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淑文

摘 要：《归来》改编自《陆犯焉识》，和其他改编自小说的电影一样，毫无疑问会和原著有差异，只是《归来》和《陆犯焉识》差异之大，还是颇令人意外。《归来》对小说的改编主要从以下四方面进行：从自由的追求到爱情的守望、从人性的探究到温情的慰藉、从深沉的历史审视到浅层的商业制作、从繁复的“文本叙述”到极简的“光影演绎”。《陆犯焉识》所探讨的主要是一位知识分子在所处时代环境与个人追求的冲突中所造成的悲剧，而《归来》则是一部“极简主义”风格的电影，所呈现是政治抽象化的大背景下的一场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总的来说，《归来》的改编并不成功，它远没有原著的深度和厚度，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

关键词：严歌苓;影视化;主题设置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9）4-0085-08

严歌苓是华语文学高产的女作家之一，也许由于作家个人生活阅历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等原因，严歌苓的创作绝非单调的重复，一味的罗曼蒂克。她涉及的题材广泛多样，有以自己在美国与外交官的恋爱遭到FBI调查的经历虚构的《无出路咖啡馆》;有以发生在河南孟津的媳妇暗藏公公的真实故事改写的《第九个寡妇》;有以南京大屠杀中有8万中国女性被日本士兵强奸为基础写成的《金陵十三钗》;有以采访生活在中国的日本妇女的生活为基础酝酿了20多年而写就的《小姨多鹤》;有以下岗工人因找工作反被误认为是记者，从而吃宴会成了正经营生的事实而虚构的《赴宴者》。①严歌苓的小说虽然常常因想象丰沛、行文起伏，而给人一种过于离奇之感，但笔者以为，隐藏在文本背后的往往是沉重的生命难题。

向来以关注女性题材著称的严歌苓，在《陆犯焉识》中以大胆而细腻的文笔向读者展现了“我”的祖父陆焉识波澜壮阔的一生，这是严歌苓第一次书写以男性为主的小说，从这点上看，《陆犯焉识》可谓是她颇具颠覆性的作品。②

《归来》作為改编自《陆犯焉识》的电影，和其他改编自小说的电影一样，毫无疑问会和原著有差异。只是《归来》和《陆犯焉识》差异之大，还是会令不少看过原著的观众咋舌，甚至有人尖刻地指出：“相比小说，电影的主题苍白无力，《归来》不过是借用了《陆犯焉识》中‘陆焉识和‘冯婉喻两个名字而已。”③但严歌苓本人在读过电影剧本之后，却感动得一度落泪，甚至对张艺谋打出99分这样的高分。④在笔者看来，影片《归来》的艺术效果和这个分数并不匹配。

《陆犯焉识》在2011年度小说畅销榜上排名第一，《归来》在2014年收获了近3亿的票房，成为国产文艺片票房最高的电影，于商业的角度而言，小说的改编无疑是成功的。但以艺术审美的视角来看，《归来》只能称得上是一部中规中矩的商业文艺片，并不出色。下面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分析《归来》的改编。

一、从“自由的追求”到“爱情的守望”

作为张艺谋回归文艺片的诚意之作，尽管实现了票房上的胜利，但却没能赢得观众的一致认可，也许不满的是大刀阔斧的情节删减，也许对人物性格的变化耿耿于怀。但依笔者拙见，电影主旨的变化才是让不少人不买账的缘由。

严歌苓用过人的才华和细致的文笔在《陆犯焉识》中以一定的史实为基础虚构了20世纪一个知识分子颠簸的人生。在这段人生中，有传奇感人的爱情故事，有不堪回首的劳改经历，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不羁，有对人性多面的思考探讨。小说紧紧围绕了两大主题——自由和爱情。⑤陆焉识出国留学是为了寻求包办婚姻外的自由，大漠劳改时的逃跑是为了获得人身的自由，最后带着婉喻的骨灰不辞而别是去寻找精神上的自由。而在这个寻求自由的过程里，陆焉识和婉喻的爱情贯穿始终，从开始的逃避、抗拒到中间的坦然接受直至最后的深爱，小说用一个个生活化的情节，大到战争年代的共患难，小到婚姻生活的琐事，不遗余力地向读者展现了两人爱情发展的整个过程。简而言之，小说中爱情和自由的主题相辅相成，很难分得清孰轻孰重。

