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此文是金耀基为主题“五四百年与中国现代美育发展”而准备的讲话稿。2019年4月30日下午，金耀基与刘再复在香港中环对谈。文中谈及他回眸“五四”时对中国科学与美学的看法。

关键词：金耀基;2019讲稿;“五四”;科学;美学;新文化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9）4-0005-07

（一）百年前，1919年5月4日开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决定性地走上现代的一个思想、学术的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继清中叶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自强运动，清末叶的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孙中山的辛亥共和革命之后的一次思想文化上的现代化运动。

“五四”是一个文化符号。“五四”代表的不只是“五四運动”（这是当年北大学生罗家伦起的名词），也代表“五四运动”之前与之后的“新文化运动”（这是孙中山最早用的名词）。“五四运动”主要偏重于政治层次，是以学生为主导而遍及社会各阶层的反帝国主义、反腐败政府的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则基本上落在思想、文化层次，是新知识分子企图往思想文化的根源上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的一次运动。

“五四”代表“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因为这两个运动不仅有时间的重叠性，而且在摆脱中国之贫弱，祈求中国之富强的精神动机上是完全相契合的。这都是民族危机感下所产生的忧患意识与批判意识的表现。周策纵大作《五四运动史》包含了“五四事件”及“新文化运动”，同时他还提出“五四时代”这个名词，他把“五四时代”规划为1917年到1921年这段时间内，他认为1921与1923年间发生的中西文化论战以及科学与玄学论战是“五四运动”的直接产物：“五四”这个文化符号可象征的就是“五四时代”的“时代精神”①。

（二）我这篇文字所谈的是五四开启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新文化运动”，一直有两种定性的说法，一说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一说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五四时代出现的“打倒孔家店”、“吃人的礼教”、“把钱装出丢到茅厕去”等文化极端主义的口号，旨在求个人的解放与自由，其引发的家庭伦理上的思想革命，都是对旧社会、旧制度的抨击以清除文化上的蒙昧主义，与欧洲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在精神上有一种亲近性。五四的领军人物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称誉法国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创始者，显然他对法国的启蒙思想有倾心的归向，故有人把“五四”看作是“中国的法国启蒙运动”，五四倡导的“目标性”价值：“科学与民主”确可视为是以欧洲启蒙运动为范典的。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另一位领袖胡适，他是白话文运动的掌旗人，他不迷信革命，他是一位理性的改良主义者。他曾用英文写过《中国的文艺复兴》一文。而民国7年，即五四运动前一年，北大的学生杂志《新潮》英文名称就是胡适用的The Renaissance。据《新潮》主编之一的罗家伦自己说：

按照“新潮”两个字的字义，译作New Tide，但是我们印在书面上的英文译名是“The Renaissance”是西洋史上一个重要时代的名词，就是“文艺复兴”，是欧洲在中古黑暗时代以后，解除种种经院教修的束缚，实行研究罗马，尤其注意在希腊文化的时期，这是西方文化最早的曙光，当然我们也很勇敢地批评旧文字、旧观念、旧社会制度不合理的地方，从介绍若干近代文化中可以观摩和采取的部分，但我们从未主张全部放弃固有的文化，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

罗家伦是胡适的学生，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健将，显然在五四有些领导人心中，确实盼望新文化运动能产生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

但我想指出，五四新文化上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基本文化的取向是极不同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热烈地向希腊古典文明“回眸”，其基本取向是“复古”，而其作用则自觉地与不自觉地变为文化的“再生”。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文化取向则是“反古”、反传统。不过，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中，不论是“启蒙派”或是“文艺复兴派”，决不是只有文化上的“破”，也有文化上的“立”，他们真正希望中国能产生一个“新文化”，而建造中国新文化的最大资源在西方。事实上，“慕外”或向西方借取吸收学习，是五四的时代精神，胡适不是“全西化”论者，但他希望大家“全心、全意的西化”，这是一种理性的文化姿态;当时被视为“五四”护法的蔡元培先生极力主张学习吸收西方文化，他说：“今世为中西文化融合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固自来当采用”。蔡希望的是“贯通中西”。经中国历史的长远观察，汉末佛教传入中国，造成了十世纪后中国的“新文化”。19世纪末到五四的百年，西学西艺进入中国，波澜壮阔、五光十彩、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远逾佛教。科学界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爱迪生等等;哲学界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尼采、弥勒，乃至权威马克思等等;文学界的莎士比亚、歌德、雨果、易卜生等等;艺术界的达文西、米开兰基罗、马蒂斯、莫内、罗丹，乃至毕加索等等都进入中国。这个榜单还长得多，我也只是随手举例，主要说明五四百年中国出现的是三千年未有的文化景观。同时，我也想说明五四百年来，中国的知识界、文化界有几代的英杰，一方面吸收消化西洋之所长，一方面从传统中挖掘精华，做出了“贯通中西”和“返本开新”的大成绩，造成了中国现代的“新文化”。我要谈的“科学文化”与“美学文化”是“新文化”的组成。

