可实可虚者”⑨，即要求选择那些具有参照指导意义的正面故事及警示劝诫意义的反面故事，此序将教化现实意义作为拣选小说的最高标准的同时，也体现出此时读者阅读观念的突破。随着《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传入朝鲜并受到读者欢迎，王室读者们也意识到通俗小说所讲述的故事，既有本于史实之事，也有完全虚构之处，不需要过分强调其本事来源是否完全真实。序二则列举多部传入朝鲜的中国通俗小说名目，学术界一般较重视此序的文献价值，相对忽视了此序反映出的小说观念。此序同样强调了入选画册的标准为“可鉴可戒者，可笑可爱者”⑩，并将所列小说分为“条目之大则”、“条目之小则”、“大中小帙”、“淫谈怪说”四类，大约相当于历史演义小说、人情小说（包括话本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神魔小说、艳情小说四类，可以发现随着阅读经验的丰富，部分读者已经形成了较为明晰的分类意识，阅读观念有所成熟。

此外，在序跋中朝鲜文人还格外强调通俗小说的现实寄托，即小说所能起到的实际功用。即使是纯然虚构的家庭类的汉文小说，评论者也会反复强调小说的现实教化意义。以金万重（1637-1692）以谚文撰写，后由其孙辈金春泽（1670-1717）译为汉文的长篇小说《谢氏南征记》为例，全书共12回，以明嘉靖年间北京顺天府宰相刘熙之子刘延寿因其妻谢贞玉无子，便纳乔彩鸾为妾，但乔氏不贤，致使妻离家破，后刘延寿终于认清乔氏真面目，与谢氏团圆为内容。由于小说故事情节曲折，塑造人物生动，作者的汉文水平较高，因此有学者认为“《谢氏南征记》标志着朝鲜文学中开始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是朝鲜汉文小说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谢氏南征记》有多个版本传世，其中韩国高丽大学藏本卷首有金春泽作于肃宗三十五年（1709）的《翻谚南征记引》，序文中说：

小说，無论《广记》之雅丽，《西游》《水浒》之奇变宏博，《平山冷燕》何等风致，然终于无益而已。西浦（金万重）颇多以俗谚为小说。其中所谓《南征记》者，有非等闲之比。余故翻以文字，而其引辞曰：言语文字以教人，自六经然尔，圣人既远，作者间出，少醇多疵。至稗官小记，非荒诞则浮靡，其可以敦民彝稗世教者，惟《南征记》乎！记本我西浦先生所作，而其事则以人夫妇妻妾之间，然读之者，无不咨嗟涕泣，岂非感于谢氏处难之节，翰林改过之懿，皆根于天、具于性而然者。

金春泽对通俗小说整体仍持批评态度，但认为由于《谢氏南征记》具有感发善心、劝诫意义，故能成为众多通俗小说的佼佼者。实际上，金万重创作《谢氏南征记》确实有一定的现实寄寓，当时李朝肃宗的仁显皇后闵氏无子，肃宗宠幸庶人张氏，封其为禧嫔，打算废黜闵氏，改立张氏为后。肃宗前朝因此分为两派，一为南人派，支持张禧嫔;另一派为西人派，支持仁显皇后，金万重便属于西人派成员。后肃宗废黜闵氏，西人派大臣多被罢官流放。《谢氏南征记》正是在金万重流放南海期间所作。据赵在三《松南杂识》所言：“世传金北轩著《九云梦》《南征记》等小说，使宫女朝夕讽诵，欲感悟圣听，期返闵殿也。肃宗听《南征记》而悟曰：‘无麟臾之，谢氏将焉用哉！"认为后来肃宗废黜张氏，复立闵氏，是接受了金万重《谢氏南征记》的劝谏。此则记载不一定完全属实，但金万重借小说情节影射当时后宫现状的意味是相当明显的，当时文人也从此角度肯定了金万重创作通俗小说所起到的现实积极作用。

由于朝鲜长篇通俗汉文小说的作者都是深受儒家性理学影响的文人，因此他们自然会将理学所强调的道德品行、现实意义融入创作之中，因此便形成了格外强调小说实际功能的评判标准。受到金万重《谢氏南征记》的影响，朝鲜文人还创作了多部家庭劝诫类的汉文小说，这些小说卷首序文多强调小说有助于维护社会风俗，具有现实积极意义。如李颐淳（1754-1832）模仿《谢氏南征记》而创作《一乐亭记》，讲述文天祥托生为明嘉靖年间阁老徐弼之子，因纳妾不贤而引发种种家庭事端，最终妾室奸计败露，自食恶果。书前作者自序说道：“是书之作，虽出于架空构虚之说，便亦有福善祸淫底理，则此岂非罪我知我者乎？”认为此书的首要价值便是传递劝诫之意。虽然中国通俗小说论者最早将教化意义作为论证通俗小说存在合理性的论据之一，但中国读者很快也意识到了通俗小说的娱乐功能，并将“娱目”与“醒心”作为通俗小说的共同评价标准。而在朝鲜文人心目中却长期将教化意义视作小说的唯一评价标准，可见通俗小说在朝鲜有其特殊的传播生态。

