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邓小平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思想及实践，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邓小平理论精髓是一脉相承的关系;邓小平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思想及实践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实践基础，与邓小平理论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关键词：邓小平;左右江根据地时期思想及实践;邓小平理论;渊源关系

邓小平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思想及实践，是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红七军前委在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开创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主张和革命斗争实践经验，是邓小平重要的早期思想之一。邓小平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思想及实践，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未改革开放后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思想基础，与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二者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一、邓小平左右江根据地时期思想及实践与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邓小平理论精髓一脉相承

邓小平在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时期，敢于突破当时在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的成功实践，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邓小平理论精髓是一脉相承的。

（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思想及实践的根本出发点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邓小平等一切从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自觉抵制当时在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影响，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在统战、革命道路、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民族工作、土地革命、反帝斗争、文化教育工作等方面不断地开拓创新，体现了邓小平求真务实的思想和作风。

在统战工作方面，由于受大革命失败的影响，当时党内仍错误地将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阵营之外，甚至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国民党各派完全是反动的。为此，党中央和广东省委（当时广西党组织受其领导）认为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是“改组派”、是“军阀”，要求邓小平和广西党组织公开地与俞、李政权作斗争。当得知邓小平等试图与俞、李合作建立新的统一战线时，中央及广东省委对邓小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面对中央及广东省委的指示，邓小平从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俞、李的历史和现实，把俞、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加以严格区别开来，认为俞、李同情工农革命，与桂系和蒋介石政府有很大的矛盾，具有与他们合作共同反蒋的基础。基于上述分析，邓小平与俞、李政权实行真诚的积极的合作，建立起反蒋反桂系的革命统一战线，使我党很快掌握一支相当规模的革命武装，迅速打开广西革命工作新局面，最终为我党在广西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邓小平还排除“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扰，实事求是地做好争取李明瑞的工作，最终使李明瑞参加红军，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红军的高级将领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革命道路的选择方面，当时党内居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城市中心论”。中共中央“左”倾领导人及广东省委，要求邓小平和广西党组织围绕南宁、梧州、柳州三大中心城市来开展工作。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广西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排除军委部分同志关于在南宁举行起义的错误主张，决定把党掌握的革命武装由南宁转移到敌人统治较薄弱的左右江地区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避免了在南宁等中心城市举行起义重蹈广州起义失败的覆辙，从而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最关键的基础。

在根据地军事斗争方面，红七军、红八军成立后不久，受广东省委关于“夺取主要城市”指示的影响，红七军前委作出攻占南宁的错误决定。在进军南宁途中，敌我双方在隆安相遇并发生激战。邓小平从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回到龙州，了解情况后，立即电令红七军、红八军停止进攻南宁的军事行动。邓小平强调，我党在左右江举行武装起义后的中心任务和中心工作应该是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抓紧政权建设和红军建设，巩固根据地，而不应急于进攻南宁等中心城市。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纠正了前委攻打南宁的冒险军事行动，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保存了红军的实力。1930年11月，中央代表邓岗到右江传达中央的指令，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北上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要红七军进攻柳州、桂林、广州等大城市的任务。经近两个月的艰苦征战，红七军历经四把、长安、武冈等大小数十次战斗，部队减员过半，邓小平及时在全州召开军前委会议。会上，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总结近两个月来北征的沉痛教训，力主立即放弃进攻桂林的计划，以扭转红七军的被动局面。邓小平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从而结束了攻打中心城市和死攻硬拼的战术，使红七军的实力得以保存，最终汇入中央红军。

此外，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邓小平还以实事求是的思想和作风，在党的建设、民族工作、反帝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经济文化教育建设等领域大胆地开拓创新，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可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思想及实践的根本出发点。

（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过程，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动乱后，全党开始拨乱反正。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全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还审时度势，对当代世界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和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和平与发展己经取代战争与革命而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这就为我国集中精力搞社会主义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良好机遇。邓小平还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分析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产生的原因，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由此开创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命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理论，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概括。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并写入党章，1999年又载入宪法。

邓小平理论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哲学思想，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时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又说：“我读的书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1]38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灵魂，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原理上的，邓小平理论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来的。

无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邓小平早期思想及实践，还是改革开放后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结果，因此，二者是一脉相承的承接关系。