（三）中国的“新文化”——科学文化

（1）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突出的一面是批判、打倒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疑地，中国传统文化确是受到史无前例的冲击。但是，真正受到冲击的是经学文化，因为经学文化是二千年来中国的主导文化，自汉武帝独导儒学，罢黜百家，儒学成为了国家独导的“经学”，先秦百家争鸣的“子学时代”已转变为“经学时代”（冯友兰语）。儒家的典籍（四书、五经）是历代大学（太学、国子监）教育与科举的核心内容。自汉至清，皇权（帝国体系）与儒学结合，成为中国的政、教（育）合一，故汉之后的儒学（经学）已非先秦儒学，而是与帝国结合的“制度化儒学”，它与帝国的君主制是不能分开的（根本地表现在“三纲”思想）。此可以解释为何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信奉“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知识分子要以反儒学作为反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力了。应该指出的是，儒学的光环到了清末叶，已随清政府的衰败日渐褪色，而西学西艺则日渐受到重视。1900年义和团之乱后，连名重当时的儒臣张之洞也有了“旧学的体、新学为用”（即“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主张，并于1905年与袁世凯联奏，且为清廷接纳颁布“废科举、设学校”的诏书。1911年辛亥革命，清亡、民国开始，翌年蔡元培任中华民国的教育校长，发布《大学令》，一方面为大学引进以科学为核心的西学，一方面则取消了“忠君、尊孔”的“经学科”。从中国学术教育史来看，蔡元培的《大学令》绝对是旋乾转坤的大举措，它结束了二千年的“经学时代”，开启了中国科学的新纪元，所以，五四倡导的“科学”的思想在20世纪初以来就已经是思想界的一种强音了。

（2）讲“五四”，我们当然会讲到1919年，但讲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不能不注意到，五四基本上是一场思想革命，而这场思想革命在五四之前30年就已进行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之前，中国已有123间新式的学校，这些高等院校，都是新思想教育传播的地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都是北大教授，大学已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地是不足为奇的。如果就倡导“科学”思想这一层来说，则不能不注意到20世纪初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界出现的多个“科学社群”，其中最主要的是1914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主事者有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等，参与的特别社员有蔡元培、马君武等，名誉社员有张謇和美国的发明家爱迪生等。科学社群的活动颇为活跃，自1900年到1919年五四前，共有100多种的科技期刊创刊，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月刊，这些科学社群在倡导科学与科学实践上都扮演了创造科学传播知识与文化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陈独秀等主流派学者的言论基调，始终自觉地以科学的姿态来批判、解构中国的旧制度、旧习俗、旧信仰，也以科学的姿态建构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汪晖很有意思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科学话语共同体”。他说：“我把以《科学》月刊和《新青年》为代表的相互交叉的两个群体称之为‘科学话语共同体，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共同创造了一种新的关于‘人和世界的知识。”②

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自民国初蔡元培在大学殿堂颁布《大学令》后，已经取代了“经学”地位。其后经科学社群的鼓吹倡导，特别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大力的推动，科学不只在知识分子，也在社会一般人群中享有了特有的知识权威性。胡适在1923年11月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之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无疑地，科学在中国出现过“科学万能”的迷信，也出现过“唯科学知识是知识”的“科学主义”，但是，科学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固有它的有限性，但毕竟是我们理解和适应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的最可依靠的知识。事实上，没有科学，我们进入不了现代;没有科学，我们不可能有工业化，不可能从农业文明进入现代的工业文明。今天，我们的衣、食、住、行、育、乐无不与科学（科技）有关，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1900年是29岁，今天则已是75岁之上，基本上这是拜科学之赐。当然我们知道，科学也给人类带来灾难性问题，人类从未像今日一样面临着核弹毁灭的威胁。但无论如何，科学将与人类命运不分，人类将与科学在不断反思中同步前行。

