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此文是刘再复为国际研讨会“五四之后：当代人文的三个方向——夏志清、李欧梵、刘再复”准备的讲话稿。该会议由哈佛大学王德威和香港科技大学刘剑梅召集，2019年5月9日- 10日在香港科技大学举行。文中谈及他对五四的看法并总结自己思想的两次变动。

关键词：刘再复;2019讲稿;五四失败;个人;思想变动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9）4-0012-07

一、“五四”的失落

议论“五四”，首先必须分清3组概念。第一组是“文化五四”与“政治五四”。一个是发生在1915年年末，以《新青年》杂志（1915年9月创刊时名为《青年杂志》，1916年出版第二期后更名为《新青年》）为符号的“文化五四”;一个是发生在1919年“火烧赵家楼”为标志的“政治五四”。前者是广义的文化运动，以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等为主将。后者是狭义的政治爱国学生运动，以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学生为代表。2015年，有些朋友采访我，纪念“五四”一百周年，那是着眼于文化五四，没错;如今又庆祝五四一百周年，这是着眼于政治五四，也对。第二组是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二者皆是“文化五四”范畴内的概念。新文学运动是一场文学形式的大变动，借用日本明治维新的语言“版籍奉还”，可以称它为“文学奉还”，即把本是分裂的“文”与“言”合二为一，把文学从文言文文学变成白话文文学，把文学奉还给广大的底层民众。由于新文学运动的成功，中国人开始用白话文写诗写小说写散文，至今仍然是白话文覆盖一切，白话文已取得主导地位与统治地位，所以可说“新文学运动”基本上取得成功。在这个层面上，五四是胜利了。然而，“文字奉还”之后，文学的门槛也随之变低，人人都可以写诗写小说（1958年甚至人人可以成为诗人），作家们逐步失去语言的美感意识，文学变得粗俗与粗糙，林琴南所担心的“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真的入侵了。所以新文学一百周年，其成就并不理想。特别是五、六、七十年的中国文学，更是发生严重的政治化与概念化现象。那30年的文学，可以说完全失败了，多数作品没有审美价值，只是政治的注脚。第三组必须分清的概念，是刚性五四与柔性五四。所谓刚性五四，即陈独秀、鲁迅的“五四”，所谓柔性五四，即胡适、周作人、蔡元培的“五四”。前者激烈，后者温和。前者为五四革命派，后者为五四改良派。前者的代表作为“文学革命论”与《狂人日记》，关键词是“推倒”，后者为改良派，代表作是《文学改良刍议》，关键词为“改良”。二者的差异延伸到1919年胡适和李大钊的著名论辩（“问题与主义”的论辩）。李大钊认为中国应走“根本解决”的革命之路，这是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思维;胡适则提出“一点一滴改良”，继续温和思维。第三组的区别最后又演化成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激进主义思潮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冲突。我与李泽厚先生的《告别革命》乃是康梁与胡适大思路的继续。

与新文学运动同时进行的是新文化运动。这实际上是一场思想革命，也可以称作思想启蒙运动。其具体内涵乃是以德先生和赛先生取代孔先生的巨大变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很了不起，旗帜鲜明而思想正确，它本身无疑是伟大与永恒的。可惜，五四之后启蒙运动完全失败了。不是某个时期的失败，而是五四之后的一百年，乃是五四精神失败的一百年。其失败，先不说德先生与赛先生在大陆至今仍站不住脚，也不说孔先生早已“衣锦还乡”，几乎成为新的教主。就说以下6个方面失败的征兆：

