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知幾的《史通》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其“直书实录”思想更有极大的先进性。但囿于时代之限制，其对于曲笔的批判仍然是有限的，其直书思想依旧未能跨出“封建史学二重性”之限制。但这一思想对后世治史者影响深远，极大推动了史家对“直书”的诠释与运用。

【关键词】：刘知幾 直书实录 二重性

作为中国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史通》在中国史学史上享有着极高的历史地位。而作者刘知幾对于修史者种种不良的修史方法感触深切，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直书实录思想，录入《史通》之中，影响后世。然而，刘知幾之“直曲之辨”虽有其极大的先进性与历史意义，但实际上其对于曲笔的批判仍然是相对片面的、有限的，其直书思想依旧未能跨出“封建史学二重性”之限制。经过分析，本文拟通过对刘知幾之直书思想进行梳理，分析其对于曲笔的有限性批判，从而探究其思想中的史学二重性体现及史学价值。

一、刘知幾的“直书实录”思想

“据事直书，实录无隐”是中国古代史学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而刘知幾其“直书实录”的思想则极大的继承发扬了这一史学精神。对于刘知幾而言，实事求是、文质相成应当是作为修史者的基本素养，唯此方能完成以先人立功、為社会立德，为后世立言的历史任务。而这一直书思想也几乎贯通于《史通》整书，尤其以《直书篇》《曲笔篇》《杂书下》等篇最能体现。

那么，何谓“直书实录”？即“不虚美，不掩恶”，不任意夸大历史人物的光辉事迹，也不任意掩饰历史人物的罪状恶行。同时，刘知幾提出修史的方式与现实因素的考虑都是极为重要的，若遇良主，自然应直书实录；但若遇憯急之主、暴虐之朝，则不应责其“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发奋修史，窃撰私存，以兹避祸，幸而获全，这样的方式反而为后世遗留了珍宝；若不能于朝廷全身而退，采用“咸杜口而无言”“各栖毫而靡述”的方式，三缄其口，不作诬谬，这样的手段亦不失史家之尊严。因此，史学家不仅要直书，更要判断环境，从而选择坚持直书精神的方式，这对于修史者而言才是莫大的挑战，更是“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深层含义。

在《史通》全书中，“实录”一词在出现了三十多次，可以说是贯穿全书的一个核心词汇，体现了刘知幾对史家直书实录的要求，与对史官守良知、书真史的呼吁。正因直书实录之难能可贵，刘知幾方才更提倡疑古精神，做《疑古篇》《惑经篇》，对历史事实进行大胆质疑与理性考证。这样的精神，不仅是直书实录对于史料真实性的客观需要，更是对于直书精神的方法论实践，其蕴含的理性主义萌芽实际上是远超于同时代人的，具有极大的先进性，更成为后世有志之士政治改革前的史学改革之精神内核。

二、刘知幾对曲笔手法的有限批判

直书精神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便是对曲笔手法的贬斥与批判。因此在包括《曲笔篇》在内的整本书中，刘知幾都在以各种方式对曲笔进行着激烈的批驳。作为直书实录的反面，刘知幾痛恨大骂其“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曲笔的原因很多。或是公报私仇；或是媚主求荣；或是利益相关；或者擅扬道德。这些曲笔的产生都是主观上谋私之举，因贪图权、名、利而为之，无论是个人选择，还是受人胁迫，如此的行为都使其失掉了作为史家的脊梁，“使忠臣义士羞”。

然而，刘知幾批判曲笔手法的局限性，正是因为他对于曲笔现象形成原因的认知是片面的，对于人伦道德所带来史学上不可避免的曲笔手法，刘知幾却评论道：“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不仅对于宣扬礼教干扰历史纪实这一现象不予批判，其更是在《史通》整本书中都贯穿着他对纲常名教的维护。在这一动机下，其在《自叙篇》中更直言其作《史通》的目的便是“上穷王道，下掞人伦”。而当面对宣扬礼教不可避免的修史失实时，他只能无奈的叹一句“虽直道不足，而明教存焉”。其疾呼直书精神与维护人伦明教之间的矛盾，深刻的反映出刘知幾史学思想之二重性。

三、刘知幾史学思想之二重性

首先应当明确所谓“封建史学二重性”之概念，即指在封建王朝中，史学家在为了记录历史而纪实直书与为了宣扬礼教而解构历史的矛盾中，无形产生的治史之双重标准。应当看到，历史上几近各朝史官都会受封建史学二重性之影响，他们会陷于纪实与宣德的两难局面之中，如此的矛盾在每一个修史者身上都有所体现。

实际上，这样的“封建史学二重性”在刘知幾的“直曲之辨”中体现的最为淋漓尽致。刘知幾疾呼史家应“不掩恶，不虚美”，以实治史，实录直书。然而在专制主义的影响下，刘知幾所能理解的更多是史官受诱惑、权贵之影响，以及修史者个人评价所导致的不客观性，对于史官在宣扬礼德、善恶褒贬中自发维护专制统治这一问题则毫无认识，对“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导致历史记录空白的问题更采取谅解的态度。如此，其直书实录之精神内核便不自洽，更囿于史学二重性矛盾而不能看透、跨越封建史学的真正阻碍。

结语

刘知幾对于曲笔的批判是深刻的，其对于直书方式的宣扬是极其具历史意义的。虽然这样的直书实录思想终不能跳出封建史学二重性的限制背景，但其直书的精神所带来的怀疑精神、理性思潮萌芽，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意义。

梁启超曾道：“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刘知幾的史学思想以史为工具、以人伦礼教为目的，这使他最终不能自圆其说；但是在刘知幾直书精神的大力弘扬下，“据事直书，实录无隐”的优良史学传统得以传承，“有信史然后有良史”的史学规律方才能为后人所用。即便受限于封建史学二重性，刘知幾依然能以其直书实录之精神，在中国史学千年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成为史家的脊梁。

【参考文献】：

1.刘知幾：《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3.顾颉刚：《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4.王靖：《论<史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二重性》，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5年。

5.亢菲菲：《论刘知几的史学求真思想——兼论中西史学之求真》，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15年。

作者简介：于畅（1999-），男，汉族，河南开封市人，历史学本科生，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