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蓉英

摘要：[目的/意义]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要求，结合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对智库的需求，提出新型智库服务政府决策能力的提升策略，拟为新型智库建设提供决策参考。[方法/过程]运用理论研究和资料分析方法，分析了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探讨了新型智库面临的发展契机，总结了我国新型智库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智库服务政府决策的对策建议。[结果/结论]本文认为政府决策依赖智库服务的外在压力不断增加，智库也有着服务政府决策的内在追求，我国必须理顺智库服务政府决策的渠道，提升智库在政府决策中的智慧服务与智力支持作用。

关键词：新型智库  政府决策  国家治理  智力支持  智慧服务

分类号：G252.8  G254.97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19.04.05

1  引言

当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和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竞争环境也越来越变得复杂动态多变。而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的到来，我国也由传统的相对单一领域的改革进入多层次的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整个社会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和经济增速的换挡期，国家对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以及精准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无论是改革方案的出台还是重大政策的制订，都需要集中更加广泛的民间智慧和社会力量[1]。在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时代的大变革外在地要求新型智库彰显其智慧支持作用，而智库也有着服务公共决策的内在功能。因此，中国新型智库承担着更加艰巨的任务与更加重大的责任。本文基于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对智库智慧服务的现实需求，结合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诉求，分析了新型智库的发展契机，追溯了我国智库建设的实践，探讨了智库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新型智库建设的改进策略，拟为新型智库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2  现实需求：基于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困境

2.1  中国正面临“修昔底德魔咒”和“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修昔底德魔咒”的观点，大国崛起必然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巨大压力，并引发与这些国家的局部或全面冲突。这个观点最初由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作者经过分析认为，随着雅典实力的增长，引起邻国斯巴达的恐惧，随后发生了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最终导致双方均遭受重大的创伤[2]。引申到今天来分析，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有些国家甚至把中国的崛起描绘成一个可怕的事实，不仅造成我国地缘政治十分严峻，而且还给周边形势带来不安定因素。与此同时，中国持续多年的经济发展也逐步进入转型发展时期，并且呈现出社会分化和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现象。为了彻底摆脱“修昔底德魔咒”和“中等收入陷阱”，缓和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习近平同志在《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中明确指出，强权政策和霸权主义不适用于中国，中国的崛起只会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合作[3]。然而，无论我国怎么表明态度与立场，世界各国都并未放弃对我国的敌意。未来中国摆脱“修昔底德魔咒”和“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智库开展对外推广宣传工作，澄清世界各国对中国崛起的负面看法。

2.2  地缘政治风险的隐性危机逐步显现

近年来，虽然经过斡旋，南海摩擦局势和中日钓鱼岛对峙问题有所缓解，然而，世界及周边形势仍然十严峻，如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并未完全灭绝，俄罗斯和西方社会长期对峙，印度总理莫迪严重“西倾”，乌克兰政治冲突不止，泰国政局仍然动荡，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不断。上述这些事件使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隐性危险逐步显现，导致全球化推进明显弱于预期，世界经济复苏势头缓慢，国际金融市场运行受到直接冲击，国际资本流动过程中的波动性明显上升，全球楼市普遍趋冷。尽管这种隐性危险量级尚不够大，但隐藏的风险不容小觑。一旦出现某种导火索式的事件，这种日渐累积的地缘政治风险极有可能酿成局部甚至全球性灾难。这些问题既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战略思考，也需要智库提供更多的智慧解决方案。

2.3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困境亟需系统解决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给中国发展带来影响，中国已经进入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的新时代，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成本全面上涨，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传统的依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式发展方式无以为继，产业部门创造净利润或经济增加值的能力下降，过剩的产能造成产品大量积压，严重危及社会财富创造。而随着经济发展由高速进入中低速的新常态，积累了多年的社会矛盾也逐步显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均衡，贫富悬殊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水平，不仅严重遏制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而且带来大量的资源、环境、生态、食品卫生等社会问题[4]。这些问题既需要国家从宏观发展的角度来全盘思考和系统解决，也需要智库从不同视角加以研究并提出更多可供选择的思路与方案。

