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荣虎

摘 要：从1949年到1987年，是台湾历史上的“戒严时期”，期间台湾社会经历了多重转型：从“日化”转向“中国化”，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本土化到“西化”。此时的乡土小说深入细腻地描绘了转型期乡土社会经历的“三苦”：贫穷之苦、农业衰退之苦、乡下人进城之苦，体现了写实主义的文学精神，而写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以及与之相关的形式、风格与戒严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是相抵牾的，作家们在重重压力下，艺术地呈现了真实的农村、真实的社会心理以及作家本人内心的困惑与忧思，因而这些小说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有超越现实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台湾戒严时期;乡土小说;乡土三苦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9）4-0043-09

从1949年到1987年，对于台湾省而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而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1895-1945年），台湾更是经历了一段非同寻常的岁月——清政府因甲午战败而将其割让给日本。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中，日本对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皇民化”运动和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使台湾社会一定程度地“日化”。戒严时期（1949-1987）的台湾社会，处于两蒋父子的威权统治下，大致经历了两个特色鲜明的历史时期——以温和的土地改革和严厉的白色统治为主要特征的“戒严前期”，这一时期，在推行农村土地改革的同时，采用“戡乱”时期的非常条例，政治上极力宣传“反攻大陆”，以维持政权的稳定;其后，世界冷战局势形成，台湾进入工业化与后工商业化时期，经济飞速发展，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台湾社会完成城市化转型，此为“戒严后期”。在长达38年的前后戒严时期，台湾经历了多重转型：从“日化”转向“中国化”，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前者对当时的台湾民众而言，并无不适，恰恰相反，回归中国，洗刷了日本殖民统治带来的民族屈辱，满足了身份归属的内在需要，因此，从“日化”到“中国化”，乃是顺应民心之大事、幸事。当然，这一过程中也会存在日据与国民党统治的前后对比以及由此产生的暧昧难言的心理。而后者则更为复杂，其中不仅涉及到生产组织形式、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涉及道德观念的变化。而自1951-1965年实施的“美援计划”，对台湾社会产生的影响亦不可小觑。“美援计划”以及1950年代中期以降日台贸易的快速发展，使台湾成为被美日新经济殖民的典型地区，逐步形成了“依附型的台湾经济”模式。这种“依附型经济”不仅在经济上对外依存度极高，而且在文化和社会心理上也产生了对美日，特别是对美国的依从与向往，而且，“美援”对台湾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并未随“美援计划”的终止而消失，而是在其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戒严时期的台湾社会也存在着“西化”的倾向。此时的乡土小说深入细腻地描绘了转型期凸显的社会问题、人们的道德困境以及复杂微妙的社会心理，而这一切中最严重的、同时又是根源性的问题是“乡土之苦”，本文拟通过对相关文本的细读，探讨其中的复杂意涵。

一、农业衰退之苦

国民党接管台湾之后，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农村和农业的改造，诸如公地放租、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农业机械化、普及教育、生育指导服务等等，这些措施很快扭转了农村面貌，在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民生活环境等方面颇见成效。经过20多年的努力，至1970年代中期，台湾已经奠定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基础。然而，此时台湾经济即将进入一个以工商业为主体的新时期，这对于整个台湾地区而言，是百年难逢的机遇，但对于蓄势待发的台湾农村，却犹如当头一盆冷水。当时即有学者指出：“然近年来由于工商企业之急速发展，使得农业相形失色，而使农村发生许多问题。”①此时的农村问题，尽管多种多样，但根源在于工商业的进逼和工农业的反差。此前，台湾一直是以农为本。农业的衰退，对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心理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60年代，张系国的《地》和黄春明的《溺死一只老猫》已经初见农业的衰退及其对农民心灵的冲击。《地》讲述农民种地亏本，年轻人离乡谋生的故事。小说中的种地人是退役低级军官老连长，其子女都离开了农村。虽然老连长种地亏损有不善經营的因素，但农业不景气已是事实，此时的农村、农业意味着萧条、贫穷、艰辛。但土地还维系着人们的情感，卖地时，地主都心有不舍。老连长的儿子李明发出感叹：“我们这种人，只配流浪和失落，不配去接近土地”②，对土地的依恋体现了城市化很难在短时间内斩断农民与土地的情感联系。对于农民及其子女而言，城市是适宜的谋生之所，而农村则是情感的归依之地，犹如费孝通所说，被迫离开故土的农民，“象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③，是现实逼迫的结果。