（1）最早的象征事件，乃是郭沫若和以他为旗帜的创造社的集体精神自杀。1919年下半年和1920年乃是郭沫若发表《女神》的写作爆炸期。这之前，即1918年8月，郭沫若和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开始酝酿结社，形成创造社“胚胎”。创造社提出两个著名口号，一个是“为自我而艺术”，一个是“为艺术而艺术”，并竭力主张文学艺术应当“尊重个性”和“景仰自由”。这个时候，创造社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团体。但到了1925年，郭沫若就在《文艺论集》的序言中（發表于《洪水》半月刊1925年第1卷）宣布放弃“过去”，即放弃“尊重个性”和“景仰自由”的主张。他把《文艺论集》视为埋葬“残骸”的“坟”，公开声称五四后的“这一两年”，他“完全变了”。过去所倡导的尊重文学的“个性”和“自由”，“未免出于僭妄”，即太奢侈了，太狂妄了，太不守本份了。正式和五四决裂，也就是公开改旗易帜，让“革命性”取代“个性”，并开启了“革命文学”的新时代。

（2）表现之二：五四的启蒙重心，与西方的启蒙重心不同。西方的启蒙乃是“理性”的启蒙。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说，所谓启蒙，乃是启迪人们勇敢地运用理性。但中国五四的启蒙，虽然也有科学文化、逻辑文化、审美文化的启蒙内涵，但重心是“人”的启蒙与“人性”的启蒙。启蒙者告诉中国人：我们是“人”，不是奴隶，不是牛马。我们是个体的人，不是群体的附件。我们有做人的尊严与做人的权利。鲁迅说，中国人只经历过“做稳奴隶”和“连奴隶也做不得”（做牛马）的两个时代，从未经历过做“人”的时代。我们应当进入“人”的时代。这是中国“人-个体”意识的大觉醒。可是五四之后中国人赢得做人的权利了吗？没有，至今中国人仍然“不像人”。仍然没有人的价值理念。没有“灵魂主权”的觉悟。今天中国人的胃肠比五四前饱满了，但脑子仍然没有做人的意识。中国人的全部神经一些被政治所抓住，一些则被金钱（市场）所抓住。欣赏的还是叩谢皇上、自称“奴才”的清朝题材的宫廷戏，五四的“人等于人”的公式在中国始终未能确立。

（3）文化五四运动是一个突出个人、个体与个性的运动，可是后来，“个人”、“个体”、“个性”不被重视了。五四高举易卜生的旗帜，高举尼采的旗帜，启蒙人们，你属于你自己，你不仅是君王的臣子，父亲的儿子，丈夫的妻子，你还是你自己，你拥有生命的主权与灵魂的主权。可是，一百年来，讲个人、个体、个性成了“个人主义”，即使未被打成“右派分子”，至少是思想罪。至今，只能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能说，人是个体存在的总和。从50年代到70年代，在文学艺术中，只能讲党性、阶级性、革命性，不能讲人性、个性、自性、灵性、悟性等。对此，直到80年代才有所反思。总之是讲阶级、讲集体、讲群众，乃是天经地义，讲个体、讲个人、讲个性，则大逆不道。或者说，讲主体性蒙受各种压力。文学艺术本是充分个人化的精神价值创造活动，也被纳入国有化和计划化的统筹之中，中国的个人，普遍缺少独立的人格与独立的思想，看别人的眼色行事，这怎么可能进行创造？

（4）还有一个重大标志，是作为启蒙运动，其“启蒙主体”作家、艺术家变成被启蒙、被教育的对象，主体位置颠倒了。

五四启蒙运动，其启蒙主体是少数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这是不言而喻的。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蔡元培等作为启蒙主体，当然启蒙、开导、教育广大民众，当然是阿Q、闰土、祥林嫂的启蒙老师。但是，30年代末，革命领袖的“五四运动”一文把启蒙主体的位置颠倒过来，说“现在工农兵才是革命的主力军，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相结合则一事无成”，知识分子“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最后分界就看是否能与工农相结合”。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进一步说，知识分子要接受大众的教育，后来更进一步说，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即再启蒙。胡风的问题正是四九之后，他仍然坚持五四启蒙逻辑，坚持“少数人启蒙多数人”的常态，忽略了革命领袖关于启蒙主体已发生根本变动的思想，继续宣扬主观战斗精神，继续主张作家要帮助工农兵去掉“精神奴役的创伤”，而且写了30万字意见书，这种书生意气，遭致牢狱之灾，于是，他本人与他的朋友，成了“反革命集团”。胡风文字狱伤及两千多知识分子，乃是五四启蒙精神的大失败。