2.4  我国阶层与利益固化的藩篱有待全面突破

长期以来，由于地方划块、资源垄断、利益分割，我国改革的内生动力逐步不足。尽管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有待持续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通过了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并且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以便扫除未来发展的障碍。然而，多年积累的阶层和利益的固化现象，使改革面临的阻力仍然巨大。一是来自政府部门内部的阻力。由于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扩大民主、简政放权、还权于民，一些利益丰厚的部门成为既得利益者以后，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积极性并不高。二是来自先富阶层的阻力。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调动人民群众的热情，我国实行“先富带动后富”的经济政策，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且依靠“先富带动后富”。然而，在后期的深化改革过程中，部分既得利益者因害怕利益受损而企图维持现状，有的甚至偏离改革的初衷，忘记了改革的终极目的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三是来自垄断行业的阻力。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铁路、石油、电力、民航、电信等行业实行垄断经营，这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这种特许经营带来的暴利拉大了行业发展差距，损害了市场竞争規则，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不利于社会稳定[5]。这些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智库提供智力支持和智慧服务。

2.5  中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斗争仍然深刻

自20世纪末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促成了多边主义的诞生。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冷战思维逐渐复苏，世界对抗呈现出升级态势，社会科学领域的斗争异常复杂，各种矛盾十分尖锐。特别是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思维，不断模糊国家边界概念，通过文化殖民从事不法勾当活动，企图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混乱。而国内个别不法分子，也以学术人士和文化精英等身份，联合境外渗透势力，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6]。科学无国界，学者有良知。虽然当今世界的主题仍然离不开和平与发展，但后冷战时代中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仍未停止，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暗中进行着更加细化和无形的较量。作为政策研究的专业机构，智库很有必要保持一定的政治敏感性，智库研究也必须具有这种忧患意识和大局意识，在国际合作交流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3  功能诉求：基于智库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智库作为知识密集型组织，是社会精英和专业人士的集聚之地，承载着知识报国、为民请命和服务公共决策的功能诉求，与公共决策有着内在的契合关系，在国家治理中有着积极而重大的现实意义。

3.1  咨政参谋

智库作为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能够以智慧领袖和参谋机构的身份，通过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为公共决策提供政策设计思路和问题解决方案，对行动计划与实施方案进行论证和评估，为公共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争取最广大的民众基础[7]。

3.2  启迪民智

智库是知识报国和智慧服务的重要平台，依靠专家学者和专业团队，运用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开展独立自主的调查研究，得出客观公正的研究结论，以出版论著、撰写文章、发表评论、展开辩论等不同形式，向社会公众进行必要的思想宣传与理念推广。通过政策研究，智库既发挥了为公共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的内在功能，也让智库研究者充分展示出自己的才华，让社会精英得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8]。

3.3  协调矛盾

在价值多元和利益分歧的轉型时期，智库能够基于公正的立场，通过开展独立调查，得出客观结论，承担为民请命的使命，可以较好地满足各方诉求。对外而言，智库可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塑造中国形象，向世界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中国价值理念，拓展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所需的空间范围，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9]。

3.4  聚贤荐才

智库是知识密集型组织，是研究专家和社会精英集聚之地，天然地具有促进人才旋转的机能。一方面，智库研究人员通过长期的政策研究，形成了对某些社会问题的深刻洞见，具备了进入政府机关从事公共治理工作的能力;另一方面，长期从事实务工作的政府离任官员，通过进入智库工作可以发挥自己政策研究方面的专长技能。这种“旋转机制”不仅为政府培养和输送了大量高层次决策人才，而且拓展了智库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丰富了智库服务政府决策的渠道，提升了智库影响力。

4 发展契机：基于我国政府对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视

4.1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促进治理体系现代化使智库迎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健全，我国经济社会得到稳定发展，政府公共决策体系愈加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更是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促进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根本保障。然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现代化转型，迫切需要完善政府公共决策体制，充分发挥智库在治国理政中的智力支持作用。其中，“治理体系”涉及到如何更好地配置权力的问题，而“治理能力”则涉及到如何通过提高政府自身执政水平全面有效协调社会关系的问题。治理与管理不同，实现了治理主体从单一性向多元化的转变，使不同利益诉求也得到综合平衡，提高了民间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积极性，重构了全新的民主协商和综合治理体系，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权力和利益在不同主体之间实现均等，促成国家观念向社会观念转变、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演进，在全社会形成平面化和网络化的组织体系，也使智库迎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10]。