《溺死一只老猫》则是农村“被开发”的故事。镇上人决定利用偏僻的清泉村的泉水开发游泳池，阿盛伯等村民笃信水井即“龙目”的传说，极力反对，但游泳池还是建起来了，结果，阿盛伯跳进游泳池自尽身亡。反对建游泳池是成年村民的共同态度，但当外部势力介入之后，村民就全都退缩了，在外来势力面前，村民是孱弱无力的。作者对于农村在城镇的强势逼迫下的处境充满同情，但也非常清醒：村民的反对多出于迷信、保守和狭隘。小说结尾，阿盛伯出殡之时，村里的小孩在建成后的游泳池里尽情地享受着戏水的快乐，表明作者并不反对开发农村，作者痛惜的是村民在咄咄逼人的城镇面前的孱弱无力、不堪一击。最终阿盛伯以溺亡为村民的处境作了绝妙的诠释，阿盛伯的死犹如溺死一只老猫，无足轻重，无关痛痒，农村和城镇都将按照现有的逻辑发展。阿盛伯带走了老一代农民的委屈和困惑，小说预示了乡土社会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将被改变，阿盛伯虽然死了，但他的苦恼仍留在其后的农民心中。后来林双不出版于1980年代的小说集《筍农林金树》秉承这一立场，“描写五0年代、六0年代的台湾农村被工商业化所摧残的状况”④。

1970年代，宋泽莱《大头崁仔的布袋戏》、张子樟《老榕》、廖蕾夫《隔壁亲家》等继续讲述传统农业败落的故事，学戏成功的阿崁准备进城去做生意（《大头崁仔的布袋戏》），文耀的父亲因务农而致债务缠身，只得将土地全部卖光还债（《老榕》）。而将农村的败落、人情世情的变化以及传统道德的式微表现得极为深刻的是《隔壁亲家》。小说以石龙伯和粗皮雄仔两家人经济状况、生存处境的变化、逆转为线索，讲述两家人由交好到交恶的故事。石龙伯原本是地道而富有的农民，却因固守农业而日益窘迫，粗皮雄仔本来穷困，却因弃农而暴富，其中既有政策、市场的原因，也由道德和观念的变迁所致。石家三子分别务农、进城务工、念大学，走的是耕读传家的路子，可是，他们无一能在经济上力挽狂澜。粗皮雄仔生养了三个女儿，三姐妹玩的是老少配、卖淫、傍大腕，越出传统乡土社会的道德甚远，却风生水起，财源广进。作者在农业与非农业、农村与城镇的对比性选择中展示人物的命运沉浮，不仅凸显了农业和农村在新的时代中的退缩与衰败，用意更在探究新的生存规则与传统道德的尖锐冲突，难道现代的享受（气派的洋楼、艳丽的服饰、舒适的都市空间），一定要以抛弃“耕读”理想和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道德基石为代价？伴随着农村衰败的是传统道德的式微，而礼义廉耻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在作者看来，是健康而合符人性的，它的衰弱昭示了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即将逝去，作者的写作心态类似于沈从文写《长河》。沈氏自陈《长河》的创作动因是有感于湘西进入“现代”之后，“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⑤。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政治氛围和沈氏本人对乡土社会的同情与迷恋致使《长河》并没有真正写出湘西乡土社会的“堕落”和普通农民做人时“义利取舍”的“泯没”。而廖蕾夫接过沈氏的笔，不仅完成了沈氏未遂的意愿，而且提出了新的课题：乡土的沦落是以城市的崛起为前提的，而城市的吊诡之处在于，一方面为人们提供舒适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消解神圣的道德传统。因此，农村的衰败不仅仅是一种生活空间的败落，更是一种道德传统的衰亡。