（5）五四世界视野的溃灭。五四启蒙运动，乃是用西方文化视野启蒙中国人。如果说，洋务运动是在世界视野下发现中国的枪炮（技术）不如人，戊戌运动是在世界视野下发现中国的制度不如人，那么，五四则是在世界视野下发现中国的文化不如人，即发现中国的文化只适合农业文明，不适合工业文明。中国文化只有奴隶意识，缺少契约意识;中国文化只讲集体人格，不讲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读书自由等，中国文化具有“大丈夫”、“大宗法”等观念，但缺少“人权、人道、人性”等观念。“五四”引入易卜生，引入尼采，引入托尔斯泰等，都是世界视野的拓展。可是，如今，国际视野又返回中国视野，当今不少中国人只讲“民族主义”，不讲“国际主义”。这是一种倒退，也是五四的失败。

（6）审美实践的失败。审美，美育，对于人生确实极为重要。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也可了解。最接近人的，首先是美。我们去逛街，寻找的首先是美服、美饰、美食。正如我们先是被“诗”所吸引，然后再被《论语》所吸引。“美”总是先于“善”（“道德”）。孔子说，他从未见过“好德如好色者”，也是人之常情，人先是被“色”所吸引，然后再喜欢“德”。

什么是美。世上有无数关于美的定义。然而，最经典的，颠扑不破的定义，是康德关于美即“超功利”的定义。美与功利无关。政治、经济、新闻、道德，无不与功利相关。文学艺术最自由，因为它可以超越功利。无功利，无企求，无目的，才有“美”。《红楼梦》中探春主持家政时，认为荷叶、枯花也可卖钱，这是世俗思维，宝玉不能理解，因为他是纯审美的诗人，只知道花可鉴赏，不求任何功利。大家结社赛诗，尽管宝玉被评为最末，他也高兴，因为完全为诗而诗。

蔡元培的美育，开始虽也有“非耶”的背景，但他深知美的超功利特性。他在1917年作了“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演讲，认为审美比宗教更带有普遍性和超越性。也就是说，它更带普世价值，它超越了宗教的观念与偏见。在中国文化中，儒家的道德要求超越了美的要求，但道家更重视个体之美。可惜，“审美代宗教”的思路完全失败了。其表现：（一）教育中“美育”之维走向衰落甚至灭亡。现在只有实用主义的分数和名次计较，没有纯审美的教育。蔡元培的功劳是把中国教育从三维（德、智、体）扩大到四维（多了“美育”）。然而，“美育”至今未独立成教育体系。不能与德、智、体等三维并列。（二）“美育”因为中国的外部环境而被压抑。即“革命”才是第一主题，第一基调，革命压倒一切，也压倒审美。文学艺术成了革命的齿轮与螺丝钉，即成了革命的号筒与革命宗教的注脚，太功利化了，美育也因革命化而失去存在的依据。（三）“美育”除了功利化即政治化之外，还发生极端“世俗化”。雅、俗本可以成为审美的张力，如汪曾祺写“沙家浜”的样板戏，世俗中也有审美的因素，平民（如晴雯）也有贵族性。但过分的世俗化便使“古雅”之维完全丧失。阿Q、闰土的审美的眼睛成了唯一的眼睛。这就错了。现在中国教育中的“美育”，已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完全“无立足境”。

以上六点，都是百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失败的明证。在今天的会议上，我要说：五四精神本身，尤其是突出“人”、突出“个人”的精神，是伟大的、不朽的、正确的，但是，中国的精英提倡之后的这一百年，从1919年至2019年，其精神却被整肃和否定，五四的基本精神不复存在。