4.2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智库发展的制度基础

研究表明，智库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决策机构营造有利的宏观环境。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实行多党合作下的政治协商制度，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基层群众自治权力，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一脉相承的，智库的存在正好迎合了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可以“丰富民主政治形式”，体现出了我国政权构建中特有的民主性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传达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要求不断完善政府决策咨询制度，为智库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智库既要对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精准研判，也要为公共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4.3  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拓展了智库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量的增长，我国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大国的崛起要求我国必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增强国际话语体系建设。从国际经验来看，智库是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增强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力量。智库作为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除了独立的调查研究与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以外，还承担服务政府决策、协调社会利益诉求以及对外合作交流等职责，是对外国际合作交流的重要窗口，是引导舆论和教育公民看世界的重要渠道，是宣传政策制度和诠释价值理念的重要平台，可以提升国家软实力和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而智库成员往往由学术专家、政界精英和商界成功人士组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具有独立的人格，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声望和较强的影响力，能够对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进行自主判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理想效果的取得，需要政府、社会和民间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建立健全政府决策咨询体系，这既为智库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智库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奠定了政策基础。

5  问题诊断：基于当前智库建设中存在的障碍

我国智库发展的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智囊、仕族与幕僚等就是智库的雏形[11]。建国以后，我国依照苏联模式，成立了官方性质的政策研究室，为党政决策提供咨询服务。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产业与经济的发展，民间性质的社会智库有了较快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党和政府不断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智库也迎来了发展的良好契机[12]。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就政府决策咨询制度做出重要指示，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并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从政策和制度上不断规范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13]。

时至今日，经过不断的探索，我国智库初步形成了官方性质的政府智库和民间性质的社会智库等多元主体共同发展的局面，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也有了很大的改进，与西方智库和古代智库有着显著的区别。根据麦甘《全球智库发展报告》最新统计数据表明，截止2018年，我国智库数量仅次于美国和印度，位居世界第三[14]。目前，我国官方智库得到了较好发展，而高校智库、企业智库和社会智库也在迅速发展[15]。不同智库契合国家发展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针对当前的各个领域内存在的各种热点和难点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精准研判，为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提供了大量具有建设性意义的研究成果，智库自身也赢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未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智库必将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力武器[16]。然而，受诸多因素影响，我国智库数量虽多，但其影响力还远远不够，服务政府决策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

（1）部分智库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甚至沦为企业财团的宣传工具。作为政策研究机构，智库集中了一大批社会精英人物，他们大多是各个领域的成功人士，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和锐敏的社会洞察能力，在思想创新和决策服务方面具有非凡影响力。然而，在智库服务政府决策过程中，如果智库不能坚守自身客观公正的底线，则很可能被少部分人利用，甚至淪为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影响决策的“发声筒”和宣传工具[17]。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企业财团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让政府出台有利于自己的产业政策，不惜变相对智库进行资助，利用智库制造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舆论。如当某项新技术出现以后，一些企业财团往往通过智库专家夸大这项新技术在现实中的推广和应用成效，从而诱导政府出台相应的产业政策，待新技术成果形成经济泡沫后，最初低成本进入的企业财团，在赚取了巨额利润后再抽身逃离。而部分高新技术产业也因为缺乏实质性的创造力或后期资金资助而发生危机，给国民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带来极大危害。目前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未来我国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必须清理整顿众多不务实的虚无研究机构，推进智库建设落到实处，使智库研究回归理性。