而影片《归来》的主题很简单：爱情。导演舍弃了自由这一主题，影片讲的就是一个简单纯粹的爱情故事，正如电影海报上的文字：生离死别，旷世之恋。《归来》给观众呈现的是生命的坚韧、爱情的坚贞。它虚化原著中的时代背景，舍弃了人物的跌宕起伏的经历，是一部朴素暖心的影片。

从小说和电影的不同结局，我们也可以看出主题的变化。小说中冯婉喻安详地死去，临终前仍然在盼望陆焉识的归来。在婉喻逝世后，陆焉识去向不明，只交代了他带着婉喻的骨灰离开了自己的子女。离开是为了自由，他找不准自己的位置，无法适应在上海的生活，几十年的牢狱生活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小说的结局有点晦涩，意犹未尽中谴责了政治给知识分子带来的迫害：政治运动结束后，陆焉识重新获得了人身自由，似乎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但政治伤害往往是隐性而巨大的，他找不到精神上的自由了。值得注意的是，陆焉识离开的时候，他带上了婉喻的骨灰，也就是说，在去寻求自由的路上，他没有舍弃自己的爱情。电影的结局很温馨：陆焉识在皑皑大雪中陪冯婉喻一起等待。电影最后定格的这幅画面，打动了不少观众，很好诠释了广为流传的那句话：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这样看来，《归来》只是个不折不扣的爱情故事。

尽管电影保留了原著中爱情这一主题，但导演对陆焉识和冯婉喻的爱情处理又和严歌苓不尽相同。影片中陈道明饰演的陆焉识，无论是从影片一开始的为见妻子一面而越狱，还是最后释放归来对失忆妻子的不离不弃，扮演的至始至终都是一位深爱妻子多年的专情丈夫，反观婉喻亦是如此这般，哪怕是失去了记忆，她却依然记得自己丈夫弹钢琴的爱好。两人呈现在影片中的感情就是一种相濡以沫的爱情。但小说并非如此，在陆焉识大起大落的一生中，在他追寻自由的过程里，他曾和美国的望达、重庆的韩念痕等不同地方的不同女子发生过几段感情纠葛，年轻的陆焉识风流倜傥，并没有专情于婉喻，“在三个孩子当中，唯有丹珏是她父母激情的产物。”⑥陆焉识是在20多年的牢狱生活中反刍昔日婉喻的种种美好，才确认了自己内心深处对婉喻的爱。

在小说中，花了许多年才顿悟的爱情成就了陆焉识的越狱，同时也成为他为不拖累婉喻而自首的动机。《归来》中为加剧戏剧矛盾冲突，设计了陆焉识被抓的情节，在突出了特定时代的政治力量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浅化了陆焉识对冯婉喻爱的层次。小说中的爱情描写，从两人的十八九岁到最后冯婉喻先一步的撒手人寰徐徐展开，读者能完整清晰看到陆焉识对婉喻几十年的感情变化，使陆焉识有一种“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可贵，这是电影所缺乏的。在对两人爱情结局的处理上，电影保留小说中婉喻在最后关头的失忆，表面上无论电影还是小说，两人的爱情结局都有着一样的阴差阳错，但两人爱情起伏的过程在电影中是没有的，这就大大削减了这段爱情的厚度。

电影对原著主题的更改，使得电影没有小说中的历史厚度，远不如小说原有主题严肃和沉重。但电影的主题相比之下，少了一些沉重，多了一些温馨，更容易打动观众的内心，唤起我们在这个物质时代较为匮乏的真情。

二、从“人性的探究”到“温情的慰藉”

正如布鲁斯东所说的：小说是一种语言艺术，而电影基本上是一种视觉艺术。⑦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无疑是一个把语言效果转换成视觉效果的过程。