同一时期，与前述农村叙事基调稍有不同的是杨念慈的《鸭的悲喜剧》。小说继承乡土浪漫派的风格，抒写乡民的善良、人际关系的纯正，但这种倾向在当时的乡土小说中，当属异数。

到1980年代，吴锦发的《堤》释放出新的信息，对于此时的中青年农民而言，放弃土地是理性而坚定的选择，再也没有1960年代的伤感了。因为工厂对河流的污染更为严重，农业进一步边缘化，而土地价格上升，正是卖地的好时机。老一代农民不屈服于自然，欲与自然斗争的精神，犹如过时的、被遗弃的古老农具，孤独而落寞。黄春明的《放生》则将工业污染、水质变坏与公务员受贿、农民的抗议与官方的镇压结合起来，更具批判的力度。

农民对土地的态度与情感能够敏锐地反映出农业在全社会的地位，从1960年代，张系国的《地》中青年一代对土地恋恋不舍地放弃，到1980年代，吴锦发的《堤》中子辈毫无眷恋地出卖土地，见证了农业日益衰退的命运，而农业的衰退对于农民的冲击，决不是单纯的物质上的，也不仅仅意味着职业的变化和生活空间的转换，更重要的是心理习惯、文化模式和伦理道德上的不适。

二、乡下人进城之苦

与农业的衰退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是工商业的发展和城镇的崛起，两者共同导致了部分以农为生的乡下人改行、进城谋生。从1964年至1972年，是台湾的“经济起飞时期”⑥，经济重心从农业转向工业，相当一部分乡下人也从农村进入城市，这一现象至蒋经国时期（1978-1988）已蔚为壮观。有学者指出：“蒋经国在任时，台湾社会因为经济发展也发生了实质的转变，都市化现象非常显著。大量人口集中到都市，农村人口相对减少。”⑦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城乡之间的失衡日益凸显，乡土小说及时地描绘了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社会现象。

尽管客观地看，“城”与“乡”是相互依存的，但是，城乡的区隔以及不同的物质条件、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使乡下人必然经受进城之苦。在1970年代乡下人进城的叙事中，杨青矗的《绿园的黄昏》、《在室女》、《新时代》、黄春明的《苹果的滋味》、《莎哟娜啦·再见》、忻易的《妈妈要回来啦》、江湖白的《放香鱼》、廖蕾夫的《竹子开花》、陈顺贤的《大火》、洪醒夫的《清水伯的晚年》、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等，颇具代表性。

杨青矗讲述了城市化浪潮中，青年“不得不进城”之苦，因为即使是家道殷实的俊男靓女在乡下也找不到对象，乡下青年一心往城里钻，女子更是把进城作为择偶的条件。同时，杨青矗也描绘了农业与工商业之间收入的巨大落差。在杨青矗的笔下，个人是无法抵制城市化浪潮的，正如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考察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所说：“所有有能力的人都离开乡村去了工厂和城镇，或者决心移民，只留下了迟钝的人、没用的人和无知的人。”⑧在杨青矗笔下的绝大多数乡下人看来，进城是能力的体现，反之，困守乡土，就是无能的证据，而最牵动乡村青年男女之心的爱情、婚姻更是把他们逼入了城镇。

黄春明、廖蕾夫、忻易、洪醒夫、王祯和等人则专注于乡下人“进城后”之苦。《苹果的滋味》以反讽而克制的笔法讲述阿发一家的城市冒险，让阿发一家绝处逢生的是车祸肇事者美国军官格雷上校。失去两条腿，却获得了意外的财富和帮助，这种“哭笑不得的城市经验”⑨，印證了“美援计划”对台湾社会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小林来台北》可谓典型的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小林既失望于乡土世界的倚强凌弱，更绝望于城里人心甘情愿地为有钱人效劳、崇洋媚外、缺乏同情心，较之于乡下，城市更让小林愤愤不平。《大火》写乡下人在城里被欺负的故事，《清水伯的晚年》描摹城里人的虚伪，都是不愉快的城市经验。