（2）用西方的理论来检验中国的发展实际，用他国的发展历程来套用我国的改革现实。目前许多智库研究成果虽然能够针对现实问题，但仍有部分研究停留在“提出问题”和“理论描述”阶段，缺乏实质性的“技术分析和问题诊断”以及对中国国情的考量，由此导致无法提出高质量的问题解决方案。如一些经济领域的智库专家，他们习惯性地在“历史经济中找类同”，往往套用特定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来与中国经济做比对，用别人的发展经历来检验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将他国的发展结果看作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有些人通过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曲折历史进程的研究，以此论证中国经济发展由近30年的高速增长，进入中低速增长这一新常态的历史必然性，认为中国经济到了不得不减速的时期，以此作为中国经济减速增长的注脚。而不是根据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主客观条件（自然禀赋、国际国内环境等）来进行总结归纳，然后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应该说中国经济持续近30年的高速增长模式是在内因和外因的影响下形成的特定现状，即使今天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然而，少部分人将发达国家在某一时期相对发达的经济发展模式，盲目套用到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中，不仅把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归结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把发达国家某一时期的辉煌当成我国未来发展的必然模式，而且也把今天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盲目地类比于别国经济的失败，而不是很好地概括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他们把本来应当是作为教训来吸取的东西当成历史的宿命，忘却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我国独特的具体国情。他们并没有通过深入研究“人家怎么做，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后，来分析“我们应当如何去做，避免出现同样的问题”。十分明显的是，这些人仍然没有跳出传统而封闭的思维怪圈，他们并没有研究“我们如何去跨越这个困局”，反而醉心于研究“我们如何去适应这个困局”。

如在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新常态的问题上，一些智库研究专家通过对韩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进行专门研究，从而论证“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历史必然性。在研究内容上大都是涉及到这些国家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时间内出现了经济增长的拐点，而我们也会在同样的时间和节点上必然出现这样的问题。目前智库研究过程中类似的情况，必须引起智库研究者和公共决策者的注意。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崛起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别国的昨天就一定是我国的今天？为什么他国的今天就一定是我国的明天？为什么我国就不能实现超越和跨越呢？如果世界的发展限于这样的恶性循环，那么中国今天的发展还有意义吗？如果智库研究总是局限于这种思维，那么智库对政府决策的智力支持与智慧服务作用怎么来体现？

（3）智库研究无法回归理性，没有将着力点放在提升服务政府决策能力上。公共决策最令人忧虑的并不是经济社会面临的问题本身，而是数量堪称庞大的公共决策者对问题的视而不见和决策过程中的不作为，甚至于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以至于无法发现问题的实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智库做出担当，特别是在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和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更需要智库研究者去负重前行。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如果执政者“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而民间组织又无法发挥其影响力，那么国家的发展将面临许多未知。

智库正视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实际问题，并通过深入而系统地研究，发现危机和隐患，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智库生存价值的真实体现。然而，在当前智库建设中，世界各国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的顽疾，那就是部分智库一味地迎合执政者偏好，而不揭露真正存在而且有待解决的实际问题[18]。以俄罗斯为例，近年来，经过清理整顿后，俄罗斯智库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有部分智库并未回归理性，智库服务政府决策的水平与能力不强，导致政府重大决策上出现失误。如从俄罗斯近年来的发展情况来看，无论是从综合国力还是经济实力上，无疑已落入世界二流国家行列。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逻辑上来分析，俄罗斯应当采取和自己现有经济实力配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如科技创新），而不是长期依靠出口自然资源（主要是石油、天然气）来维持国计民生。但俄罗斯仍未从过去的辉煌中醒悟过来，智库研究也未对俄罗斯未来的发展有明确的规划，导致整个国家到目前为止仍未走出发展困局。尽管要想一下子将俄罗斯人的大国情节扭转过来非常困难，但智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却未能发挥应有的智力支持與智慧服务作用。正因为如此，在对国内经济和产业政策问题无从着手的情况下，俄罗斯领导人更倾向于通过外围的强势立场来迎合民族主义上涨情绪，通过转移国内矛盾以稳定国内情绪。理性分析，从俄罗斯的情况来看，当前最正确的事情是调整产业结构，规划国家长远发展计划，重造国家整体竞争优势，虽然这不是一下子能够做到的事情，但于长远来看，却是不得不做且十分正确的事情。

相比之下，近年来我国政府在宏观上的决策与走势也十分正确，无论是国际地位还是经济体量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智库在服务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也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回顾过去，土地革命使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现了“站起来”的目标。而改革开放的30多年促进了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发展机会，使中国快速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格局，逐步实现了“富起来”的目标。而近年来，我国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转移战略，在传统产业领域几乎开始全面超越发达国家，并在追赶、并行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这其中离不开智库的大力支持。

（4）依靠制造时髦的新词来吸引注意力，以惊人之语来吸引他人眼球。当前智库建设中存在的另一个不好的现象是，一些智库专家为了吸引决策者关注和扩大影响力，醉心于创造过去不曾出现过的“新词”，以此显示自己研究的深刻性和学问的渊博。他们往往把制造“新词”当成一种时尚，再用它去描述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践。需要澄清的是，智库研究绝非这种肤浅的造词手段，即使创造再多的新词也无益于问题的解决[19]。