在近40万字的原著中，严歌苓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有自由的主题，有爱情的描写，有政治的影响，有家族的兴衰……而在笔者看来，《陆犯焉识》归根结底是一个探究人性的故事。人性有善恶之分，小说围绕着陆焉识的生命轨迹，从不同角度探究了人性“恶”的一面。

一是人们在利益面前的自私与算计。如陆焉识的继母恩娘，为了能留在陆家，继续享受丰衣足食的优渥生活，她用眼泪算计了14岁的焉识：“冯仪芳的哭终于奏效了……灵堂里叫了这一声‘恩娘，冯仪芳知道，转机来了。”⑧而为了更好地抓牢陆焉识，巩固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她又软硬兼施地包办了焉识和婉喻的婚事。“恩娘自从被焉识留在了陆家，就像一个大蜘蛛，吐出千丝万缕，要把焉识缠裹住。”⑨因为有着这样精明而又风情的继母，陆焉识和婉喻的家庭生活过得尴尬无爱，两张戏票、一块手表、一场旅行都会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家庭纠纷。恩娘的自私算计，追根溯源于一个守寡的年轻女人的不安全感，“谁都知道，给退回去的寡妇嫁不到好人家的”⑩，哪怕是年轻美貌如恩娘。这是我国封建传统女性的悲哀，也是人性的悲哀。

再如陆焉识的儿子冯子烨，是“新上海男人”的典型代表，勤做家事，做饭洗衣，体贴老婆孩子，是好爸爸好丈夫，却不是一个好儿子。面对错误的政治运动，他不但不相信自己的父亲，反而憎恨他，不满他给自己带来的诸多麻烦和祸害，哪怕是在真相大白后，他也没有给自己的父亲应有的基本尊重：“她叫了一声‘阿爷，就省了他叫‘爸爸了。”一个连自己父亲都不愿意叫的人，却能理直气壮地“吵”出一套全校教师中最宽敞的公寓，可见在他心里，只有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哪怕是对待被他视为功臣的母亲冯婉喻，他同样冷酷：为了自己的前途，极力游说她和父亲离婚;同样也是为了自己的前途，百般阻挠她和父亲的复婚，即使他内心明白自己的母亲这么多年都深深爱着父亲。

二是人在欲望未能得到满足时的人性的扭曲。如焉识在留学时期的好朋友大卫，在学业上一味地走马观花，没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回国后一度落魄至极，居然提出向焉识“借论文”的无理要求，被拒绝后，怀着报复心理的大卫匿名发表文章给焉识扣上“汉奸”的帽子，而在和凌博士的骂战中，狡猾的大卫又利用焉识不谙世事的书生气，无耻地让焉识被迫站了队伍，不经意给他埋下一个日后祸根，他对焉识的遭难负一定的责任。再如把焉识当做自己亲大爷的少年犯梁葫芦，为了试图逃过被枪毙的命运，临刑前不惜揭发了焉识“假结巴”的秘密。甚至陆焉识自己，当自己去场部礼堂看小女儿的科教片的愿望未得到满足，而在梁葫芦被谢队长“加工”濒临死亡之际，也不愿意拿出欧米茄手表救这个16岁的少年，他甚至阴暗地想：“拖住这小凶犯，欧米茄就真正回归自己所有。

之所以说严歌苓在小说中对这些人物的人性有着独特的探讨，是因为除了人性“恶”的展示，她还写出了人性中温暖的一面。如“邓指”，作为管理“老几”这些服刑犯人的领导，与其说把焉识当做老敌人、老囚犯，更不如说像是老朋友。他总是尽可能地善待焉识：给他去看科教片的機会，把他从河北干部的折磨中拯救出来，哪怕是焉识逃狱回来后还是如以前那般信任他。再如婉喻，婉喻的一生有太多的苦难，年轻时饱受恩娘的精神折磨，中年时又被迫与丈夫分离多年，晚年时又失去记忆，而无论哪个时期的婉喻，最大的特点都是安静，默默地独自承受苦楚，显现出人性中积极的一面。

