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同”、“小康”是先秦儒者在《礼记·礼运》中提出的一组十分重要的社会学说，代表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通过文献阅读，追溯两者语词源头及思想流变，结合近现代的阐发及运用，揭示其丰富的意蕴内涵，以期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提出较为合理的建议。

关键词：大同;小康;礼记;探源;启示

作者简介：陈彤（1994-），女，江苏淮安人，扬州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史、训诂学、《尚书》学。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1--02

“大同”、“小康”可见于先秦诸篇典籍，一般认为儒家“大同”、“小康”的观念成型于《礼记·礼运》。“大同”是当时儒家对上古尧舜禹时代“公天下”的追忆和总结。东周以降，“家天下”取代“公天下”，“大同”社会不复存在，“小康”应运而生，成为儒家社会治理的新方案。近代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何休“公羊三世说”的形式基础上结合西方进化论提出进化史观，将人类历史一分为三，明确“太平世”之“大同”优于“升平世”之“小康”。孙中山等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提出“天下大同”、“社会大同”的治世理念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下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当代中国国情，作出建设“小康社会”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并在“小康”建设的关键节点先后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发展目标。流传至今的儒家“大同”观、“小康”观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与中国人的政治探索、文化实践、价值追求紧密相连，在当下乃至以后很长时间的民族发展进程中必将继续发挥其独特作用。

一、先秦典籍中“大同”、“小康”之语词辨义

“大同”在上古典籍中较多出现，《诗经》也有“小康”之用，《礼运》成篇前的传世文献中，二词语例释义如下：

（一）上古“大同”语词辨义

《尚书·洪范》：“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这里的“大同”指国有疑事时，卜筮结果代表的神的意旨与各方人意相合。显然，次处“大同”与儒家“大同”的政治观念不甚相同。

《周易·系辞传》：“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故曰大同。”句中“大同”指人与自然的“同”，秉持“人与自然相通”之“大同”观的先民很早就将自己置于自然之中，从认识自身开始来认识世界。《周易》经传里的“大同”与政治理念亦关联不大。

《吕氏春秋》：“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高诱注：“以一人身喻天地万物”。此处“大同”与《系辞传》中的“大同”大致同义。

《庄子·在宥》：“颂论形躯，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己”。成玄英疏：“圣人盛德躯貌，与二仪大道合同，外不窥乎宇宙，内不有其己身也”。庄子的“大同”观更多强调“无己”圣人可以到达容貌形躯与宇宙混同为一的极端自由之境，亦未与社会治理相联结。

《列子·黄帝》：“子夏曰：‘以商所闻夫子之言，和者大同于物，物无得伤阂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说的是大同于物的神妙境界，真正与万物相合之人与物可以做到无境不可入、无物可伤之。

综上，《礼运》成篇前，诸篇典籍所言之“大同”或指人与自然之相通，或指人事之相合，皆非后世所言的儒家治世理念。

（二）上古“小康”语词辨义

《礼运》成篇前，“小康”只见于《诗·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郑玄笺：“康，安也”，古时“小”、“少”通用，“少”又義为“稍”，故“小康”义为稍安。诗人认为百姓生活太过劳苦，应得到稍稍的安乐。这一朴素的“小康”观深深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但此“小康”只是个普通的偏正短语，还不是作为儒家治世主张的“小康”。《左传》等后世典籍中的“小康”语例，皆为引文，并不是某个新概念。

总之，两周之交、春秋时代及战国前期的传世文献中，“大同”、“小康”虽已较多出现，但尚未转化为成熟的儒家治世理念。

二、《礼记·礼运》“大同”、“小康”之关系

《礼记·礼运》开篇借孔子之口阐发了“大同”“小康”的概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痒;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

据此，儒家提出的“大同”社会理想是大道通行的“公天下”，基本特征为：（1）天下为全民共有、全民共治，男女各有职分，贤能之士能最大程度发挥才能;（2）百姓和睦，弱势群体能得到很好的安置;（3）人人诚信和善，社会安定。在儒家看来，“大同”的确客观存在过，上古尧舜禹时代就是“大同”时代。

东周以降，礼坏乐崩，“大同”不复，积极进取的儒者提出了新的社会治理方案——“小康”：“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据此，儒家主张的“小康”社会应当这样：以礼义为纲纪，谨慎地施行礼制、明察是非，以彰显道义、成就事理，由此创造出一个仁爱谦让、礼貌有序、差别有等、君臣父子等人际关系和谐融洽的社会形态。