《妈妈要回来啦》、《竹子开花》、《放香鱼》则涉及农村女子进城后以女色换取金钱的问题。《妈妈要回来啦》中，在去台北从事色情业的妈妈变得更漂亮了，也有钱了，不谙世事的幼子更喜欢这样的妈妈，而已懂事的长子则痛苦不堪，两个儿子不同的感受充满隐喻的意味。《竹子开花》介绍了一个普遍现象，那就是乡下有不少人家把女儿卖为妓女。小说的主人公秀月不随大流，未为妓女。但一家人同样不知廉耻，见钱眼开。《放香鱼》也写到女孩从事色情业，收入高，众人不以为耻。这些小说表现的“进城后之苦”是肉体和道德的双重痛苦，而道德的痛苦尤甚。《莎哟娜啦·再见》以返乡知识分子的视角，直接表达了强烈的道德焦虑，并在更广阔的背景中思考经济实力与性权利之间的关系。而黄春明1960年代发表的《城仔落车》、《看海的日子》则超越了对进城为妓的乡下女子的道德指责，特别是《看海的日子》集现代理念与传统理想于一体，展现了女性内在的温柔、善良、坚强和智慧，展现了人性之善的魅力。

乡下人进城后之苦的书写，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人口的流动性、人与人之间的松散联系、繁荣的色情业等等，最终表现为以色情业为代表的道德堕落和以冷漠、自私为中心的利己主义，因而，“对流动性和城市堕落的发展过程的描写”，是世界文学中常见的叙事，不仅见于英国文学，也在之后的“非洲、亚洲和西印度文学当中再度出现”⑩，台湾文学在城市化过程中有关城市堕落的描写，本不足为奇，但这些“堕落的城市”叙事是基于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道德和台湾地区的乡风民俗，具有国族性和在地性，它集中于对“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和恋慕虚荣的身份意识的批判，与欧洲人的城市批判颇为不同，如恩格斯对现代城市的批判：

“每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普遍的原则，可是，这些特点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在这里，在这个大城市的纷扰里表现得这样露骨，这样无耻”。

恩格斯批判的是城市的利己主义，台湾作家描绘的是进城乡下人经济困顿、受欺负、操业贱，问题的关键是，乡下人的城市经验果真如此不堪吗？杨青矗描绘的乡下人的“城市想象”与“城市经验”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农村青年进城之初以自己的方式“想象”城市：“做工象游戏，领钱是捡到的”，而一旦真正进入城市，这种想象往往会落空，于是会产生心理落差，“城市不是虚构，与这些想象中的纯洁、高尚、善良格格不入，于是就会被视为恶念横行的地方”，简言之，想象与现实的落差或许强化了乡下人城市经验的负面印象。

1980年代的台湾已经进入城市化、工业化社会，据统计，1983年，非农业人口在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北部城区占90%以上，全台平均值为72%。1980年代的乡下人进城叙事主要集中在进城潮对乡村的影响，作家们关注的是当城市吸纳了大量的农村人口之后，那些无法进城的老弱，生活得怎样？

黄春明的《现此时先生》、《打苍蝇》，李赫的《回家》，履彊的《杨桃树》以不同的方式讲述共同的主题——“城市化浪潮中的乡村”。最令黄春明挂怀的是被城市化浪潮淘汰的乡村老人，青壮年都进城了，乡村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老人，他们似乎被轰轰前行的时代列车丢弃、搁置在荒山野岭，孤独、寂寞、百无聊赖，但是，这些老人真的甘于这样的生活吗？《现此时先生》描绘十三位老人的乡村岁月，他们打发漫漫时光的共同办法是由一位外号叫“现此时先生”的老人为大家念报纸，但他念的从来都不是当天的报纸：

“他们的旧报纸的来源，不是从山下杂货铺子包东西回来的，就是上城的人，顺便到车站捡回来的。”

这些过时的、被随意丢弃的报纸何尝不是乡村老人命运的写照？他们落在迅驰的时代列车之后，但内心依然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关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令这些老人深信不疑的报纸，竟然全是些虚假无聊、胡编滥造的消息。《打苍蝇》进一步写留守老人的寂寞。小说描写林旺枞老人打苍蝇：