《陆犯焉识》中的众多人物，是难以用“好人”或“坏人”这样的简单的字眼去给其中某一个人下定义的，如恩娘虽然自私的有些畸形，但她对焉识是实实在在的好，把婉喻也是真心实意地当做儿媳妇来对待;大卫再怎么下作不堪，他也有爱国主义的一面;陆子烨被政治运动打磨得再怎么冷酷世故，时隔多年后去火车站接刑满释放的陆焉识时，面对父亲呼唤自己的乳名，还是会不禁湿了眼眶。严歌苓在小说中对人性多面的刻画，避免了人物塑造的标签化或脸谱化，使得小说的人物贴近当下生活，合情合理，更具人性的魅力。

而在电影《归来》中，银幕给观众所呈现的则主要是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父母与子女两代人亲情之间的“宽恕与被宽恕”：从一开始小女儿丹丹因为一出跳主角的舞蹈而出卖自己的父亲，撕毁和父亲有关的照片，招致母亲的怨恨并被赶出家门，并对母亲婉喻的失忆负直接责任。到最后经过时间的沉淀，女儿渐渐地理解父母，知道自己当时犯了错误，而父母也选择了谅解女儿。影片的尾声中，在狭窄的客厅里，不再是舞蹈演员的丹丹，重新穿上一袭红衣为并排而坐的父母跳一出独舞，代表着这个家庭历经沧桑，在某种意义上终于实现了团圆。

二是夫妻双方的爱情相守相望。无论是造就影片唯一高潮的“火车站会面”的激动人心也好，还是陆焉识被释放后，双方“相见不相识”的愕然画面，抑或是两人面对一沓沓信件“你读我听”的温馨场景，《归来》给我们呈现的是相濡以沫的爱情，这份爱情很纯粹，历经岁月的考验却不掺和任何杂质。两位演员的精彩对手戏也生动地诠释了爱情中的至死不渝。

综上所述，原著中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探讨与多面性的微妙展示，在电影中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保留，取而代之的是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事物和情感。这两者之间的转换更替，是为了实现原著从一部横跨几十年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生命史诗到一部更贴近当代生活的商业电影的转换，无疑能引起更多不同年齡层次观众的共鸣，在这一方面来说，电影所呈现的不少温情的镜头，还是值得肯定的。

但不该忽视的是，电影的情节简单到甚至有些苍白的程度，如果没有阅读原著的基础，电影中过多的留白和不合理的镜头剪辑，会使得不少情节显得匪夷所思，如陆焉识拿着一个饭勺去找“方师傅”。这样的情节虽然不多，但在这部情节简单的电影中显得非常突兀，不仅影响了电影叙述的流畅度，也加大了观众理解电影的困难，影响了电影整体所呈现的艺术效果。据有关媒体报道，不少观众走出影院直呼“看不懂”，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这一点。

笔者并不是要否认导演把原著中的“人性的探究”转化成“温情的慰藉”的做法，只是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导演张艺谋的做法还存在着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至少从电影的流畅度和观众的反响来看，这种转换并没有达到一部文艺片理应有的艺术高度。令人惋惜的是，这种不成功的做法也辜负了两位演员的深情演绎。

三、从深沉的“历史审视”

到浅层的“商业制作”

把小说改成电影，总是会引起不小的争议，《陆犯焉识》不是第一个个例。在笔者看来，把原著《陆犯焉识》改编成电影《归来》，从整体上看，就是从个人化的历史审视到大众化的商业制作的艺术转换。

从作家的创作角度来看，就像《陆犯焉识》封底上的一段话所说的：“严歌苓近年来一直萦怀于对自身家族史特别是对其祖父人生遭际和精神世界的探寻。依此多年的功课，本书以深远的济世情怀，将知识分子陆焉识的命运铺展在政治这块庞大而坚硬的底布上，检测了残酷岁月里生命可能达到的高度。”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严歌苓写作《陆犯焉识》的创作观：她以自己的祖父严恩春为原型，探讨的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在所处的时代环境中与个人追求的冲突所造成的悲剧命运，并进一步反思历史，在政治高压的情况下，审视人性的扭曲和坚持。