（3）杨振宁教授说，1900年，中国无一人懂微积分，但到了30年代，在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他学得的物理教学的知识与在世界一流大学中已无距离，这固然是杨教授个人的科学禀赋，但亦反映了当时中国一流大学科学教育的水平之高。诚然，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与中国的大学的发展共在同步的。中国之学子“乃直取欧洲大学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之太学演化而成也”（蔡元培语），中国大学一开始就以科学为研究的核心，时至今日，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课程，科学（科技）已占80%或以上，社会学家柏森斯（T. Parsons）认为大学的知识结构已是“认知性的知识丛”（Cognitive Complex），加州柏克莱大学校长寇尔（C. Kerr）更指大学是“知识工业”（knowledge industry）的重地，此于西方的大学为此，中国的大学亦为此，大学是最具世界性与全球性的，讲到底，这是因为大学的核心是科学，而科学是普世性的。

回眸百年五四，赛先生（Science）的命运比德先生（Democracy）好得多，但一百年来，赛先生与大学也历经战祸动乱之坎坷，“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更遭到存亡续绝之危机。1978年改革开放后，大学才重上现代化的正轨，展现了大发展的契机与格局，今天中国大陆已有近2000所不同类型的大学，其中有的是老大学焕发新貌的一流学府。今日中华大地，大陆、台湾、港澳，大学林立，不少在世界约25000所大学中已位居300、200，甚或百位之列，这可以说是在亚洲、中国升起的大风景中闪闪发光。英国著名史学家费格逊（Niall Ferguson）在他一本讲文明兴衰與竞赛的书中说：“自1995年以来，中国（大陆）发明家获得的新专利数量已成长为原来的29倍，这是东方崛起的一项表征。”又说：“西方衰退而东方崛起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教育。”③科学当然不仅是指发明家的新专利权，科学也是一种思维、行事的方式，是一种人生的态度，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一句话，科学是一种“求真”的文化，即科学文化。百年来，“科学文化”已在中国落地生根，而“科学文化”正是五四倡导的一种“新文化”。

（四）中国的新文化——审美文化

（1）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建的第一个新文化是科学文化，第二个是美学美化（或审美文化）。科学文化是从西方引进的，由西到中，涉及中西两个维度;美学文化则既是由西到中，又是自古到今（返本开新），涉及中、西、古今4个维度。美学（或审美之学）的概念或美学这个名词是从西欧传入的。中国倡导美学和美育最著名的是蔡元培先生，蔡先生在《美育》一文中说，“自文艺复兴以后，文艺、美术盛行，及十八世纪，经鲍姆加登（Baumgarten）与康德（Kant）之研究，而美学成立，经席勒（Schilla）详论美育之作用，而美育之标识，始彰明较著矣。”④蔡先生是中国现代大学范典之建立者⑤，他也是第一个把美学提示到与科学同等位序的教育家，他说：“教育的方面虽也很多，他的内容，不外乎科学与美术。”他在五四发生一年的12月写了《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强调“文化进步之国民，既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⑥

“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蔡先生认为美育，不只是在大学中讲美学（他曾亲自在北大讲美学课），也要在高级学校中有美育科，学校之外，更希望美育之作用遍及于家庭与社会。蔡先生认为含有“美育成份”的不只是限于纯艺术的美学，也包括日常生活的美学。他说：“若汉魏之文苑，晋之清淡，南北朝以后之书画与雕刻，唐之诗，五代以后之词，元以后之小说与剧本，以及历代著名之建筑与各种美术工艺品，殆无不于非正式教育中行其美育之作用。”