“林旺枞老先生席地坐靠门槛，手执苍蝇拍子，从上午自家房子的影子罩到巷道对面那一边的水沟，就拍答拍答地拍打，打到影子已经缩到门前的水沟了。”

林旺枞练得一手打苍蝇的绝活，此中的落寞、无聊可想而知。除了孤独地打苍蝇，就是像他的老伴阿粉那样，几个人聚在一起打牌，可是打牌会被警察罚款，在如此枯寂的生活中，老人们生有何趣？黄春明不仅写出了乡村的寂寞，更为重要的是，写出了心灵的寂寞，写出了被时代、被社会遗弃的角落里无奈的、可怜的灵魂。《回家》、《杨桃树》都是进城乡下人返乡叙事，《回家》虽然与《现此时先生》、《打苍蝇》的主旨不同，但同样描写了年轻人都出外打工，乡村只剩下老人的现象。《杨桃树》的作者自言有意不去渲染“昔时农村的贫穷、哀伤、惨淡”，而以“爱心和真实的体验”为写作之本，小说确实写出了爱心，同时，也让他笔下的人物体验了城乡之间的沟壑，写出了乡村的落寞。昌平和淑蕙的假期本有一周，却在第二天早上匆匆离去——乡下留不住人，即使是做客，也不愿意呆久了。

从最初对盲目乐观的城市期待的展示，中经对城市堕落的描绘，最后转向对寂寞乡村老人的书写，台湾戒严时期的乡下人进城叙事真实而敏锐地再现了城市化过程中台湾社会心理的历史流变，看似变动不居的小说主题中，寄寓了作家们不变的情怀，那就是对农民命运的关心，但农民不是单纯地被怜悯、被同情的对象，而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农民的前途与命运、乡土的风气与道德塑造着现在和未来的社会，正是基于这样的使命感，作家们笔下的乡下人进城叙事的写实主义色彩格外鲜明。

总体而言，乡下人进城之苦乃是台湾作家接续五四“为人生”小说的创作之路，反映台湾经济腾飞、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之时，农产品的附加值与工业品附加值形成巨大“剪刀差”，乡土农村所遭受的在城市化转型和美日新殖民经济手段控制和掠夺下形成的“依附型经济”之苦。“依附型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从乡土农村“抽血”，青壮劳力、土地、水源、矿藏、农副渔产品等各类资源都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急需源源不断抽取的“新鲜血液”，由此造成了台湾农村严重“失血”，打破了农业生态平衡，使乡村出现迅速全面衰败的趋势。至1980年代城市化完成，台湾社会进入后工商业化时代，又开启乡土社会的全面老龄化与“空心化”。

三、贫穷之苦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期，台湾社会由于蒋介石的“威权统治”和以土地赎买为核心的一系列土改政策，打破和废除了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形成的以大米、甘蔗和樟脑为主要种植模式的单一的殖民经济，逐步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而这一经济模式的转变过程，对于农民而言，即是适应或被淘汰的过程。由于家庭成员的年龄结构、身体条件、个人素质以及地缘因素、思想观念等多重原因，导致“戒严前期”不少农民经历了“贫穷之苦”。

描写农民之贫，可以追溯到古典文学中的“悯农诗”，而在大陆1910年代至1940年代的乡土文学中，“悯农”传统仍在，但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民主和科学为基石的现代思想取代了普泛的人道情怀，作品的旨趣也指向探讨导致农民贫穷的原因。而此时，台湾乡土小说既有古典的悯农况味，也有现代的价值立场，两者或分或合，形成了戒严时期乡土小说特有的风貌。