从作品的文体角度上看，《陆犯焉识》并不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如龚自强所言“《陆犯焉识》起码写了3种历史：陆家家族史、知识分子精神史、20世纪中国历史。”严歌苓在描写陆家几代人在上海弄堂的兴衰变迁，恩娘的一颦一笑，焉识夫妇的生活点滴，都有着张爱玲式的苍凉和精致;对陆焉识从翩翩少年到耄耋之年的精神世界的刻画，从华盛顿到上海、重庆再到青海，则是好莱坞式的跌宕起伏;而对20世纪中国历史变迁的描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肃反运动”、“文革”等则是大背景式的无处不在。无论是上述的哪一种历史，都紧扣着“政治”这个主题，因而文本中也就有大量对监狱、劳改生活的详尽描写，但和以丛维熙、张贤亮为代表的“大墙文学”把重点放在“即便受冤屈也对马列痴心不改”的做法不一样，严歌苓要人们思考的问题是：“当政治与人生相撞，孰是孰非？”。在一定程度上看，这个问题也可理解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在更具体的文本语境中，就是知识分子的个人追求与政治环境对立的问题。精通四国语言的留洋博士陆焉识，回国后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却无能为力，被恩娘心灰意冷地称其为“没用场”，这实际上反映了“他者”（政治）对“自我”（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剥夺。

从文本的创作手法上看，尽管《陆犯焉识》描写的是一位知识分子在20世纪颠沛流离的一生，似乎是以个体经历反映时代风云的一部史诗著作，但无论是从作者以自己的祖父原型来塑造主人公陆焉识的创作手法，还是在行文中采用的多重叙述角度来看，《陆犯焉识》都带有非常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个人风格，它既是对上世纪动荡年代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心灵和肉体的双重苦难书写，更是对像陆焉识这样独特的知识分子一生的形象记录。

在这部鸿篇巨著中，严歌苓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和温情，寄托了自己对几个问题的严肃思考，文本中几组人物的两两对照，最能体现这一点。同为知识分子，陆焉识相比大卫·李更显得格外高尚;同为东方传统女性，婉喻相比恩娘更具有现代人格魅力;同为陆焉识的后代，几个子女的性情和品格也是同中有异。这些人物的对照描写，像一面镜子映衬出作家对知识分子出路问题、女性问题、家庭问题的深沉审视和独特思考。有学者认为“《陆犯焉识》讲的依然是一个‘伤痕故事。”从某种角度上看，《陆犯焉识》称得上“后伤痕”时代对“伤痕文学”的成功延续与抒写。

原著中所蕴含的这些问题的探索与思考，在电影《归来》中，几乎荡然无存。

从演员的选取上看，选择陈道明和巩俐两位资深电影演员作为主演，虽有角色需要的考虑，但不能否认也是背后经济利益的使然;而从主题的割舍上看，一部特定时代的社会历史悲剧被改写成浪漫而又抽象的爱情颂歌，这就完全迎合了大众的审美趣味;对故事情节、小说人物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动，则主要是从当前国内的电影审查制度和电影的制作成本上考虑。以上种种，表明《归来》是一部在市场经济时代下成功进行商业包装的文艺片。高达2.95亿的票房，不仅为国产文艺片的票房记录创下新高，也从经济层面上证明了《归来》的商业价值。

正如电影评论家安德烈·巴赞所言：“作品的文学素质越是重要，越是关键。那么改编作品就越难以和它相媲美。”编自小说的电影《归来》，和其他以文学文本为基础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一样，想要取得和小说旗鼓相当的思想价值和人文关怀是较为困难的，更何况是在商业电影成为电影主流的今天。尽管《归来》的导演是张艺谋、编剧是著名作家邹静之、主演是华语电影中数一数二的优秀演员陈道明、巩俐。但电影的整体效果依然较为空洞，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电影所呈现的只是一场司空见惯的爱情故事，纵然有打动人心的可取之处，但它的艺术价值却远远逊色于小说文本所呈现的。