二、主体归位——20世纪

80年代的第一次挣扎

30年前，我已意识到，五四启蒙运动已经失败，人性、个体、个性、自性、心灵、自由，全都葬送在牛棚里了。我所能做的唯有呼唤那些已经死亡的一切，即使复活，也只是“回光返照”。

80年代是中國思想最活泼的时代，我充满打倒“四人帮”的胜利的亢奋，也整天做着白日梦，包括个体梦、主体梦、人性复归梦、个性复归梦、个体自由梦、个体尊严梦等。我把这一切梦都总括为“主体归位”、“个性归位”，并为此而发言、写作。作为80年代的“弄潮儿”，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所做的一切，乃是五四“人-个体”精神的挣扎与“回光返照”。好景不会太久、太长。这是中国专制制度的自我疗伤时期，我应当趁此做些事。而最重要的是要趁此呼唤五四那些人的尊严，呼唤人的价值、人的自由等精神，呼唤每一个作家、诗人的主体地位。所谓主体，便有人、人类。有群体主体性，也有个体主体性，我呼唤的是个体主体性。

关于恢复人的尊严与人的价值。我提出的根本点是呼唤尊重每一个人的思想主权即灵魂主权，反对个体心灵国有化。我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培养出来的学生，仰仗社会主义助学金读书长大，所以从不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国有化，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难以接受“全面专政”口号。这一口号乃是认定政治、经济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够的，唯有把专制推向文化领域即个人的心灵领域才是全面的。于是我跟着大家拼命“斗私批修”，狠整“私心一闪念”，连写作也当作个人主义拼命检查。那时，所有人都在向国家交心，让心灵国有化。我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心灵国有化的革命。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资最高的是正在标点《二十四史》的顾颉刚先生，他竟然交出270多条心，赢得民盟“交心比赛”的第二名。我虽然没有太多心可交。但感受到这种丧失个体尊严的痛楚，并质疑这种心灵国有化运动，把它视为人格尊严与文学自由的失落。于是，在80年代，在文学领域，我开始著述《性格组合论》。名为《性格组合论》，实为《人性组合论》，此书，我认定交心、交出个性，恰恰是反人性、反文学、反真实。

《性格组合论》获得成功之后，我又提出《论文学主体性》，对文学的党性原则直接提出挑战。考虑到人文环境的具体情况，我把作家分解为世俗角色与本真角色。（即现实实践主体与艺术精神主体）。作为党员，可以守持党性（革命者可以守持革命性），但作为作家，则应当超越现实主体的种种限制而进入艺术主体的自由状态，追求人性、个性、自性。也就是说，现实中你是集体的一员，但在写作时，应是个体的存在。这是在新时代里我所做的恢复五四“人-个体”精神的具体努力，回归五四个人精神与自由精神的一次挣扎。但是在文学主体原则提出后，我遭受到政治上纲、左派围攻。最终因党中央的刊物《红旗》发表声讨文章而结束。

现在整个国家都在说“梦”，但只有国家富强梦（民族复兴梦），而没有个体自由梦。也没有个人尊严梦。没有个体自由，国家富强就基础不牢。绝对的强国诉求，必然导致新的心灵国有化与精神计划化。这里必须声明一下，我讲中国丢失个体、个性，缺少“个体自由梦”，只是“描述”，并非谴责。面包与自由，在人类历史上总是陷入冲突，难以兼得。对于这种困境，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已发现其普遍意义，并加以展示。其实，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也是如此：民族复兴梦（孙中山、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思想家所作的群体梦）和五四作家所作的个体自由梦常常发生冲突，包括创造社的选择，也是这样。但是，应当承认，社会的健康与兴旺，是两梦必须并举，绝对不可以用国家偶像排挤个体尊严。