继承悯农传统，同时又对现代思想有所发展的，首推黄春明，其短篇小说《鱼》（1969年）、《癣》（1968年）对台湾农民的贫困，体察之深，表达之切，堪称完美。《鱼》写山区少年阿苍和爷爷因丢失一条鱼而发生误会，吃一次鱼、丢一条鱼，对于这个家竟然如此重要，其贫穷程度可想而知。在“悯农”的同时，黄春明也试图找寻农民贫穷的原因，在作者看来，农产品价格过低是主要原因，“一担山芋的钱，才差不多是一条三斤重的鲣仔鱼的钱。”在现代作家中，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紫的《丰收》等，程度不等地把农民贫穷原因归为农产品价格低。可以说，《鱼》对农民贫穷原因的认识大体不脱现代作家的视野，但较之于前述作家，黄春明不像叶紫那么直露，不像茅盾那么理性，也不像叶圣陶那么主题集中，而是以朴实、平和的风格展现当地农民的生活。考诸实情，黄春明的观点也得到社会学的证实：“农民所得低落亦可归因于生产成本过高与农产价格偏低所致。”再者，《鱼》也提出了学徒工在乡土社会中所遭受的经济剥削和各种苛刻待遇。总体而言，《鱼》深植于台湾乡土社会，同情农民的贫穷，从乡土社会内部和内外关系中寻找农民贫穷的原因。

如果说《鱼》是对悯农传统和人道主义精神的继承，那么《癣》则是对现代思想的发展。小说描绘的是，靠打零工为生的农民阿发找到了为期三个月的工作，这个大喜讯使夫妻俩的心情顿时变好，于是俩人都有了晚上做爱的心思。但是，晚上阿发抚摸阿桂时，却摸到了阿桂身上的癣，阿发身上也有癣，难忍的瘙痒使夫妇俩兴味索然，一场双方期待的性爱最后转到全力对付癣痒去了。小说以同情之笔，描绘农民的贫穷，以及贫穷的窘境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性爱的，在此前的乡土小说中，尚不多见。鲁迅在《祝福》、《阿Q正传》、《明天》等小说中对此也有所涉及，但无论是立意，还是视角，都很不一样，祥林嫂抗拒贺老六、单四嫂子守寡，凸显的是封建观念对女性的束缚，阿Q对吴妈、小尼姑的所作所为，体现的是单身男人被压抑的欲望，简言之，魯迅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指陈了封建的道德观念对于农民（特别是女性）的戕害，并展示了成年男女的本能欲望。之后，鲁彦、彭家煌、柔石、萧红、许杰、许钦文、吴组缃、沈从文等作家对此多有发挥，但总体上还是延续鲁迅的视野，虽然各具地方特色，但都是围绕道德观念和性本能观察农民的婚恋与性爱，其中也有部分作家描绘了经济困境对农民婚姻的影响，如沈从文、萧红等人，但沈从文关注的是贫穷如何使底层男女无法组成正常的家庭，萧红描绘的是贫穷是如何诱使女性出卖肉体，两者都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思路，是对农民婚姻生活的外部描绘。黄春明则将笔触伸向了农民婚姻生活的内部，描绘了贫穷对夫妻性爱的具体影响，小说还描绘了一家大小七口同睡一张床导致的尴尬：9岁的老大和7岁的老二都习惯于听床;有时会将睡在身边的小孩惊醒，如此等等，令人无可奈何。

1970年代中期，宋泽莱的“打牛湳村”系列小说中的《大头崁仔的布袋戏》和李赫《矮子和他的鳝鱼》都不是以贫穷为主题的，但两者都描绘了贫病交加的悲惨情状，算得上一个时代的侧影。至此，台湾乡土小说对于贫穷的书写已近尾声，稍后，陈万源《失去的瞳子》、吴念真《白鹤展翅》、周庆华《那十五张存根》，均描绘了农民的贫穷，但此时农家致贫，都有很强的个人性和偶然性。农村的贫穷，此时已不再是一个普遍问题，而是与个人际遇密切相关的个别现象。

从1960年代黄春明描绘农村普遍性的贫穷，到1980年代初，陈万源等人讲述个别农民的困苦，台湾当代作家讲述“贫穷”的方式以及“贫穷”与小说主旨的关系，渐次发生变化。1960年代，书写农村贫穷的小说，是围绕“贫穷”而讲述故事的，所有的事件最后都指向“贫穷”这个主题。1970年代中期，“贫穷”不再是小说的主题，而是背景。至1980年代前后，“贫穷”连背景都不是，而是个别人的不幸际遇。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仅仅经历了20多年，“贫穷”在台湾乡土小说中，由主而次，渐行渐远，从中见证了台湾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显示了戒严时期台湾乡土文学的写实主义精神。