《归来》的改编虽不如原著主题的大气，为求商业价值而对原著的不恰当改动也让看过原著的读者难以接受。但和《陆犯焉识》一样，电影虽没有具体的画面来刻画爱，而爱却完好地展现在电影的每个细节。《归来》作为一部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和张艺谋以往的《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杰出作品相比，并没有太出彩的地方，总体表现中规中矩。但在好莱坞大片盛行，以3D特技吸引观众眼球的商业片时代，导演张艺谋依然能沉下心来拍一部以情动人的文艺片，这种创作心态的归来还是值得赞许的。

四、从繁复的“文本叙述”

到极简的“光影演绎”

严歌苓本人曾坦言，《陆犯焉识》是一部“抗拍性”很强的作品。换句话说，就是将这部小说影视化是一个难度系数较高的任务，小说里徐徐详尽陆焉识大起大落的颠沛一生，從年少不知爱的弄堂少爷到头发花白的耄耋老人，时间横跨近半个世纪，人物的爱恨纠葛涉及三代人，地点则在上海、华盛顿、重庆、青海等地辗转，小说的叙述是精彩又繁复，企图用两小时的电影时长进行全景式的拍摄显然是不现实的。

正如评论家王纪人所言，《归来》是一部极具“极简主义风格”的电影。这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情节“极简”。导演张艺谋删减了三分之二的原著，以小说的最后三分之一为切入点，开始影片的叙述。尽管电影是节选于小说的结尾，但同时也选取了小说中间部分陆焉识的第一次逃亡。于是电影的开头便是陆焉识策划已久的第一次“归来”。电影和小说描述陆焉识逃亡的手法都是分成两个方面进行叙述，一方面是陆焉识小心翼翼的逃亡过程，一方面是他的逃亡对婉喻等家人的影响。两者不同在于，电影是在一次充满革命气息的芭蕾舞排练中拉开帷幕，为日后女儿丹丹跳主角“吴清华”而告发自己的父亲埋下伏笔。小说中陆焉识，为了安全逃亡，“两三天里面，几乎把中国乡村所有的交通工具都乘坐了一遍，骡车、马车、驴车、牛车、拖拉机、三轮机动小卡车，甚至独轮车，纵穿了三千年车辆发明制造史”。从陆焉识花两毛钱买眼镜乔装打扮到利用一个火车上萍水相逢的小姑娘做掩护和帮手，严歌苓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描述这段不易的逃亡之旅，在电影里上述过程都没有一一呈现，但观众却可以透过陈道明蓬头垢面的面容猜想陆焉识这一路逃亡的艰苦和不易。这便是电影较之文字的优势：运用得宜，一帧电影画面可以胜过千言万语。

在情节上最大的改动是这次“归来”双方的会面。在会面前，电影运用了大量慢镜头来展现陆焉识和冯婉喻的内心活动，陆焉识是迫切而小心的，他张望着四周，轻轻地敲了一遍遍门，最后甚至倚靠在门上，试图拧门。婉喻则是激动而矛盾的，她听到了门发出的动静想走近开门，却又看到楼下虎视眈眈的邓指而含着热泪停在半路。被女儿丹丹搅局后，不死心的陆焉识从门缝塞下纸条约婉喻在火车站见面。

火车站会面在这部电影中是唯一的高潮，原本安静的基调被电影中爆发的戏剧矛盾打破，陆焉识不顾一切地重复大喊冯婉喻，冯婉喻焦急害怕地一遍遍叫焉识快跑时，电影的主题在这时已经呼之欲出：在双方的大喊大叫中蕴含的不仅仅是对对方的关心和爱，还有对那个时代的控诉。电影里婉喻的一句“焉识快跑”，让人不由想起电影《色戒》中王佳芝的一声“快走”，两者都算得上是一次动情的呼喊。但婉瑜不是王佳芝，张艺谋终究不是李安，《归来》的艺术效果也没能与《色戒》比肩。