在本文中，我愿以“美学文化”来论五四百年来含有“美育”成份的“新文化”。

（2）美学文化中国自古有之，且十分繁富丰美。但在二千年的经学文化独导的局面下，经学是“中国人思想之君主”⑦，美学文化（文、赋、诗、词、书、画等）在“文化位序”上居于次要位置，民间社会中的美学文化，包括戏曲、曲艺（为相声、评书、弹词、工艺等）更不能登大雅之堂。但自1912经学退位，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传统的艺术（包括民间的艺术）在“返本开新“中展露了新的光彩，它与排闼而入中土的西方艺术碰撞交融，共同谱写出中国“现代美学文化”的独立风姿与五色缤纷的文化图像。

在传统中国，以经学为主干的人文思想的特性是道德、伦理，《大学》开卷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成人读书进道以求“善”为最大愿景，儒学是以建造人间之伦理秩序的文明为终极目标。伦学之讲礼乐教化，也就是要达到儒家伦理文明之境地，一句话，儒家的经学是以求“善”为内涵的“伦理文化”。

不过，自汉以来，在二千年儒学独导的“经学时代”中，也出现过像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的反儒学运动，而这恰恰发生在汉之后的魏晋。魏晋是中国政治社会的衰退，两汉的经学已失去正当性，魏晋之人将汉魏晋间政治上的禅让制，看作是一大虚伪，是一假借与文饰，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外在礼义之规范，有一种人已有自觉意识，像庄子一样，寻求自我的解放与自由，阮籍之个体的“真实存在”，嵇康之“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实在是追求自我和大解放。魏晋士人的安身之命已从经学转向艺术之创造，李泽厚以“人的主题”与“文的自觉”为魏晋的产物。“文的自觉”是一美觉概念，非单指文学，实包括一般艺术，他指出魏晋人（曹丕是一代表）肯定藝术本身之价值，肯定文章已可以不朽，故有“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这就宣示了艺术的主体性，而大有别于以艺术“助人伦成教化”的艺术工具观了。⑧我们可以说魏晋可能是二千年中唯一以美学文化压倒经学文化的时代。但之后，美学文化恐怕只有在唐代可与经学文化单分秋色，宋之后，一千多年美学文化当然有发展，但经学文化之于美学文化在“文化位序”上不免有上下主次之判。下面我引宋代的朱熹与程颐对于文艺美学的看法，以反映美学在“经学时代”的文化位序。朱熹是宋代最有影响力的大儒，善诗文，且乐在其中，但他对于文艺却不重视，他说：“愚谓今之学者，才气高者每驰鹜于空无玄妙之域，明敏者，类以该博为尚，利名为心;又其下者，不过务于诗句浮词以媚世取容而已，未尝知有圣贤之学也。”⑨

程颐（伊川）是宋之一代名儒，曾有门生问他：“作文害道否？”程颐答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这便是他看文字的价值远不及经学（理学、道学）之“能与天地同其大也”。⑩

二千年的经学时代艺术没有像在西方中古一样完全附丽于宗教，但“文必宋经”、“文以载道”、“艺中寓理”长期以来是中国美学文化的身份意识，亦即美学文化并没有为魏晋时代内现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主体性，乃并有《宋史》中刘挚：“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的说法，故美学文化之真正得到全面提升、推写及完全独立的地位，是在民国初“经学退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儒学为主）之后。

（3）关于中国现代美学文化的诞生与发展，上文指出涉及中、西、古、今的4个维度：即为何采取西方的美学观而消融之，及以挖掘古代美学资源而开新之，亦即梁启超所言，一是“秉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是“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在中国现代美学文化发展中，美学理论与美学教育的探索居于先导地位，其中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最为关键。而1904年王国维发表了《孔子的美育定义》，可能是中国现代美学中最早的一天，他在欧洲古典美学特别是席勒的美育的理论基础上，阐释孔子的美育思想，从《论语·泰伯》离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得出孔子“始于美育，终于美育”的美育观。五四前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朱光潜对古代礼乐精神的现代阐释、宗白华对魏晋道玄审美人生境界的建构等，“构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相对独立的美育话语体系的构连起点”。当然，在美学文化中纯艺术的绘画理论建树上，徐悲鸿是中心代表人物，他于1927年自欧还国，强调并宣扬中国画必须融汇西方的写实主义与中间约“顺法自然”的思想，以素描的“第一步功夫”，力求达到“以形为重，以形为先”，徐悲鸿是五四后期的人，但他一生的美学事业还承接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破旧立新的工作。五四时陈独秀就疾呼中国画必须“沿用西画的写实精神”，徐悲鸿对中国美学文化的贡献不止是在绘画上的成就，也不止是对纯艺术的美学思想的建树，还在于把西方艺术学教育制度引入中国，艺术专门学院制度的建立，对中国现代美学文化体系之形成至关重要。