四、农家苦：写实观念的自觉与困境

上文所论述的乡土“三苦”，简言之，就是“农家苦”，似乎隐约与大陆现代乡土小说存在着某种联系，而实际上，更多地是源于中国传统的写实主义文学精神。由于出身、经历、见闻等原因，乡土小说作家对社会转型期农家苦可谓熟稔于心，而促使他们“为民请命”的，是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濡染，是关心家国天下的精神传承，有学者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关切民生、忧心国事为己任，而不单是一个狭义的专家”，正是这种内在的价值追求，使作家的创作动机定格于同情社会转型期进退失据的农民，“对社会上比较低收入的人赋予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对中国文学写实传统的继承。“写实主义”（realism）作为一个译自西方文学的概念，主要是指19世纪兴起的、抵抗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潮流，追求文学的真实性。虽然中国文学传统中，没有“写实主义”这个概念，但写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传统，“长期以来，中国的小说作者和评论者都不肯坦白承认所写的乃是虚构而非事实”，原因是“传统文论太重视写实”。重视写实，轻视虚构，与前述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直接相关，因为心系家国、民生，自然重视文学、文章的真实性。因此，写实主义的价值取向，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可谓深入骨髓。但是，戒严时期台湾文坛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格局，使写实观念面临着有力的挑战与冲击，并导致了台湾当代文坛最为激烈、持久的有关乡土文学的论争，其中凸显了写实观念的自觉与困境。

关于写实观念的自觉，前文已经论及，中国文学、文化传统赋予了知识分子关心国计民生的精神品格，而他们适逢其时地遇到了一个农村衰弱的社会转型时期，面对弱势的农民群体，他们义无反顾地为之呼喊，为之代言，虽遭批评、诋毁，也决不反悔，许多作家都明确表达了跟王拓类似的观点，即对低收入者“赋予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然而，时移世易，此时台湾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使写实观念陷入困境。传统文化虽占一席之地，但西方文化伴随当时的经济模式、外交政策对台湾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学观即时性地在台湾传播开来，西方的人性论、西方小说惯于对人性的叩问等都对传统价值观和文学观构成挑战，如果仅仅是两种文化、文学观念之间的冲突，问题也许不会那么复杂，让问题变得复杂、微妙的是在台湾与西方之间横亘着大陆，彼时台湾与大陆之间处于紧张的敌对状态。大陆自1930年代以降的左翼乡土小说以阶级斗争为理论支撑，描绘了乡土社会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至1940年代，又形成了一套“工农兵文学”的理论。在“工农兵文学”中，农民题材最为普遍，且作者多对贫苦农民抱同情之心，这就使同样哀怜农民之不幸的台湾作家被指为“亲共”，他们的小说也被指为“工农兵文学”，文学批评转变成了政治上的责难，而对坚持“写实”理念的作家而言，农民的贫困、农村的萧条、农民工进城的烦恼岂可无视？反过来，支持写实主义的作家、批评家还被认为接受了“汉奸思想”、“法西斯化”，文学和政治就这样搅和在一起了。虽然双方都在扣帽子，但乡土文学作家所受到的风险显然更大，因为反共是台湾当时最大的政治任务，动辄招致牢狱之灾，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要看官方的态度。

而官方对乡土文学的态度是矛盾而暧昧的。乡土文学多描绘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上陷入拮据、思想上趋于迷茫的乡下人，作品毫不掩饰对这些小人物的同情，并对上层社会多有指责，有意无意地凸显了乡村小人物与上层社会之间的鸿沟，从而使官方担心乡土文学会威胁社会的安定和地区居民的团结。早在1942年，张道藩就说：“即令我们的观点不同，即令我們写作的对象也不同，然绝不挑拨阶级的仇恨，掀起阶级的战争。”这种担心依然延续到台湾戒严时期。尽管对于乡土文学中的写实精神，各方都是心知肚明的，但在大陆与台湾紧张对峙中，在“工农兵文学”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情形下，官方真实的态度是不提倡乡土文学的，也不支持对低收入者“赋予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原因很明显：担心导致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用张道藩早前的话，就是文学“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在乡土文学论战正酣之时，曾有官员一度主张要“扑灭乡土文学运动”。