二是场景“极简”。相比原著随着人物活动的多次“移步换景”，《归来》的场景似乎显得些许“寒酸”。人物活动大多只限于火车站和北方筒子楼。当然，以场景的多少来评判一部电影美学效果的好坏显然是可笑的，况且，《归来》场景的运用是成功的，因为这些稀少的场景成功承载了原著中巨大的情感重量，如把大量场景放置火车站，恰到好处地渲染了电影的气氛：火车站本身就是“离去”和“归来”的象征物，婉喻和陆焉识的几次别离，乃至最后无谓的等待都发生在这里。

三是色彩的“极简”。对电影色彩的运用，无论是成名作《红高粱》，还是备受苛责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一直都是摄影专业出身的张艺谋的拿手好戏，而在《归来》里面“极简”色彩的运用也是到位的。从电影的整个色调来说，影片人物的服装穿着、场景道具都有着一层偏灰暗的冷色调，这不仅是为了契合影片时代背景的审美，更是在向观众传递着一个隐藏信息：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从细节上看，值得注意的还有女儿丹丹的一袭红舞衣。影片一开始的主角身份排练，中间以配角身份正式演出，尾声时在家中为父母独舞，丹丹穿红衣跳舞的戏几乎贯穿了整部电影。每次跳舞的情境不尽相同，但都传达着在时代条件的束缚下，一个女孩对舞蹈的执着热爱。红舞衣的几次出现，同时也给这部色调暗淡的电影增添几点活泼气息，冲淡了影片略显沉闷的气氛。

综上所述，《归来》确实是一部把“极简”发挥到极致的电影作品，一方面，这种极简主义美学让《归来》达到了“计白当黑”、“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但从另一方面讲，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缺失，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电影情节上的薄弱和硬伤。借用王一川的理论来看，极简主义的《归来》，难以让观众意会到电影中的“第二重文本”。

结语

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简单地说，小说是作家一个人的文字独舞，电影是导演、编剧、演员等多方协作的艺术成果。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情节的改动、人物的变化、主旨的取舍、演员的演绎都非常重要。“小说与电影虽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是对历史本质的发掘、对人性的探索以及对社会复杂性的呈现应该是它们的共同追求。”曾经多次把文学作品影视化的张艺谋很清楚这一点，影片《归来》也呈现了历史的缩影、多面的人性、社会的复杂，但这种呈现的程度只停留在浅层阶段，《归来》是一部合格的国产文艺片，但相比原著显得较为薄弱。

《陆犯焉识》不是第一部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归来》不是第一部由小说改编的电影，相关学者认为“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泛图像化的时代已经愈发清晰地成为生活的现实，传统小说及其小说所力图反映的客观现实世界逐渐成为一种镜像。在这样一种大趋势下，文学的泛影视化趋势已经日益成为现实。”因而伴随着中国电影的繁荣昌盛，对好的电影素材需求也越来越大，小说改编成电影的现象也会越来越普遍。正像莫尼克·卡尔科·马塞尔所说，“改编不是简单地从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的转换，而是创作另一部有自己深度、自己活力、自己自主权的新作品”。很显然，电影《归来》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据媒体报道，电视剧版的《陆犯焉识》的筹备工作已经启动，让我们期待另一个更完整的影视化的《陆犯焉识》的“归来”。

A Lost Return： On the Film， Titled， The Return， Based

on the Adaptation of the Novel， The Criminal Lu Yanshi

Luo Shuwen

Abstract： The Return， adapted from The Criminal Lu Yanshi， and like the other films， also adapted from novels， will doubtlessly have differences from the original work. Howev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turn and The Criminal Lu Yanshi， are so vast that they take one by surprise. The adaption for The Return is done in the following four respects， from the pursuit of freedom to the watch out for love， from an exploration of human nature to the comfort of tenderness， from a profound examination of history to a shallow commercial production， and from a complex textual narration to a minimalist display of light and shade.While The Criminal Lu Yanshi is a book that explores the tragedy as the result of a conflict between the circumstances an intellectual finds himself and what he pursues， The Return is a film in the minimalist style that tells a moving love story in a politically abstract context. In sum， the adaptation of the film is not successful as there is a lack of heart-shaking power， and of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 original work.

Keywords： Yan Geling， adaptation in films and TV， the setting of fil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