二、邓小平左右江根据地时期思想及实践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早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鄧小平作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首次独当一面领导一个战略大区域党、政、军等全面工作，在根据地内开展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推动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使左右江根据地成为当时举世瞩目的革命根据地之一。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及实践，为之后的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一）奠定了坚定理想信念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左右江的武装割据斗争，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神州大地，尤其是在落后的民族地区，敌我力量悬殊，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形下开展起来的。面对严峻的斗争局势，根据地军民不畏强暴，前仆后继，坚持斗争，即使困难重重也不放弃对民族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不放弃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信心，体现了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追求革命理想信念的执着性、坚韧性和自觉性。邓小平作为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组织者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最高领导人，在斗争最艰苦的时刻能从容应对，起到了凝聚人心为军民树立榜样的关键作用。经过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艰苦斗争，年轻的邓小平从中得到了不寻常的历练，不仅使自身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得到更进一步的坚定和加强，而且也使邓小平深刻认识到理想信念教育在革命事业中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正是基于对理想信念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邓小平多次强调了理想信念建设的重要性，形成了丰富的理想信念建设的思想。关于坚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邓小平谈到：“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够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是实现共产主义。” [1]110关于坚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邓小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现阶段的 “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1]209，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指出：“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206关于坚持爱国主义，邓小平讲到：“我们说要有理想，主要是两条。第一条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搞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条是爱国主义，就是要使祖国兴旺发达，具体讲就是把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搞好。”[2]邓小平关于理想信念建设的思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是指引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奠定了尊重实践，求真务实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在当时“城市中心论”占主导地位情况下，邓小平却崇尚实践，倾向于朱毛开创的“井冈山道路”，不惜违背上级关于在南宁、梧州、柳州三大中心城市举行暴动的指示，将党掌握的革命武装开进左右江广大农村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领导右江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过程中，邓小平考虑到右江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没有简单照搬井冈山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做法，而是采取先进行试点，通过试点的实践取得经验后再向整个根据地全面辅开推广的办法，在右江地区慎重地开展土地革命，得到各族群众的拥护。在与中央代表邓岗等人推行“立三路线”的斗争中，为避免直接冲突导致分裂，邓小平与张云逸等人采取先接受北上打中心城市的指令，待实践证明这一计划行不通时，邓小平抓住时机主持“全州会议”，结束了执行攻打中心城市计划和攻坚硬拼的作战指导方针，使红七军剩余的力量得以保存下来，最终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历经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斗争经验的积累，更加坚定了邓小平尊重实践，尊重事实，尊重群众的思想观念，并形成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良好作风。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领导拨乱反正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评“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143他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1]206。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更加强调坚持彻底的求真务实精神。他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382他强调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彻底的求真务实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邓小平同志果断从容处理了党和国家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指导党和人民劈波斩浪开创了党和国家改革开放事业新局面。

（三）奠定了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百色起义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城市中心” 论，然而这条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必须敢于突破教条主义条条框框的束缚，实事求是，开拓创新。邓小平等学习借鉴毛泽东、朱德开创的井冈山革命道路的经验，顶住教条主义的压力，在革命发展方向上，敢于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将武装起义选择在左右江广大农村，与当地农民武装相结合，造成了武装割据的形势;在统一战线工作上，邓小平等顶住党内“左”倾压力，与广西俞作柏、李明瑞政权建立起合作关系，迅速打开广西革命工作新局面;在发展革命武装上，将上层统战与下层兵运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党迅速掌握一支革命武装，为武装起义奠定了胜利基础;在开展土地革命中，既学习借鉴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做法，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在民族工作、反帝斗争等方面，在完全没有先例可借鉴的情况下，大胆开拓创新，为党在根据地开展民族工作和反帝爱国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经过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使邓小平积累了更加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奠定了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中国农民创造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及时给予支持，明确肯定“包干到户”是党领导下的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运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每前进一步都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结果。对此，邓小平鼓励干部群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出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258-259，372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实践中，邓小平正是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去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提出新思想、拓展新视野，从而不断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四）奠定了自觉抵制“左倾”错误倾向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邓小平亲身经历和感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以及跟“左”倾错误作斗争的艰辛。在革命道路发展方向上，中共中央“左”倾领导人和广东省委曾错误地指示邓小平和广西党组织，要集中力量在南宁、柳州、梧州三大中心城市搞武装暴动。在统战策略上，中央和广东省委更是错误地明确指示不要和俞作柏、李明瑞的广西政权进行合作，当得知邓小平正与俞、李开展合作时，对邓小平作了严肃批评，还扬言要采取组织措施进行处理。在开展土地革命中，邓小平吸收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了符合右江实际的土地革命政策。但却遭到执行李立三“左”倾路线的中央代表邓岗等人的批判，他们指责邓小平领导的右江土地政策是右倾“富农路线”。邓岗还传达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指令，命令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执行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结果，使红七军付出沉重代价，几乎段送了右江革命的火种。历经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与党内“左”倾错误的反复较量和斗争，使邓小平对党内“左”倾错误的危害性以及同它进行斗争的重要性有更深刻的认识，也奠定了自觉抵制“左倾”错误倾向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抵制和批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支持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领导全党冲破“左”的思想束缚。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长期以来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 “左”倾路线进行清算，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中国当代历史上最具深刻意义的转折。邓小平还多次批评“左”倾教条主义阻碍改革，不能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形而上学。他说道：“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375