三、“放逐诸神”：出国后我的第二次挣扎

出国之前，我作了第一次挣扎，那是呼唤个体自由梦的挣扎。出国之后，我仍不死心。借助海外的自由条件，我再次呼唤五四启蒙精神，再次争取人性与个性的复归。如果说第一次挣扎的重心，是“复归”;第二次挣扎的重心则是“放逐”。我意识到，不“疏”不“流”，不“通”不“畅”，唯有“放逐”一切“束缚”，才有“个性”與“自由”，于是，我放逐了四大堵塞了个性与自由的精神锁链。

1. 放逐“革命”

反省一下，我觉得把自己捆绑得最紧的是“革命”二字。五四所进行的“文学革命”，过于激烈，五四后的“革命文学”更加激烈，政治完全压倒文学。革命，变成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主题，生活基调。革命成功后，中华民族生活重心仍然是“革命”，号称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我们这一代人完全迷失在“革命”之中，我个人也不知不觉地成了“革命狂”，讲话写文章均唱革命高调，均以“革命”为灵魂。人群的分野是“革命”与“反革命”，为了表明自己属于革命阵营、与革命路线一边，全部思路都以“革命思想体系”为准则。出国第二年，我和李泽厚先生对谈《告别革命》，此书是为中国设想，确实想为中国“开万世太平”，觉得在“改良”与“革命”两条基本道路面前，应当选择“改良”之路。改良其实也很麻烦，也需要斗争，但可以避免流血，避免暴力，避免伤及无辜，所以相对而言，还是走改良之路好一些。数十年的革命教育，使我们这些“革命狂”，个个都把革命当作唯一“圣物”，都崇拜暴力和枪杆子，“告别革命”，首先要告别这一大思路，即告别以暴力革命为历史必由之路的思维定势。此外，就个人而言，还要告别革命思想体系，即以为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革命历史本身就是历史的全部（排除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线索），未看到血的阴影乃是最难抹掉的阴影，革命本身会造成多种后遗症，包括“调动仇恨”等灾难性的后遗症。我和李泽厚先生均认定，阶级矛盾与阶级冲突，永远都会有，但是，解决矛盾时，阶级调和（改良）比阶级斗争的办法好，尤其是比暴力化的阶级斗争手段好。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从1991年开始，就进行“告别革命”的对话。在对话中，首先定义告别的“革命”，是指“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尤其是暴力的方式推翻现政权的活动。”很明显，我们反对的是以暴力的方式“打倒”和“推翻”现政权。对于现政权，我们也有不满，但觉得只能用“批评”、“改良”、“议会斗争”等办法去解决，而不宜用流血斗争的革命办法去解决。这也是共产国际运动中伯恩斯坦、考茨基一派的主张，被命名为“修正主义”的主张，我们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内，修正了原教旨主义中的“暴力崇拜”、“武装斗争崇拜”等内涵，也是在承认现政权（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前提下所进行的思索。总之，革命是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神”，到俄国之后，我亲眼目睹革命的后果，更是决心把它放逐，从理念上也从心灵上把它放逐。当然，我和李泽厚先生的“告别”（即“放逐”）是理性的，我们并不反对历史上一切“革命”的道德正义性和历史合理性，也不否定新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只是反对把暴力手段当作唯一手段，只是反对“以暴抗暴”，反对高举“流血”旗帜。因为“告别革命”，所以我们认为胡适的“文学改良”比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好，也认为胡适的“一点一滴改良”比李大钊“根本解决”好。

2. 放逐“国家”