三、李朝后期文人通俗小说观念的成熟

朝鲜文人的汉文小说创作在李朝后期进入繁荣期，此时出现的汉文小说在数量、篇幅、质量上均有较大突破，出现了一大批长篇汉文小说创作，如《三韩拾遗》、《汉唐遗事》、《广寒楼记》等，涉及神魔、历史演义、才子佳人多种小说类型。与此同时，朝鲜文人的小说观念进一步成熟，逐渐摒弃了仅以道德训诫作为通俗小说唯一评价标准的旧有观念，开始对通俗小说的创作目的、文体特质等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金绍行（1765-1859）《三韩拾遗》是根据朝鲜庆尚道善山地区流传的口头故事“香娘说话”改编而成的汉文小说，小说成书于纯祖十四年（1814），相当于清嘉庆十九年。小说讲述香娘迫于父母之命，嫁于不贤之家，在受到丈夫刁难后自请离家，归家后不久父母相继去世，香娘守孝结束后，同郡富人迫其改嫁，香娘投水自尽之事。作者用很大篇幅描写香娘投水自尽后，某孝廉作文祭奠香娘，香娘希望死后重生嫁予孝廉，而天庭诸神如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无厌鬼王等为此展开辩论的情节，这明显受到了《西游记》等中国通俗文学的影响，并被学者称为“朝鲜唯一的长篇神魔小说”。《三韩拾遗》卷末附有多篇序跋，其中所论观点也颇值得注意。其中无名氏《义烈女传序》盛赞小说中虚构神怪情节，认为小说作者乃“天下之奇才”，已经将“奇”与“异”作为评价小说的参考标准。此外，《义烈女传序》还认为：

使左丘而生楚怀之世，离忧放逐而作赋，则其文必如《离骚》;使庄周而生汉武之时，掌金匮石室之策而述史，则其文必如《史记》;余数子咸然，又使此数子而生齐、梁、隋、唐之间，作骈俪对偶，则必如庾信、王勃……使之生元明之交，作小说填词则必如罗贯中、王实甫;使之生今之世，演香娘义烈，则必如竹溪子;使之读《香娘义烈传》而叙之，则必如余，推是以往，举可知矣。

序作者认为作家文学风格的形成与时代风尚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在通俗文学盛行的元明二朝，自然会产生如罗贯中、王实甫这样优秀的小说家、戏曲家。同理在朝鲜汉文小说创作繁荣发展之时，同样会出现如竹溪子一般优秀的汉文小说作家。虽然序作者列举数位前代文人，主要意在夸赞竹溪子创作小说及自己评点小说之举，但其序文展现出的观点已颇有“一代有一代文学”说的意味，若将此观点与李朝中前期文人将通俗小说斥责为“淫词丑话”（丁若镛《与犹堂全书》）、“不经之道”（洪直弼《眉山文集》）等语相比，可以明确感受到此篇序跋作者通俗小说观念的进步。

此外，小说卷末所附另一篇题署为“台山子序”的《三韩义烈女序》认为，文学创作应以“宣己而晓人”为最高目标，即作者要努力向读者传达内心所想所感，因此“简言之不足，则繁词以畅之;真言之不足，则假物而况之;正言之不足，则反意而悟之;繁而畅，不嫌其俚，假而况，不厌其奇;反而悟，不病其激”，从文体特征上全面肯定了通俗小说的价值与意义。此外，台山子序也将“奇”作为通俗小说的最高评价标准，认为“吾宗竹溪子，天下之奇士也。所撰《三韩烈女传》，天下之奇闻也”。

在中国通俗小说论者笔下，“奇”是通俗小说最大的内容特色，也是通俗小说最为重要的评价标准之一。明清通俗小说论者对于“奇”的论述不胜枚举，如“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张无咎《三遂平妖传叙》），“予谓稗家小史，非奇不传”（烟水散人《赛花铃题辞》）等。在此基础上，还出现许多诸如《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古今奇观》等以“奇”命名的通俗小说以及“四大奇书”等批评概念。有学者将中国通俗小说中“奇”之面貌概括为事奇、文奇和人奇，并认为尚奇论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理论建构和创作实践。类似的观点在李朝后期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朝鲜文人的通俗小说序跋创作中，通过对此时朝鲜文人对汉文小说的相关论述进行梳理便可发现，此时已经有部分朝鲜文人正逐步摆脱传统性理学观念的束缚，认识到通俗小说以叙事、虚构的文体特质，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注重小说故事的趣味性，尚奇也开始成为其小说评价标准。