（4）五四百年，从今日大陆、台湾、港澳的整个文化国象来看，新文化之一的中国现代的美学文化已有了体系性的建立与发展，已展现颇为可观的美学风景。在这里，我们应有基本的认识，即美学文化的发展是与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的。过去一百年，是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国今日已根本地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所以，今日中国的美学文化与传统中国的美学文化是很不同的文化景观。当然，中国在百年转型过程中，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战争与苦难中度过，一般民众处于求生存的层次上。在农业经济为主导的年代，广大农村与边缘城镇的贫、愚（教育不到位），导致社会学上所称的“贫乏文化”。应该指出在工业经济发展后期的富裕城市，也曾出现更可叹的“文化贫乏”，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美学文化”。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意态形态的强横干预，也导致美学文化极度的狭窄化与普遍的贫乏化，有学者指出文革后期出现“三结合”创作班子，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艺术家出技巧”，艺术因此走向彻底的败落。

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中国在经济现代化上获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就，经济水平（不是实力）与港台两个小龙已处于同一发展的坐标。以此，三地在美学文化上亦自然多了交流与合作（比如，两个故宫在画面的联展，香港不久亦有北京故宫的分院）。诚然，大陆非凡的交通硬件的建设，令中国真正变成一盘棋、一个文化。快速的城市化，成百上千城市建筑（新建或重建）绝对是三千年来地表上最大的模型与变貌，中国已走出贫穷。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下，特别是在国家有意识地自我设限、退出社会的时期，民间社会获得了三千年来未有的新活力，正因为此，美学文化也展现了从未有过的繁华面貌。文革时期长期停摆的大学（包括各科专门的艺术专校）重上正轨，并得到飞跃性的发展，今天公私立大学高校已近2000所，每年有近700万的毕业生（包括数以万计的艺术人才），这无疑是中国持续发展、创新的根本动力，而美育人才的源源进入社会，是美学文化体系供给面的重大能源。

（5）美学文化的核心是艺术，艺术科颇多样，形式纷繁。西方有“八大艺术”的说法，即文学、音乐、绘画、戏剧、建筑、雕塑、舞蹈和电影，但在中国，则又常可分为中、西两类，即中国画与西画（油画），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等等。而“八大艺术”之外，还有中国艺术特殊的品种，即书法、戏曲（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为京剧、昆剧）、曲艺（如相声、评书、弹词等）。而由于科学与艺术越来越深的结合，更出现了艺术的现代品种，如摄影、电视（特别是电视剧）等等，故中国当代美学文化的艺术可谓是中、西、古、今的大集汇，内涵之丰美远非传统的美学文化可以比拟，所以在此我要把五四开展以来的美学文化称为“新文化”。

百年来产生的美学文化之所以为“新文化”，更在于美学文化体系的制度建立，艺术人才的养成与致用、艺术成果的收藏、展览演出以及传播普民各个环节，都有国家和社会（市场）的参与支持和配合。我试就绘画、音乐为例简谈几句。我们有大学的艺术学院（内设艺术系、音乐系），有美术和音乐的专门学院;有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图书馆、出版社;有画廊、展览馆、音乐会、演唱会，还有最反映市场经济价格的“拍卖”活动。令我最感兴趣的是，绘画、音乐的从业者都冠上了艺术家之名，而艺术家像科学家一样都是新文化的宠儿、英雄，在社会上都普遍受到欢迎、尊敬;说到底，艺术家也像科学家一样，都被视为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当然，我们知道电影、电视、歌唱的著名艺人，甚至被冠上了星星的封号，电影明星、电视明星、歌星，千千万万的观众、听众都成了观星族、追星族。现代美学文化的一个突出现象是艺术已走出宫廷（在中国），走出教堂（在西方），它走向社会，走向市场，走向芸芸人众，简言之，这是美学文化的民主化。