我把国家视为“三合一”的结构，即国家包括“自然结构”、“精神结构”和“实体结构”。自然结构是指山川、土地、森林、海洋、动物等，这一结构当然不可放逐，当然要永远拥抱。精神结构，主要是指文化、传统、语音、社稷。这当然也不可放逐。还有一个重要结构是权力中心，古代称之为“朝廷”，现代称之为“中央”，这是权力中心系统中的领袖、议会、监狱、法院、警察、军队等等，这个意义上的“国家”，五四运动时，文化先行者们称之为“国家偶像”。陈独秀写过“偶像破坏论”，他认定，为了解放大家的思想，就得扫除各种堵塞思想的偶像，国家也是一种偶像，也属于五四运动必须破坏之列。五四之前，梁启超论述中国积弱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国家观念不明确。他认为应当把国家与天下，国家与朝廷，国家与国民，这几对范畴区分清楚。朝廷不等于国家，爱新觉罗王朝不等于国家。他认为，国家的主体是国民，爱国家主要是爱国民。当然也要爱山川、土地、文化、社稷等。（不过他未明确这么说）我说的“放逐国家”，指的是放逐“权力中心”这个意义上的国家。在《放逐诸神》一书中，有一篇“文学对国家的放逐”（本是提供给斯德哥尔摩大学《国家·社会·个人》学术讨论的文章。我的意思是说，国家对文学管得太死，就没有文学了。文学是最自由的领域，人类在现象界（现实生存）中其实是没有自由的。自由只存在于文学艺术等纯粹精神领域。在文学艺术中可以想象，可以展开各种心理活动。这些活动无边无际，广阔而神秘，不受现实规范，甚至违反法律。但文学艺术正因为有这种权利与特性，所以它才有存在的理由。如果国家管辖得太严，把文学艺术“计划化”、“国有化”、“国家化”，那文学艺术就会走向死亡。我经历的年代，正是国家发挥战时文工团传统的年代，国家要求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充当国家的工具与螺丝钉，结果使文学发生严重的公式化、图解化、概念化，文学成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形象转达和形象注脚，作家成了国家的奴隶和人质。

3. 放逐主义

除了放逐革命、放逐国家之外，我意识到，还必须放逐概念。所谓“概念”，便是主义，即政治意识形态。尽管“革命”、“国家”也是概念，但它们之外还有一套束缚思想的概念体系。在我生活的年代，这一体系既包括政治概念、文化概念，也包括文学艺术概念。每一个概念，都是一种陷阱、一种锁链。政治概念，如“阶级斗争”、“基本路线”、“全面专政”、“继续革命”等等，哪一个不是陷阱与锁链？！文化概念，例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唯生产力论”，“封、资、修、名、洋、古”等等，从1949年到1978年整整30年中，意识形态取代文化，“主义”压倒一切。这个时代，只有政治，没有文化;只有政府，没有社会;只有斗争，没有妥协。这个时期的文学，也是充斥从苏联那里照搬过来的教条和概念，什么“阶级论”，什么“反映论”，什么“典型论”，什么“社會主义现实主义”，什么“革命现实论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则只剩下“高大全”，“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等高调概念。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茅盾的《夜读偶记》，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国现代作家，怎么也写出这么一本文学理论书籍呢？政治性概念对中国文学伤害有多深，从这本小册子就可以读出来了。茅盾在此书中竟然把“批判现实主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所代表的现实主义）视为现实主义的低级阶段，而把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为现实主义的高级阶段。而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那种教条化即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再加上一个意识形态前提，怎能还有人性的真实和生存环境的真实？！

茅盾自身的小说创作，《子夜》之前的《蚀》与《虹》以及《霜叶红于二月花》等，没有“社会主义”的前提，倒是比较真实，而《子夜》与《子夜》之后的作品标榜社会主义，反而削弱了真实。茅盾是五四后一代左翼作家的代表人物，他本身走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后便陷入绝境。但茅盾不但未吸取教训，反而把自己的失败当作成功，把巨大教训当作胜利并加以理论化，不仅在理念上是荒谬的，而且完全背离世界文学历史的基本事实，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更斯、契诃夫等文学高峰，世所公认的经典，视为低级文学，这怎能说得过去呢？阅读一下《夜读偶记》，便知道中国作家中毒有多深？我“放逐概念”，当然包括放逐《夜读偶记》，所以我在《放逐诸神》一书中和李欧梵先生一起批评了茅盾。

4. 放逐“二极思维”

上下，高低，正反，阴阳，苦乐，善恶，是非，等等，都是基本的二分，这是人类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二分，这种分，永远是需要的。