综上，“大同”是战国末儒者的一种朴素的社会理想观念，核心为“公”。“小康”则是在礼崩乐坏的社会新形势下，儒家提出的新的社会追求，核心在“礼”、在“仁”。前者是一种带有一定想象和美化意味的追忆，后者则是儒家顺应时代要求而提出的新诉求，应当区别对待。

三、近代“大同”、“小康”观念之演进

近代康有为将西方进化发展的历史观引进中国，以何休“公羊三世说”为学理支点，利用其形式，提出“三世进化”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沿三个阶段逐阶演进。据其阐述，第二阶“升平世”为“小康”，第三阶“太平世”则为“大同”。康有为的“大同”、“小康”与《礼运》“大同”、“小康”概念有异。首先，传统“大同”观更多表现为道德文明层面上的社会理想，而康有为的“大同之世”是一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高度发达的理想的民主社会。其次，两者的时间指向相反，传统“大同”观指向过去，将远古时代理想化，康有为的“大同”观指向未来，是对人类社会未来的美好展望。康有为的“大同”“小康”观有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支持的目的，但也代表了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政治主张，为当时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道路选择。

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改良派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演“大同”观，提出“天下大同”的最高理想，即世界一统、国家消亡，各民族相互融合又和平共处的状态。“天下大同”的前提是“社会大同”，即按“民有、民享、民治”的“三民主义”原则建立起一个高度和谐的国家。但他们未将“三民主义”贯彻始终，没能真正扭转近代中国的历史局面，国富民强的“大同”社会未在其领导下成为现实。

四、“大同”、“小康”内涵之当代阐释

我们已经明晰，“小康”在先秦是儒家在“大同”理想破灭后提出的以“礼”和“仁”为核心的治世理念，意在创造一个尊卑有序、社会成员各司其职的带有一定理想主义倾向的社会形态。同时，典籍中的“小康”也被用来表达普通大众对富裕殷实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在近代，资产阶级高唱“大同”，“小康”成为次于其下的一种社会形态。在当代，“小康”又获新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重要战略目标。

1979年，邓小平提出要在中国实现“小康”的发展目标，“小康”一词获得了时代新内涵。为此，邓小平设计部署了建设“小康社会”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党的十三大得以正式确立。“小康”不再是中国人“稍稍安乐”式的模糊想象，其核心也不是儒家强调的“礼乐文明”，而是一种可以量化的、实实在在的指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报告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小康”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全面小康。

五、“大同”“小康”思想旨趣之当代启示

不难发现，先秦儒家“大同”、“小康”思想具有一定的共产主义特征。刘建军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形态进行过论述，认为最早的共产主义理想出现于文明社会初期，表现为“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回忆和思归情绪”。可以说，“大同”、“小康”便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理想形态。

根据唯物主义的发展观，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但这种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一方面我们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坚信真正适于中国乃至全人类的“大同”社会必将成为现实;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一理想的实现将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社会得以充分、高度发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皆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做好战略分期，将大目标具体化、阶段化，以量变推动质变。

“大同”、“小康”的具体含义适世而易，当下，两者也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大同”理想仍将长久地存活在中国人的心中，并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改革。而现代意义上的“小康社会”已然成为具体的、可量化标识的社会发展水平。但无论其具体内涵如何变异，我们都应认识到这种追求始终是以人为本的。因此，无论历史的车轮行进到哪一步，我们都必须时刻关注来自“寻常百姓家”的质朴声音。同时，历史的经验告诫我们，万不可急于求成，要充分考虑到社会实际，秉持大局观、发展观，切实制定发展规划，并按照既定计划，先全面实现“小康”，然后在此基础上，真正将我们共同的“大同”理想变成现实。

结语：

应当看到，“大同”和“小康”之语词及思想意蕴古已有之，《礼运》首次将两者相联系，将其视作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两种社会形貌。为我们勾勒了上古社会的基本面貌，同时反映出先民们的美好诉求，体现了儒家积极进取的治世心态。近代“大同”观及“小康”观有所演进，实为民族危亡之际改革家们的政治探索。当代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大同”、“小康”观进行扬弃，结合当代中国国情，提出一系列新时期的国家治理方案。总之，“大同”与“小康”始终存活于中国人的思想世界、政治探索、文化活动等各个方面，积极融入在中国现代性意识生成的各个阶段，是我们当下直至共产主义真正实现前都不能忽视的重要思想观念。

参考文献：

[1]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2]姜建设.“大同小康”溯源[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04.

[3]劉建军.论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形态{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