现代美学文化的民主化，表现得最为生动的是生活美学。因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普遍改善，有产者日众，早已超过了生存的层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开始讲求生活的趣味和美感，衣已不止是为蔽体，而是要有美服，而裁缝师称服装设计师;食不止为饱肚，而是要有美食，而厨子则称“厨艺师”，所谓美服、美食是指在实用之外，有美感的元素。值得注意的是，生活的衣、食、住、行、育、乐的各个领域，除食之外，占尽市场风骚的几乎是西欧的产品。

一个十分清楚的事实是，中国现代的美学文化（生活美学只是一个组成）的内容是包括中、西的艺术元素的。事实上，在全球化的时代，不止有经济的全球化，也有文化的全球化。当代中国生活美学，仅以“食”的范畴来说，就已不止限于中西两地，而早已全球化了。不是吗？日本菜、韩国菜、泰国菜不都是中国人美食的选项？

（6）最后，我想对中国现代美学文化的纯艺术生态与成就，提出一些观察。中国境内，艺术的种类，因西方艺术之引进而大大增多丰富了。有的品种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比如电影、电视剧、摄影;有的是古已有之的品种，却扩大了，国画外有了西画（油画、水彩画等），中国文学中有西方文学的元素等等。更重要的是，百年来，美学文化已有了独立的位置（当然有的时期还受到意识形态的强烈干预），因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走出贫穷，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富裕阶层，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强的美学需求，艺术人有了新的身份与地位，美学更有了民主化的趋势。我们必须注意到，今天已有数以万计的人投身艺术专业（以及与艺术有关的专业）的工作。同时，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青年人进入艺术专业的高等院校，加入艺术追梦的大军，必须说三千年中国的文明史中从没有过像今天这样的艺术生态。

要判定百年以来中国艺术的成就，我没有能力，也没有各个艺术专业的知识与研究，但我愿凭我长期对艺术文化的观察，提出我一个印象式的评断。百年来，中国广大的艺术界可说是人才辈出，在绘画、书法、音乐、雕塑、文学、建筑、戏曲、电影等各个新旧艺术领域，无不有“一位到五位”真正大师级或世界级的艺术家（我特意不点出艺术家的名字，我希望读此文的诸君凭自己的判断，试予填上），所以，我认为五四百年来，在“美学文化”上的成就是十分可观的，我甚至要说，如以五四百年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百年的美学文化的成就作一比较，五四百年是不会逊色的。

2019年3月27日夜

① 前述“五四”之意涵，见拙文《五四新传统的批判与继承》，1989年收入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中国大学2013年增订版。

②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09页。

③ N. Ferguson，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Penguin Press， 2011，中译本，《文明：决定人类走向的六大杀手級Apps》，2012年，第395页。

④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编：《蔡元培先生教育文集》，香港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02-209页。

⑤ 见拙文《蔡元培与中国现代大学范典之建立》，此为我在北大中国文化书院所作“蔡元培先生讲座”的讲稿，收入金耀基《再思大学之道：大学与中国的现代文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6页。

⑥ 载1919年12月1日晨报副刊。

⑦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89页。

⑧ 李泽厚：《美的历程》，香港：元山书局1986年版。

⑨ 赵效宣：《宋人之中国文化贡献史略》，香港：三和印刷厂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533页。

⑩ 杜卫、冯学勤：《中国美育话语体系的历史渊源、现代传统与发展展望》，中国美学门户网。

强道一：《艺术与人生》，收入陆扬、徐宏立编《人文通识讲演录（美学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190页。

（责任编辑：庄园）

A Look Back a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Hundred

Years Ago：A Brief Talk about Science and the New

Culture of Aesthetics in China

[Hong Kong] Ambrose Yeo-Chi King

Abstract： This is a speech King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first forum， titled， ‘A Centu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 Education， on the 30th April， 2019， when he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Liu Zaifu at Central， Hong Kong. In this article， he discusses his views of science and the aesthetic‘New Culturein China when he looked back a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s a century ago.

Keywords： Ambrose Yeo-Chi King， the 2019 speech， May Fourth， science， aesthetics， new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