如在研究最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减速的过程中，很多人并没有从根本上找到原因，没有找到导致中国产业空心化的真正原因在于金融过度化。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曾经推行的经济市场化把金融市场化地位抬得过高，虚拟经济和资本泡沫给人带来一种表面的繁荣，从而导致金融资本逐步偏离了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质目标。应该说，无论是当前还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还是金融问题，本质上是中国金融市场越来越偏离实体资本所形成的问题。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促成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有机融合，为实体经济输送长期流动性，用以促进实体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关这个问题尚值得几代智库专家深入开展研究。而很多经济领域的智库专家，出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去分析经济减速的核心和实质问题，转而在外围展开长篇大论式的论述，并且创造出一系列全新的名词，来诠释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以此避开实质性的研究内容。

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许多专家结合时代内涵发现过有待解决的很多潜在和现实的重大问题，也提出了很有创意的全新名词，但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不能完全“靠过一段时间又出一批新词”来解决，这种现象与许多智库专家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肤浅密切相关。客观而言，即便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飞跃，但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具备可持续性仍然有待观察，经济结构中仍然存在需要挤出的大量“水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尚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存在。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经济结构出现重新调整和变迁，如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归、日本的安倍经济学，表面来看这一过程似乎在搅局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却是在经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后的“卧薪尝胆”，以期通过深层次的重新洗牌，来做足弯道超车的准备。这一点尤其值得智库研究者关注。

6  提升策略：基于新型智库未来发展方向

（1）改革人才激励与经费管理制度，做好高水平智库人才储备工作。新型高端智库建设需要由创新型领军人才作为支撑，高水平智库专业人才是智库服务政府决策的前提与基础，智库必须储备丰富的专业研究人员。智库人才应该是具有学术声誉的领头人，一般需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能够对国情和社会深刻洞察，熟悉政府决策和运行程序，掌握各种分析工具与方法，智库研究人员相当于政策设计工程师，他们利用各种专业知识和信息化与大数据分析工具，根据给定条件，针对各种现实问题提出最优解决方案，政府决策工作者针对实时情况进行宏观驾驭、动态把握、综合平衡。未来中国新型高端智库建设既要建立“优胜劣汰”的人才竞争机制，也要通过完善“旋转门”建立人才储备机制，以吸引更多的社会精英参与到智库研究中来[20]。

（2）完善智库质量管理和综合治理机制，督促智库生产出高质量和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高质量和影响力是衡量智库治理能力的关键因素，主要通过智库研究成果体现出来。而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又取决于高标准的质量管理和综合治理机制，智库质量管理和综合治理机制是提升智库研究质量的关键所在[21]。

首先，在智库治理机制中，完善智库评价体系，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激励机制，可以促进智库研究人员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因此，通过注重年度考评加强人员激励的措施也十分重要。员工的专业技能、智库成果在政策制订中的应用及其影响力，以及在重要期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是考察智库研究人员绩效的关键。考评过程中应该让被考评对象也共同参与，以便于提升员工技能和促进员工发展。考评的结果是对优秀员工进行各种物质和精神奖励的依据，给予他们更多的实惠，以此激励员工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其次，智库要开发多种筹资渠道，丰富研究经费来源，拓展社会资本投入，吸引民间资本支持，确保智库运营与智库研究的良性运行。

第三，完善智库研究者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旋转机制。这样既可以保持智库的内在活力，也维系了智库与政府之间的特殊关联。在“旋转门”机制的作用下，智库研究者通过在既定领域的长期研究所获得的影响力，获得政府高官的信任与青睐，从而顺利进入政府机关;而离任的政府官员也往往会选择智库研究，作为自己继续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这使得智库对政府的动作机制更熟悉，在进行政策研究时可以获得来自政府的资源与帮助，对继往和现有政策制度的透视更加深入和彻底，智库研究成果也可以通过“旋转”机制顺利进入政府机构并得到有力推进。