对写实主义，官方虽然产生种种顾虑，但也并不全盘否定，因为台湾文化界、政治界当时最普遍的信仰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中的“民生”思想与乡土文学的主旨是高度契合的。解决民生问题，发展台湾经济是当时台湾省政府的政治、经济重要目标，这就在政治上为乡土文学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而乡土写实在文坛遭受责难，主要是因政见和审美趣味的不同而导致的。当乡土作家大谈社会不公、弱者受苦时，彭歌反问：“不谈人性，何有文学”？指责乡土文学作家“不是以善恶是非为标准，而只以收入高低为标准”，这就绕到了一个老问题上：文学是表现永恒的人性，还是表达对社会的批评、对弱者的同情？而这个问题预设了表现人性与社会批判之间的截然对立，因而是个伪命题。在对待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西方化问题上，反对者往往持更为务实的态度，对外资入台、工商业发展及西方价值观的传播，都持支持立场，事后观之，反对者的观点更为理性，而在审美趣味上，他们看重的是文学的愉悦、消遣功能，王文兴认为：“文学的目的，就是在于使人快乐，仅此而已。”这样的审美趣味决定了他们更重视形式美，更重视对心灵的探究，而对写实观念下的乡土文学没有好感，这些可证之于王文兴、余光中等人的创作。

写实，不仅是台湾乡土作家的创作方法，更是一种信念，它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毋庸讳言，写实观念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其积极意义是不可抹杀的，它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真实面影，而其中能长久地打动人心的是作者对农民境遇的深切同情，体现了作者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怜悯心。

结语

台湾戒严时期乡土小说描绘了乡土社会的全貌，本文所讨论的有关农村衰弱的叙事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农村衰弱”是现代化过程中全球性的问题，台湾未能幸免。台湾作家以写实主义为信念，在重重压力下，真实地描绘了社会转型对农村、农业、农民的种种冲击，使不断衰弱的农村及困境中的农民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充分显示了写实主义强大的道德力量和艺术价值。而在围绕乡土文学的激烈论争中，虽然双方都难免有过激之词，但为社会转型期农村走向衰弱的重大问题，作了正反两方面的思考，在相当程度上，为后来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辩证的、理性的视角和方法，推动了文学观念、思想观念的发展。由此看来，文学描写社会矛盾比粉饰现实对推动社会的发展更具积极意义，自由论争比强行统一认识更易于接近问题的本质和真相。

① 陈铭福：《台湾农业机械化与农村经济建设之研究》，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1页;第25页。

② 张系国：《地》，《张系国短篇小说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④ 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春晖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页。

⑤ 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⑥ 徐义君主编：《当代台湾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⑦ 许倬云：《台湾四百年》，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页。

⑧⑩ [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54页;第392页。

⑨ 王德威：《台湾：从文学看历史》，台北：麦田出版社2014年版，第289页。

The‘Three Bitternesses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Fictional Narratives on the Decline of the Rural

Villages in the Martial Law Period in Taiwan

Yu Ronghu

Abstract： Historically， the Martial Law Period in Taiwan lasted from 1949 to 1987， during which the Taiwanese society experienced transformation on many levels， from Japanization into Sinicization， from a rural society to an industrialized society and from nativization to Westernization.The native-soil fiction， written in this period， gave a profound and sophisticated description of the‘three bitternessesas experienced in the native-soil society in this period， the bitterness of poverty， that of agricultural decline and that of the village people who entered into the cities， thus reflecting the literary spirit of realism which is at odds with its forms， style and the special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in the period although writers， under multiple levels of pressure， gave an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authentic village， authentic social mentality and their own puzzlements and worries. For this very reason， these novels are imbued with historical values of realistic significance that also transcend the realities.

Keywords： The Martial Law period in Taiwan， native-soil fiction， three bitternesses related to the native-so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