然而，以往我接受的“一分为二”，只讲“分”，不讲“合”;只讲“异”，不讲“同”;只讲“割”，不讲“连”;只讲“别”，不讲“聚”;只讲“你死我活”，不讲“你活我也活”。在政治上，首先分清敌我;在道德上首先分清善恶，即大仁与大恶;在是非上则分清黑与白。这种划分后来在我思想上形成一种简单化的一个消灭另一个的套式。我写《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描述人的内心所常有的善恶冲突，人并非黑白分明那么简单。到了海外之后，我学禅，首先遇到的是它的不二法门。这个不二法门，使他们（佛教徒）没有分别心，也没有尊卑之别，内外之别，贵贱之别。能平等地对待每一颗心灵，这才有慈悲。慈悲并非来自二极思维，而是来自不二思维。禅，慧能，给我最大的启迪，就是这个“不二”。于是，我接受了“不二法门”，并把“不二法门”加以泛化（普遍化）。在阅读《红楼梦》时，我因为从“一分为二”走向“不二法门”，所以对小说中的各种心灵便看明白了。贾宝玉的心灵之所以可爱，就因为他看人全用不二眼光。他没有贵族与平民之分，没有上等人与下等人之分。晴雯，在他的母亲王夫人眼里是一个“丫鬟”、“奴婢”，也就是“下人”，但贾宝玉没有这种二极思维所产生的概念，他眼里的晴雯就是晴雯，是一个聪明美丽的生命。她出身下贱，但心比天高。贾宝玉在晴雯去世之后，所写的祭文《芙蓉女儿诔》，就把晴雯这么一个女奴当作天使来歌颂，称赞她“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其境界之高，前无古人，甚至屈原的《离骚》也无法与它相比。贾宝玉之所以人人爱，正是因为他尊重人，不以分别心看人。妙玉极端聪明、极端美丽，但就其心地而言，她守持的是分别之心，天然地对人进行高下之分与尊卑之分，贾母造访时她刻意奉迎，而刘姥姥喝过的杯子她则嫌脏而扔掉。她的分别之心变成势利之心。难怪曹雪芹给她的评语是“云空未必空”。

从禅的“不二法门”，我又走向《道德经》所揭示的“三”与“万”，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说，无限丰富的万物万有，皆由“三”产生。我把“三”视为两极对立中的第三地带，并认识到这个地带无限广阔，其空间之大难以形容。所以我在海外选择“第三空间”作为立足之所。在政治上，不立于左右两个极端之上，而是立足于两极的中间领域;在道德上，不崇尚大仁与大恶，因为完全的“仁”与完全的“恶”皆不真实。而在大仁大恶之间的许多人，即“第三种人”，反而更真实。

走出二极思维模式之后，我仔细想想，觉得应当守持分别相的科学。不加分门别类，便没有科学。所谓逻辑，也是分门别类。但宗教与文学，面对的是整体人性，如果也分高低贵贱，就不可能爱一切人，理解一切人。一旦分别敌我、内外、尊卑，就势必丢掉“平等”，丢掉“慈悲”。

我的挣扎与放逐，不是倒退，而是守持，即守持五四启蒙精神，特别是“人-个体”的独立精神，尊重个性的自由精神，德先生赛先生取代孔先生的新文化精神。我的第二次挣扎，使我返回“五四”新文化本身，在“五四”失败之后，赢得一些历史瞬间的“个性”与“自由”，这也算是失败中的胜利、绝望中的希望。

2019年5月

The Failur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My Two Struggles

Liu Zaifu

Abstract： This is a speech Liu Zaifu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itled，‘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ree Direc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Humanities-C. T. Hsia， Leo Ou-fan Lee and Liu Zaifu， a symposium convened by David Der-wei Wang，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and Jianmei Liu， from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n 9 to 10 May， 2019. In this article， Liu talks about his view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concludes on the two changes that have happened to his thought.

Keywords： Liu Zaifu， the 2019 speech， the failur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dividuals， changes to his thou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