（3）以智库文化作为发展底蕴，强化自身的智慧服务能力。独立性、高质量和高影响力一直是智库遗世独立的生存资本，也是智库长期追求的价值目标。随着我国建设新型智库任务的提出，智库在迎来发展的大好时机的同时，也面临着提升治理能力的压力与要求。智庫治理能力的提升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智库价值理念上，以智库文化为底蕴形成多方面的合力，从智库自身来提升治理能力才是硬道理[22]。

一是智库要明确自身的战略定位。智库表达的既可以是特殊群体的人生信仰或价值理念，也可以代表相对客观中立思想。设立清晰的战略定位，便于智库明确自身的使命与寻找核心目标，确保智库治理能力。

二是智库要形成特色与专业优势。智库拥有的资源和研究项目各不相同，服务政府决策的能力也有所侧重。有的擅长于理论创新与原创性思想观点的提出，有的偏重于从事开发性技术评估和项目量化分析，有的擅长于发布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报告，有的智库通常更关注国家政策问题，有的智库则相对注重地方问题研究。

三是开发良好的服务方式与影响渠道。通常智库为不同的受众提供不同的策略服务，准确为这些受众寻找和提供良好的服务方式（如以单行本方式发行的公开出版物、或与关键人物进行非正式会面、或组织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等），成为提升智库影响力的重要渠道。

四是夯实智库的资源与能力，提升智库的社会影响力。如为智库树立良好的声誉，对研究项目进行深度研究，提出符合主流趋势的原创性思想，建立权威的研究队伍，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等等。

（4）营造智库研究所需的政治经济条件，打通智库服务政府决策的通道。智库的独立性要求智库研究过程中必须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智库为公共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服务，客观上又要求智库必须与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因此，智库必须拓宽影响政府决策的途径，积极推动公共决策制度的民主化、程序的科学化与信息的透明化，促成智库咨询与政府决策之间的常态化联系，为智库的繁荣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

而智库之间也需要加强交流与合作，要尝试与政府机关、科研院校等共建合作研究机构，实现智库与决策实体的跨界融合，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的协同互动，使智库专家实质性地契入到政府决策文件的起草与咨询中去，通过学术研究与产业、企业形成智库共同体，打通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通道。同时，扩大公共决策需求是促进智库繁荣与发展的重要土壤，政府必须开放更多通道，让智库能有更多机会真正参与到服务公共决策与国家事务中来[23]。

（5）培育智库成长所需的环境氛围，解决智库发展的出路问题。我国早期智库是国家附属机构，隶属事业单位编制，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智库在发展理念和管理方式等方面沿用传统方式，社会认可度不强、智库公信力不高、运营的资金基础薄弱[24]。发展到今天，智库仍然受到许多因素约束，比较突出的矛盾主要体现在智库受到体制约束上，智库在人才引进、资金支持、出国考察、经费报销、职称评定、业绩考核等方面，基本上与现行事业单位没有太大区别，没有发挥智库思想生产和知识组织应有的特色，未来我国必须加强对智库的培育与扶持力度，出台社会筹资和捐赠等相关的配套政策，为智库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7  结束语

随着公共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发展，在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社会的背景下，政府决策对民间智慧和智库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而智库也秉承“为民请命”的责任和担当，为政府决策提供智慧服务与智力支持。正是在这种政府决策更多地依赖智库的外在压力和智库服务政府决策的内在追求的双重要求下，理顺智库服务政府决策的途径与渠道显得尤其重要，可以大力提升智库在政府决策中的智慧服务作用。未来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健全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入推进，我国必须从大国治理角度来做好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的建设工作，而如何处理好决策咨询的价值取向和科学研究的理论依据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短期政策设计和长期战略规划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好理论前沿和历史遗留问题之间的关系，等等，将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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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omotion Strategy of New Think Tank Service for Government Decision Capabilities

Cai Rongying

Teachi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of Hunan Police College， Changsha  410138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nee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forms and developments on think tanks，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think tank service strategy for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which intends to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ink tanks. [Method/process] Us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of think tanks i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new think tanks， summarizes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new think tanks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of think tanks. [Result/conclusion]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external pressures of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relying on think tank services are increasing， and think tanks also have the inherent pursuit of serving government decisions. China must open up the channels for think tanks to serve government decisions， and promote the role of intelligence service and intelligence support of think tanks i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Keywords： new think tanks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national governance    intellectual support    intelligent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