朝鲜李朝后期文人通俗小说观念的变化，与积极学习中国通俗小说评点观念有密切关系。此时朝鲜文人的通俗小说序跋创作，能够巧妙借用中国评点学家所创作的意向与观念。如朴泰锡（1835-？）所作历史演义类汉文小说《汉唐遗事》，卷首锦溪序中说：“然书有生动处、关键处、照应处、起伏处，若看者昧作者之意，不可为何言，则如矮子看场，但听人言笑而随人言笑，人曰好，我亦曰好，人曰不好我亦曰不好，亦何有于消遣？”强调了评点者对于辅助读者理解小说内涵的重要作用，这些意向实际上来源于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毛宗岗《读三国志法》等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序跋之中。又如韩国脍炙人口的以春香故事为题材创作的汉文小说《广寒楼记》，从小说各版本卷首所附多篇序文的观点和笔法也可看出，序跋作者深受金圣叹评点《贯华堂第六才子西厢记》之影响。

在袭用中国小说评点概念之余，一些朝鲜文人还尝试对其进行发展和创新，如云林樵客《广寒楼记叙》开篇论及文章之法曰：

今有画金刚山，而直画寓万二千峰者，非画也;先画东海上诸峰，或出或没，然后次画水、画石、画林间寺、画云中庵，最后毗庐一峰，忽于千岩万壑之间，则是真名画也。近世小说得妙者惟《广寒楼记》一书而已。

此序以作画之法比拟文章之法，意指小说在描写景物、叙述故事时不能简单白描，须先做铺垫，最后指出所写主题方才精妙。类似观点也见于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中，金圣叹将此法概括为“弄引法”，但云林樵客在论述时以“朝鲜第一峰”金刚山作比喻，又将画论引入通俗小说批评之中，便属于个人的匠心独创。

还有一些朝鲜文人在论述本国文人汉文小说时，既认为汉文小说的创作源自中国通俗小说，也意识到汉文小说是本国叙事文学创作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描写“壬辰倭乱”的《壬辰录》，是朝鲜汉文小说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此书的汉文本抄本有十几种，其中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抄本卷首有题署为韩栗山作于李朝高宗十四年（1876）之序，序文中提及此本作者為竹史主人，曰：

古谈之播在闾巷，如《苏大成》《赵雄》《洪吉同》《田羽致》诸传者，只以一人事迹锓成谚书，以媚雌文者之愚眼，则或奇或诞，无过为《剪灯》一语。而至如《壬辰录》，神宗皇帝眷顾之恩，宣祖大王兴复之业，了然如睹，而臣民之为国秉悉，禅佛之与敌执盟，一一备在此谚，则真我东之宝史也。竹史主人颇好集文，《水浒》《汉演》《三国志》《西厢记》无不味玩，而以至谚册中有可观文，则虽闺门之秘而不借者，因缘贳来，然会一通，然后以为快心，肇赐竹下之史号，因其宜矣。今且读书之瑕，欲究壬辰以来八年实，乃求其谚书播行者，逐条潜心，则许多人气往往如蜀汉时诸将，故爱其迹，而翻其录为真书一卷，群英事为与诸家谱略别无差错，则或人看者，庶乎击节而表其实，无向所谓《苏大成》、《赵雄》、《洪吉同》、《田羽致》诸传者之序，不可同日而论矣。

韩栗山认为竹史主人是在《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等中国通俗小说的影响下，将谚文本《壬辰录》改写成为汉文形式，而改写成书的《壬辰录》在人物描写、故事结构上都远超过《苏大成传》、《赵雄传》、《洪吉童传》、《田羽致传》等朝鲜历史军谈类谚文小说。需要注意的是，韩栗山在评价《壬辰录》的文学成就时，已经将此书纳入朝鲜叙事文学的评价体系之中了。可见在李朝后期，文人们在长期学习和汲取中国文学创作经验后，已经逐渐意识到本国叙事文学创作已经发展成熟并自成体系，通俗小说观念已趋成熟。

