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知道了“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

1919年末，毛泽东在湖南领导“驱张运动”（驱除北洋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大获成功。于是他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先是前往北京，拜访了李大钊、胡适等，1920年5月5日又抵达上海，住在了哈同路民厚里29号（现安义路63号）。在以后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多次赶到二三公里以外的环龙路2号老渔阳里陈独秀的寓所，拜会陈独秀。

在环龙路老渔阳里这所不起眼的石库门公寓里，毛泽东很多次与陈独秀促膝长谈。后来毛泽东曾对美国作家斯诺回忆：“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过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要大。”“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1945年的延安，毛泽东说，是陈独秀最早告诉他“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

一生中“最富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

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再次来到上海。当时毛泽东除了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外，还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委、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主任等职。

这一次他居住在慕尔鸣路（今茂名路）甲秀里7号（现威海路583弄云兰坊7号），距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不过1公里。这一年端午节前后，杨开慧和她的母亲带着两岁多的毛岸英，以及出生不久的毛岸青也来到这里，一直住到1924年底。1937年初，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的谈话中称：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富有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

1924年3月，国民党决定在广州建立黄埔军校，并决定由上海市执行部负责上海地区、长江流域和北方各省投考黄埔軍校学生在上海复考事宜。毛泽东亲自挑选并介绍蒋先云、伍文生、张际春等一批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学习。以后这些人都成了我们党军事力量的骨干。

从工作处环龙路44号到甲秀里这1公里多的路程，毛泽东每天往返，工作是辛劳的，但家庭生活却十分快乐。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相夫教子，毛泽东还时不时地委托她到工人夜校去讲课，教授工人文化知识，有时他还抱着大儿子毛岸英在课堂里听夫人上课。一直到1924年末他因身体原因辞去了在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带着妻儿回到了湖南。

3个儿子在上海读幼稚园

1930年10月，湖南军阀何健抓住了杨开慧，将她以及毛岸英与保姆陈玉英关在长沙狱中，11月14日将杨开慧枪杀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毛泽东获悉杨开慧牺牲，十分难过。他趁三弟毛泽覃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机会，托其找到二弟毛泽民，让他设法将三个孩子带到上海。因为当时共产国际已答应接受一批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以及党的领袖的子女赴莫斯科学习、生活。

1931年春节刚过，杨老太太等带着3个孩子来到上海。1931年3月，毛泽东的3个儿子毛岸英（8岁）、毛岸青（7岁）、毛岸龙（4岁）被送到共产党办的大同幼稚园。

1931年端午节，毛泽民与夫人钱希钧要离开上海赴瑞金，临行前，夫妇俩专门到幼稚园看望3个侄儿，详细询问了他们的生活情况。毛岸英还特意写了一封短信，托叔叔带给自己的父亲。谁也不曾想到，就在毛泽民探望自己的侄儿后十多天，毛岸龙突然发烧腹泻，保育员急忙抱着孩子赶到距离幼稚园不远的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就诊，医生诊断为患了紧口痢，此病十分凶险。虽经抢救，但他还是在半夜里病亡了。

之后，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大同幼稚园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凶险，被迫在1933年春解散。孩子们分别被亲友或地下党有关人士收养。毛岸英、毛岸青直接搬到了幼稚园创办者董健吾的家里。1936年6、7月间，经董健吾穿针引线，由张学良资助并委派自己的部下李杜将军，带着毛岸英、毛岸青等坐轮船离开上海到法国，由当时在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的康生接到莫斯科。

（摘自《解放日报》 吴基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