三、邓小平左右江根据地时期思想及实践与邓小平理论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邓小平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早期思想及实践内容丰富，涵盖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和民族政策等多方面的内容，是邓小平理论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根基之一，与邓小平理论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一）党建理论上的渊源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提出改革开放的同时，指出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的领导。在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并将党的领导置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地位。邓小平强调：“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3]169因此，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现在的一切。邓小平根据新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这一客观现实出发，明确提出新时期党的建设目标是：“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邓小平还从执政党的特点出发，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他指出，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1]164

邓小平这些新时期党建理论，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邓小平的早期党建思想及实践有一定的渊源关系。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使左右江党组织在根据地的范围内已经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为了把革命根据地建设好，百色起义后不久，邓小平就领导红七军前委发布前委第二号通告，规定了党组织建设的目的要求、基本方针和政策原则。1930年9月间前委又发布了第六号通告，指出当时右江“党的任务当然是发展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力量。”并明确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在工农群众中建立巩固的基础，对于“红军的前途及右江各县群众工作均有莫大的关系。”为了完成好党在根据地局部执政的使命，邓小平领导前委从严治党治军，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的管理。前委除了规定有严格的纪律和廉政制度外，还在各级苏维埃政权中设立裁判兼肃反委员会，负责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反贪惩腐工作。在邓小平领导下，前委和苏维埃政府还严惩了一批贪腐分子。可见，早在在革命根据地时期，邓小平就认识到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的重要性，并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切实加强了党的领导，围绕根据地的中心任务开展党建工作。

（二）军队建设理论上的渊源关系

邓小平依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科学理论。邓小平反复强调，军队建设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东同志为我军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强调枪杆子必须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才能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可靠的组织保证。邓小平明确指出：“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1]304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政党、阶级和军队相互关系的学说，指明了我军阶级属性、国家属性、人民属性的一致性，有力地反击了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奇谈怪论。为了使军队能够胜任新的历史时期所承担的重任，邓小平还提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军队建设总目标，强调军队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理论，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邓小平的早期军队建设思想及实践是相通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期间，邓小平借鉴毛泽东三湾改编的经验，自始至终强调党对革命武装力量的领导。还在南宁的时候，邓小平通过张云逸、俞作豫等人加紧对广西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这三支武装进行整顿改造，除了对官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激发提高官兵思想觉悟外，主要是在各营、连中秘密建立中共组织，抓紧发展新党员，并将党员分别安排到各个连队当干部或教员，使党组织牢牢地控制住这三支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后，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邓小平领导党组织及时发布前委第二号《通告》，明确规定：“前委之下，各纵队设队委。纵队委之下，各营设营委。每连队设一支部，军官与士兵同志混合组织。”从组织上确保党对军队的领导。为了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邓小平还领导前委在军队中建立健全政治委员制和各级政治工作机关。营、连设政治指导员，团、师、军设政治委员，军、师、团设立政治部。各级政治工作机关对内施行政治教育，确保部队官兵思想、立场的正确性和统一性。

（三）经济建设理论上的渊源关系

创办和建设经济特区，是邓小平为使我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邓小平经济建设思想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和国务院就决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辟为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体制改革的试验场，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窗口”作用。邓小平指出：“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1]133 “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农村见了成效，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的改革。”[1]130可见，创办经济特区实际上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点”，而在农村打破原来的集体经济体制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个“试点”。这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邓小平在领导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时，先在东兰进行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才在整个根据地全面推广的做法，有异曲同工的效果。

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实行灵活多样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理论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曾经说过：“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4]就是说，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邓小平还提出“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正是有了这个标准，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改革动力，使得那些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得以成长起来。邓小平实行灵活多样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思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进行土地改革中，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实际情况，由农民群众自愿选择不同的土地分配办法，以及在百色实行灵活的禁烟政策等，同样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

（四）民族理论上的渊源关系

左右江为少数民族聚居区，邓小平等率领我党掌握的武装开进该地区后，根据民族地区具体情况确定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政治上，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禁止一切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大量吸收壮、瑶等少数民族优秀分子到地方党政机关工作，吸收少数民族子弟参加红军和赤卫军，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经济上，在根据地内宣布废除带有民族压迫性质的瑶役和一切超经济的剥削，取消苛捐杂税和债务，创造条件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文化教育上，创办劳动学校，让瑶、苗等少数民族子女免费入学，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开展贫民教育和扫盲运动。经过邓小平和前委的创新工作，我党终于把地处祖国南疆边陲的各少数民族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旗帜下，胜利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邓小平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思想及实践，成为改革开放后形成的邓小平民族理论的源头之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以及主政西南地区时期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在民族工作领域领导了拨乱反正，特别强调了新时期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等问题。邓小平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3]186 1987年，在谈到西藏工作时，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1990年他又强调：“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除了强调要帮助少数民族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权利外，邓小平还强调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1]247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区域自治遭到破坏、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邓小平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提出“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邓小平还多次指出，民族地区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在于干部。因此，必须“注意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5]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2]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60-1061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4]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

[5]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作者简介：黄志雄（1958—），男，壮族，广西西林县人，百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史党建。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邓小平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思想及其实践研究”（编号：12XKS005）階段性成果。