四、余论

综上所述，16至19世纪朝鲜文人对通俗小说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矛盾到接受的过程。表面看来，朝鲜文人的通俗小说观念一直深受中国通俗小说观念的影响，但由于两国小说传播环境、文学思想观念的不同，两国通俗小说观念的形成过程却有着较大区别。中国通俗小说观念随着通俗小说创作出版繁荣一同发展，短时期内各种观点互相交融碰撞，因此中国通俗小说批评发展成熟所经历的时间较短，评价形态及基本观点几乎都在明清之际得以定型，后世评论者多是在此基础上对此进行的解释与补充。相较而言，朝鲜李朝文人的通俗小说观念从萌芽到成熟则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由少部分文人提出，再逐渐被读者接受。由于朝鮮通俗小说的作者与读者多为两班文人，因此要理解朝鲜李朝文人通俗小说观念的演进，必须要从其知识体系入手。作为李朝文人思想行动指导思想的性理学使得通俗小说传播受到许多阻碍，在如此环境中，仍有不少朝鲜文人能认识到通俗小说的虚构特质，并赞赏小说谋篇布局之章法、文备众体之特征，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朝鲜李朝文人对通俗小说认识的演进，既受到中国通俗小说批评观念的影响，更是在其阅读、创作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自觉意识。在这一过程中，早期对通俗小说的轻视态度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因此有学者对此过程总结认为，中国通俗小说逐渐在朝鲜传播开来，使得朝鲜文人开始以中国通俗小说批评话语为蓝本进行创作，“以金圣叹的‘恸哭古人‘留赠后人为其创作张目，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朝鲜时期传统的视小说为‘小道，或仅以‘消闲看待小说的观念，使小说创作和批评也可成为一种留给后人的‘名山事业。”朝鲜文人的通俗小说观念便是在较为保守的文化氛围下，逐渐向中国通俗小说批评观念靠拢，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自觉的批评意识，因而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与价值。

① [朝]许筠：《西游录跋》，《惺所覆瓿稿》，《韩国文集丛刊》（卷74），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249页。

② 漆瑗、陈大康：《许筠与中国明代小说》，《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第4期。

③ 《李朝实录·宣祖实录》（第一），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1年版，第40页。

④ 吕凯：《韩国汉文小说——天君演义之正心惩欲思想》，《韩国学报》第十一期。

⑤ 李小龙：《中国古典小说回目对朝鲜汉文小说的影响》，《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5期。

⑥ 郑泰齐：《天君演义自序》，陈文新、闵宽东《韩国所见古代小说史料》，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页。

⑦ 《中国小说绘模本》由韩国学者曹喜雄于1973年发现，此书原题为“支那历史绘模本”，但朝鲜李朝作为明、清两朝的附属国，绝不会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因此，据朴在渊《关于万山李氏〈中国小说绘模本〉》一文推测，“支那历史绘模本”这一书名当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统治韩国时，由日本司书改装并改题的，故将此书定名为“中国小说绘模本”较为妥当（见《93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开明出版社1996年版，第493页）。

⑧ 有关完山李氏的身份，目前有两种观点：一、为暎嫔李氏，朴在渊认为《中国小说绘模本》卷首两篇序文分别写于藏春阁、丽晖阁，这两处宫殿都为朝鲜后宫的居所，在英祖时唯一的李姓后宫只有思悼世子之母暎嫔，故而可知此书当为暎嫔下令宫廷画师所作（见《关于完山李氏〈中国小说绘模本〉》，《93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开明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496页）。二、为思悼世子李煊，郑炳说和全胄贤认为藏春阁和丽晖阁属于思悼世子李煊的属殿，且思悼世子文集中有与《中国小说绘模本序》非常相似的文章，故而认定《中国小说绘模本》当为思悼世子命朝廷画师所作（见《朝鲜王朝时代〈中国小说绘模本〉中的〈水浒〉插图考察》，《中国学研究》（第15辑），济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229页）。

⑨ [朝]完山李氏：《中国小说绘模本序一》，《中国小说绘模本》，江原大学校出版部1993年版，第1页。

⑩ [朝]完山李氏：《中国小说绘模本序二》，《中国小说绘模本》，江原大学校出版部1993年版，第3页。

On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Concepts of Popular

Fiction by Men of Letters in the Ly Dynasty in Korea，

with the Focus on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Liu Xuan

Abstract： In the Ly Dynasty， when men of letters in Korea read popular Chinese novels and novels written in Chinese in their own country， theyd often express their feelings in the form of a preface or a postscript， thus becoming important material displaying concepts of popular fiction by Korean men of letters. In the beginning， under the double influence of Chinese concepts of popular fiction and the Confucian concepts in Korea， knowledge of popular Chinese fiction by Korean men of letters appeared to be contradictory. By the middle Ly Dynasty， Korean readers began forming the fictional view in which moral values and social utility served as standards for evaluation and they began discussing issues like genres and nature of fictionalization. By the late Ly Dynasty， the Korean views of fiction grew further mature as they gradually gave up evaluating fiction with moral values as the only standard and began on a deep exploration of things like purposes of literary cre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tyle. In the process， Korean men of letters gradually broke with the confinements of traditional views as they emphasized the creation and criticism of popular fiction， forming views of popular fiction of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Men of letters in the Ly Dynasty， popular fiction， Chinese-language fiction， Korea，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